【大纪元6月16日讯】每当提到人权时，往往只是指言论、结社自由的权利，这些权利常常被认为是社会文明达到一定程度时公民所应充分享有的权利（至于宗教信仰，半个世纪的马列主义已使得中国绝大多数人没有宗教信仰自由的需求）。中国的文明已达这样的水平，老百姓已有这样的需求，可是我们不仅没能满足这样的需求，尤其对于中国农民，他们的生存权、教育、发展权等最基本的权利都未能得到保障。他们最迫切需要的是消除贫困，接受教育，人身免于受伤害，人格免遭侵犯等较为原始的，基本的权利。根据宪法，他们是公民，他们已承担了公民的责任，但他们并没有被当作公民对待，而是当作臣民。
人类为了免于无序状态，成立了国家，由政府统治管理，当人们还是”臣民”时，在政府（统治集团）供职的人就是”父母官”，当中国变成了社会主义，”父母官”演化为”人民公仆”，他们的职责是”为人民服务”，这些名不符实的陈词滥调被现代人改称为充满民主气味即充满洋味的”公务员”，名称改变了，性质未改变多少，甚而有时变得让人们愈来愈失望，愈来愈愤怒。公务员们享受了他们特有的权利，却不去承担他们的责任，不该做的做了很多，该做的却做得很少。
I 妇女权利
妇女地位的提高，男女平等的体现是二十世纪文明的一个重要标志。进入二十一世纪式的文明，男女平等应是自然而然，不必挂在嘴边。二十年代开始的妇女解放运动使得八十年后的中国城市大部分就业妇女已经差不多享受到了男女平等的权利，尽管在就业上还有一些偏见，而在中国的乡村，男尊女卑的陈腐观念还在笼罩，家庭暴力屡见不鲜。
李和廖都已四十出头，两个儿子也进了初中，李做点小生意，廖在养护段工作，李的兄弟办一所私立学校，她就到食堂来帮煮饭，很少回两百里外的家，三十晚也没回去过年。”要是回去过年，这个新年他又要打我几次”，”只要他喝了酒，不是打就是骂，骂我吃他的饭，要我滚出去”。她在食堂里干了三年多，省吃俭用积攒了约有三千来块钱，有做生意的本钱，可以不再依赖什么了，她于是提出离婚，有熟人帮忙，四个多月后法庭下判决允许离婚。
写离婚诉状时获知廖经常打骂她，把她赶出家门，她去外面租房子，他又去骚扰，甚至跑到街上把她的菜摊掀翻，把卖的蕃茄之类踩个稀烂，把她拖回来……，因为和弟媳相处不好，李又回去那边做小生意，顺便照顾两个儿子，廖来求饶，保证以后绝不喝酒，他们又合到一起，不到两个月，”他又打我了，我到外面租房子，他有事无事去找我”。李有三个弟弟，远水救不了近火，况且虽然离了婚，有两个儿子牵扯在一起，许多事情还属于家务事。如果李找不到合适的男人，廖还会来骚扰，也许合一段时间又分一段时间，再分又再合，再合又再分。
李小时候的邻居罗是中学教师，她的丈夫在某小学任教，女儿已念初中，他们一直没调到一起。”要是在一起生活我就成了他的奴仆，他要的是佣人、是老婆，而不是妻子，特别是他和酒友们在一起时，有事无事他都要你站在一旁伺候他们，否则就会挨一顿”，”有两次他打我时下手太重，一次我卧床不起，另一次去住了两天院，我同他离婚，他就写血书向我和家人发誓，后来没再打我，但已没有感情可言，于是就离婚了”。”无论从哪一方面，他都配不上我，不过提出离婚时他很爽快，因为我不想再要孩子，而他和其弟妹们都希望他有个儿子”。在小地方，罗和其丈夫也算得上有知识、有身份的人，要是罗没有职业，只好将就过日子了。
在小乡小镇、在农村，象罗那样有职业，有独立生活能力，又有本事的妇女极少，小岑没有那样的本事，要是在以前，她连想都不敢想要离婚。小岑在念初二时和黄谈恋爱，黄只念到小学，失学多年，比小岑老练得多，小岑放学回家，黄不让她下车，把她拉回去，木已成一舟，老人只好同意成亲。黄脾气暴烈，是个闲不住的小伙，但他懒于干农活，不是赌就是偷，已有了一个儿子，贼性不改。没有赌资，他把田里的谷子，山上的桐籽都押上，每年辛辛苦苦耕种管理，到头来是他的赌友们去收割，小岑只要唠叨几句，不是挨几巴掌就是几脚。有一次黄去赌钱，小岑去把他叫回准备上山干活，黄当着众人的面一顿毒打，小岑被抬到医院，经县医院诊断，由于内伤，小岑已失去生育能力，住了一个月才出院。小岑的哥哥在省公安指挥学校当教员，又开了一个馆子，叫他妹妹去帮忙，黄因盗窃牛马五次被判七年，小岑趁此机会提出离婚。许多劳改犯都是坏家伙，被判刑后他们的妻子没几个要离婚，因为他们无处可走，回娘家不一定呆得下，嫂子、弟媳绝不会欢迎，并且分田分地只分给儿子，女儿早晚要嫁出去，没有份，有些是因有了好几个小孩，去哪儿都忍不下，守着丈夫的那份田地不会饿死，有些人没有孩子或者把孩子丢给公婆，横下心让人带到远处去卖。要不是她的哥哥能帮忙，要不是黄去坐牢，小岑除了忍之外没有别的办法，因为要得到一张离婚判决很不容易。小岑摆脱了黄的折磨，但他没文化，帮不上他哥哥的忙，娘家没田地给她种，有了孩子再去嫁人，选择面太窄，想请人带到外地又忍不下心丢弃儿子，奔波几年，黄减刑回家，他们又只能在一起。她很贱，可是自己无能找到好的去处。农村妇女比她惨的很多，那些人根本就不敢提”离婚”。
陆和李结婚了七、八年，有两个小孩子，李就象一个虐待狂，经常打骂陆，要是李输了钱回来，陆就会胆战心惊，借故离家回来后可能挨打，呆在家里李也会找某个小岔子揍她一顿，打了以后不准哭叫，否则更惨，陆回娘家给哥嫂诉苦，想离婚，哥嫂都反对，李威胁说：”你哪天同我离婚，我就打死你哪一天”。惶惶不可终日，好几年如恶梦一般过去了。王是四弟兄的老大，刚结婚不久就带着妻子去承包荒山种玉米，几年后攒了近万元，他回家去修了一幢瓦房，妻子由于长年累月过度劳累，房子刚修好就病倒了，王去借了两、三千块钱也没把妻子医好，后事办完，王带着三个孩子又找荒山承包。陆找到昔日的熟人王，问王是否愿娶她，于是他们开始了近一年的流浪生活。
陆和王找人帮写离婚诉状交到镇法庭，庭长说那诉状要不成，他们于是交50元给庭长帮写，又交200元的受理费。交了离婚诉状，陆不敢回家，有时回娘家去躲，有时到亲戚家去避，哪个地方都不是久留之地，她又不敢和王一起去那荒坡木棚里住，因为未得到离婚判决，她担心李会告她非法同居或是重婚罪，庭长也曾当面警告过她。她对庭长说：”我要是回去，李就要杀死我，你叫我怎么办”？庭长回答：”他还没杀你，你怎么知道他会杀你”？”他威胁我不知多少回，要是我离婚他就要杀死我”，答：”等他杀了再说嘛”！庭长和李是同一个村子，与陆、王都是熟人，陆还是买了几斤干鱼去，”现在忙得很，没时间处理”，她又去问了几次，回答都差不多。我想不出什么好办法，只好不太负责任地对他们说：”你们就住在一起好了，万一他们要告你们犯重婚，到时候我再想办法”。受理费早就交了，东西也送了，只是囊中羞涩，菲薄之礼罢了。要离婚，法庭拖着不办理，他们不敢让别人知道住在一起，不离也不行，她已不敢再回李家，李也不再要她，托延一天就是多折磨她一天。过了好久收到开庭通知，她赶到镇法庭，开庭日期又修改了，过了一个星期，正式开庭，两个孩子各抚养一个，李家的东西陆什么都不要，夫妻俩一起修的房子也归李所有，其他的没有异议。李和他的亲戚们刚回家，庭长悄悄对陆说：”你已找到男人，他还没找到女人，他要你拿650元才肯离婚”，陆什么都不想，只要能离婚，什么条件都答应，庭长立即骑摩托车去追赶李。我对陆说：”那是敲诈你，开庭的时候不提，并且又不是李提这样的要求，真是莫明其妙，那钱你们不要交”。陆去问判决，庭长出差，再去问判决，打字机已坏，我写了一张条子给经办此案的一位朋友，朋友说该案主要由庭长负责，他不好讲话。陆去交了650元，”下星期来要判决”，第二个星期去，判决书已拿给王所在村的村长，又是莫明其妙，干嘛要把判决书拿给王所在的村，王去问判决书，村长说：”你先把36块钱的提存款交了再给”，王跑回县城和我借了一百元，判决书终于到手。为了这一张离婚判决书，陆和王从荒坡上的木棚到县城再到镇里不下二十次，所有的花销少说也要三千元，那一年的庄稼大半已荒废，三个孩子蜷缩在木棚里要吃没吃，要穿没穿，度日如年熬过了足足十个月，这十个月的精神折磨至少要让他们少活十年。
王的兄弟和其远房侄子也住在那山坡上，他们说：”那段时间几个孩子吃上顿无下顿，不是去这一家吃一碗，就是去那一家混一顿，个个几乎都是光屁股。他的神经好象有些不正常，不是两眼发呆就是忘这忘那，这个女人把他害惨了”。落到这般田地，最好的解释在他们看来就是怪”那女人”。我曾问陆：”你和王生活在一起不一定能过好，他有三个孩子，家里也很贫困”，陆说：”只要不打不骂，什么日子都乱过”。饭锅就在脚下，王还是把碗递给陆，”讨老婆不是帮添饭，讨来做什么”，王没有男女平等之概念，妻子就是老婆，老婆就是仆人。王不一定会打骂她，可她的下半辈子绝不会好到哪儿去。承包荒山的人多，已找不到好一点的荒地，王已三十七、八，诸事多磨，他已苍老了许多，远不象几年前那样精力旺盛，他们要抚养四个孩子，并且背了五、六千元的债。也许陆的前世造孽，有了恶运吧。
中国的离婚率日益上升，不过这大多发生在城市里，城市妇女有工作，她们可以不依靠男人而独立生活，她们的交往比较多，受到虐待或感情不和就会提出离婚，并且通常情况下不会象陆那样为一张离婚判决而要经受那么多的折磨。在农村，分田分地分房子只分给儿子，要是离婚你就必须搬出来，没有栖息地怎么敢离婚。在落后的乡村，你被虐待时没有几个人知道，一旦提出离婚就会遭人非议，男人想休妻他有许多办法，女人想离婚却难上加难，况且离婚以后孩子怎么办，天下没有几个好的继母，要是自己抚养，一个单身女人带一、两个孩子，苦日子还在后头。因此，农村妇女很少想过要离婚。提高妇女地位，保障妇女权利最有效的方法是使他们在经济上能够独立。不可否认，我们的社会存在许多毒瘤，这些毒瘤不消除，人们的努力将会白费功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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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妇女提出离婚时人们才了解到其家庭暴力，其他时候家丑不可外扬，没有离婚的妇女其处境也许还更惨，因为她们提出离婚的勇气都没有。当我们提到妇女权利时往往指家庭暴力的存在，可没受虐待的妇女其处境不一定就好过。
徐与王在十四、五岁时就订亲，徐不喜欢王，准备与其情人私奔，被发觉后，她和情人跑到山洞里去躲了几天，她的哥哥把她抓回来毒打一顿，用绳子把她呆在梁上直到第二天，她的哥哥请求王家接她过去，他们草草地举行婚礼，那年徐只有十六岁。结婚没多久就分家，王是老二，有四弟兄，田地少，又没房子，他们到邻县江边去开荒。王脾气温和，又能干，从不要妻子干重活，夫妻恩恩爱爱，开荒五、六年，积攒了三万块钱，王到邻县城里租一间房子，又学驾驶。他兄弟和堂弟也去承包荒山，干了几年后回来卖牛，又借高利贷，买了一辆敞篷车，刚开两个月就转手卖给王，王先付两万，还欠一万。王还未领驾驶执照，他们去拉西瓜时，他叫堂弟开车，自己坐在顶篷上，由于堂弟疲劳过度，车子翻到路坎下，王的双脚被压碎，他对堂弟只说了一句话：”我的腿好象断了”。当被送到地区医院时，由于失血过多，王死去了。
王的父亲因侄子（王的堂弟）没有钱给，气愤之余，冲到侄子家把侄子的母亲（他的嫂子）毒打一顿以致住院，没几天，王的父亲精神崩溃，上吊自杀，王的堂弟也被送进牢房几个月，两家人从此结仇。也许是徐的命不好，她本不该嫁给王，她的哥哥打她，用绳子吊她，没多久那伤痛会好的，悲惨的并不是那几拳几脚，而是她丈夫留下的三个孩子。破车子卖了一万四，把丈夫到地区医院来回的花销以及处理后事扣除，只剩下几千，堂弟的五千多可以不还，王的兄弟的五千没有理由不给，尽管你遭了大难，可他没有责任。二十三、四岁的农村妇女要带大三个孩子，辛酸的日子还在后面。丈夫没有抛弃她，只怪命短，没有人去剥夺她的权利，只怪命苦。
阿乐与阿南结婚已有十年，阿南家弟兄多，结婚后住在一个小偏房里，几年后他们也加入荒山承包大军。承包荒山的大多是年轻夫妇，有些发了点小财，多数人也只勉强维持生计，阿乐、阿南属于后一类。计划生育政策搞得很严，可这些地方有三、四个小孩的很平常，一是计划生育工作尤如政治运动，有时很紧，有时有些松懈，二是对流动人口很不好管理，三是如果没有儿子，他们想方设法都要生，四是没有采取避孕措施或避孕方法失效，不可能让夫妻不在一起睡啊，有些夫妇怕罚超生款，只好不敢同床。
人一旦物质贫穷，精神上也贫困，就很难成为伸士，成为君子，这些褒义词常常都是用来形容那些不是拥有大量物质财富就是拥有极强的自信心抑或称为精神财富的人。贫困落后之人要是其欲望超出他的能力，他会想入非非或是做出愚蠢、邪恶的事情出来。阿南的妹妹常遭其丈夫虐待，阿南就把他妹带出来给另一个人带出去卖，没几天男方一家到某地去把人找回，他未得一分钱，并非因此就不负责任，因为他只是被那个人骗而已。阿南后来被判五年。要是回老家，家已不象家，要是呆在荒坡上的小木棚里，一个妇女带着四个小孩，一家子的苦日子可想而知。要是有人要，她可以把孩子拿去送人，自己请人带到广西广东去嫁人，有可能带去的人也会被判至少五年，那可以不管他。也许是担心阿乐走投无路时会走那条路，也许是为了帮助照顾孩子，阿南六十五、六岁的老父亲到木棚去和阿乐及孩子们住在一起。无论是打是骂，女人总想有个男人作依靠，无论是乐是苦，她及孩子们也会活下去，恶梦般的五年早晚会过去，以后是否会更好？我很了解阿南，他不是一个好丈夫。
黄结婚的那天，有个怀了身孕的姑娘在其亲友的陪同下到黄家来呆着不走，后来不知费了多少周折，又花了几百块钱，总算把姑娘和其亲友劝走，婚礼才得以如期举行。那时仗着父亲是国家干部，他春风得意，想要就要，不想要就甩。婚后他也不爱呆在家里，出门做生意；钱倒没赚，除了亏大本还进去监狱几个月，不是其父亲他也许会被判刑。因某件小事他把老流氓的表哥砍成重伤，逃到外地两年多，后又被判三年，他父亲已死，帮不了他。黄是个慷慨大方的男子汉，不是通常意义上的坏人，但他不是丈夫，也不是父亲，并且把一个沉重的包袱丢给其妻子，一丢就是十几年。我问从前的一个学生：”小建设（黄的老大）在你们那儿读书没有”？”小学毕业就回家了，他妈交不起学费”，”黄不是已回来了吗”？”那人刚回来又走了，他是不会呆在家的，不抄家就算好了”。黄的妻子还能住在她与黄一起修的那幢瓦房，也还能耕种黄的那份土地，其代价是独自一人帮黄扶养三个孩子。
黄赚钱的本事小，养不起情妇，偶尔找到点钱，至多是去嫖一、两宿。有些大老板就可以养三妻六妾，我帮你生养孩子，供你享乐，你给我钱，等我有了钱或找到更好的依靠也可以离你而去，人活着不为钱为的是什么，因此有极少数妇女也愿意当大老板的情妇，而陆的三个孩子的母亲既不是陆的情妇更不是妻子。
陆的的确确是个人贩子，他很奸滑，要么姑娘没逃回来，要么逃了回来，怕丢丑，不光彩的事就当它没发生。要么他拐卖去的妇女其家属不知道是他干的，要么他把拐卖得来的钱分一部分给姑娘的父母亲，因此没人告他，经过他手里的妇女至少一、两打，他仍安然无恙。他因某案件被关几个月，罚款2万元，陆不敢掉以轻心，他怕东窗事发，一大堆拐卖足以让他上刑场。开庭的第二天其姘头立即抱两万元来交，他被判处缓刑。他把小姨子带到县城租房子住下，小姨子为他赚不少钱，另外还有一、两个姑娘，他租的房子就是一个淫窝。孩子的母亲到县城，她的亲妹子也当仁不让，陆当然也不屑一顾这乡下妇女，她几乎每一次都是空手而归。陆已忘掉那个家，可不知孩子们忘掉那个孽父没有，陆不可能离婚，一旦离婚，他就必须承担抚养孩子的责任，不离倒是自由得多，孩子的母亲一是舍不得那几个孩子，二是离了婚也无处可走，再过十年，孩子大了她也就轻松一些。她名义上有一个丈夫，实际上二十多岁就守寡。
华夏民族几千年来遗传下来一个变态的基因，孩子们长大后无论如何也要去寻根，尤其是男孩子，也许他的父亲或母亲从未养过他，也许从未见过他，也许只是其父亲一时的玩乐留下的私生子，只具有生物学上的父子含义而没有养育之恩，但长大以后想方设法寻找父母亲，为他们披麻戴孝，这被认为是千古美德，实质是悲哀。不管陆以后走到哪儿，孩子们都要把其骨灰运回老家埋葬，不管陆把孩子的母亲当作管家还是当作佣人，孩子的母亲死也是陆家的鬼。没多久，陆把小姨子卖到不知哪儿去了，他又去寻找新的猎物。
孩子稍大一些，陆妻忍痛跑到不知哪国哪乡。大女儿天天哭，把陆给他的钱一分一分积攒，”等有足够的钱，我要去找我的妈妈”，钱还没有攒够，她也还没有长大，在医院病死了。当奶奶给她换衣服时才从内裤自缝的袋子里发现有几百块钱，她母亲不知道女儿已死也不一定知道女儿想去找她，几十年后在天堂里见吧。
中国的乡村妇女有许多常被虐待，有许多不被当作妻子，而只是当作佣人，有许多被人贩子或是其父母当作商品卖给其他男人，更不用说能享受到城里妇女常享受到的人生的种种乐趣。要是父母有能力但为了自己的幸福而不抚养孩子（尽管只是极少数），孩子也不必要尽到赡养老人的义务，要是男人不愿履行做丈夫的责任，你何必去做贤妻？中国妇女许多古老的传统美德是以牺牲妇女权利作代价。
如果我们和大多数农村妇女一样没有男女平等的概念，也许我们就会减少许多烦恼，可是两百年前的法国大革命和美国独立战争使人类有了人权之概念，社会愈进步，人类对妇女的权利愈重视，有了男女平等之要求，并且文明国家及中国城市的妇女她们已差不多享受到了男女之平等，但中国农村妇女与男人的不平等，她们与城市妇女地位的巨大差距之现状以使我们不得不扪心自问，为农村妇女，我们已经为她们做了些什么，我们又将为她们做什么。要使中国农村妇女的权利与城市妇女的权利得到同样的关注及保护，中国还需要走很长很长的路。
II儿童、教育权利
中国九十年代的农村孩子比六、七十年代的农村孩子过得好，一是生活水平有了提高，二是孩子们能得到父母更多的爱。六、七十年代，农村每个家庭要有六、七个孩子，孩子多，又贫穷，吃不象吃，穿不象穿，生一个也是养，生一群也是养，只要活下去，长大后他们会自谋出路。现在每个家庭只有两个（或者三个）孩子，又不能想生就生，许多夫妇都已动了绝育手术，每个孩子都是宝贝。绝大多数的父母都爱自己的孩子，只是有些父母心有余而力不足，有些父母是”不打不骂孩子不听话”。
小露露有九岁，刚升二年级读一个月就回家，她读的那所私立小学就在城边离她家几十米远的农舍里，是复式教学，一个教师同时上两、三个年级。从乡下到城里来打工或做生意的农民不断增多，他们没有城镇户口，多数人也没有关系，他们的子女进不了公办小学。虽然这类学校教学效果很差，在这小县城里有好几所，好歹也能让孩子们有个念书的地方。小露露的书放在教室里被人偷走，她妈妈干脆让她回来带小弟弟。
小露露的爸爸和妈妈离了婚，她妈妈改嫁，继父姓陈，其小弟弟只有一岁多。她的继父是木匠，每天都要出去干活，不爱言语，既不说她好也不说她坏，但小露露不太喜欢他，如果只有继父一人在家，她总想跑出来玩，继父早出晚归，这样的机会不多，她妈妈是个很能干的妇女，力气大，又勤快，几乎每天都出去打零工，挑沙挑砖拌泥浆之类，一天能挣十多块，”苦干几年就可以回去修幢平房子”。夫妻俩每月毛收入也许有八百来块钱，他们却吃得很简单，也许我运气不好，一个学期除了炼油的油渣，我没碰上他们家吃肉。他们一家四口只租一间房间，偶尔我借凳子到楼上看书，他们那个小房间里有两张床，一张床有垫棉，另一张只有席子，上面有床单，都没有蚊帐，屋里杂物堆得乱七八糟。
房东没住在那里，这只有一层的平房有三间，小露露家和我，还有一对也是到城里来打工的年轻夫妇，每家房客各一间，刚进门有一个比房间大一点的小天井（院子），是那两家人煮饭的地方，小露露每天的活动空间被她妈妈限制在这小天井和那房间里。本来我是想到那儿会安静一些，可是那小空间比学校还吵。小露露的妈妈每天六点就起床，去挑水，热饭吃，两个小孩也起来，她妈妈的声音特大，一家子闹哄哄的，一个多小时就出门，”把门插上，不准到外面去玩，把小画画带好，十点过就可以煮饭等妈妈回来”。小露露总是闲不住，一早上大半时间在那小空间里不是唱就是跳，小画画拿一根小棍子敲门敲桶，当爸爸妈妈不在家时两姊妹很开心。大人们十二点过回来，吃完早饭已是两点，又出去干活，两个小孩又和早上一样又敲又打，差不多天黑她爸妈才回来，吃完饭还要洗衣服，约十一点才睡觉。小露露也不时地背着弟弟到这边学校来看电视或和小朋友们一起玩，她妈妈知道不是打就是骂。那一学期我看到小露露被打骂而哭不下二十次，有好几次被罚跪，有一次可能是她继父的脸色让她恐惧，小露露跑出门去哭又被她妈妈打几巴掌，她失踪半天，晚上的时候她妈妈才到离城两、三里的路上把她找回。”吃油吃辣随她吃，买苹果、买瓜子回来也没少分给她，她就是不听话”，关在小天井里的小孩肯定想出来玩，无论怎样打骂，她总是”屡教不改”，”她陈叔对她好，但她脾气和她爹一样，她爹又不要她”。听说美国人只要有邻居给员警报案你打孩子，你就可能被起诉，可我除了偶尔劝说几句外，从没试图要报案，因为，中国法律还没有规定：”打自己的孩子也犯法”。
不知道小露露在学校时成绩如何，她的善通话讲得既标准又流利，有客人来或是与那对年轻夫妇争嘴时她总是占上风，她反应很快，表达能力特别好，不过她绝对成不了节目主持人，她总是对人讲：”我妈说如果我把小画画带好，等小画画长大我就可以再去读书”。我听到她念了多少次，每一次我都有点心酸。
平房的隔壁有一幢茅草房，也属于同一个房东，老房东不知怎么弄到了那么一大块地盘。房子没人住，房东有退休工资，子女都有工作，除了为子女搞房地产外，那房子没多大用处。茅草房里住着两姊妹，他们的父母去承包荒山，在县城里有个落脚点好让孩子们念书。姐姐看上去有十五、六岁，在某小学念四年级，她的父母可能是想让她照顾年幼的弟弟才给她读书的，小姑娘还养了两头猪。弟弟在另一个小学念二年级，我看到他不爱去上学，衣服裤子都是脏的，他好象也常常不洗脸洗脚，他姐姐也可能太忙，也可能不太会料理。虽然两姊妹有条件念书，和没条件念书的孩子没两样。
我二哥有四个孩子，两个女孩，两个男孩，老四还没到念书的年龄，老大、老二两个没进过学校。在我老家，女孩子有许多没进过学堂，能够念到初中毕业的女孩我们寨里两百多户人家二十年来只有两个。我们镇是全县文化最发达的镇，可是因少数民族思想落后，经济又贫困，即使男孩子能念到初中的也不多。汉族寨子情况好一些，由于经济上的原因，大多数人也只能让男孩子们在就近的镇中学念初中，他们不敢让孩子读高中，能考个中专中师在镇中学十个难得一、两个，有些乡镇一个都考不上，每年初中毕业生考上中师、中专大多集中在县城的几所中学，那只有经济条件较好的农村学生才读得起。
每当提到儿童权利时人们往往只会想孩子是否被打骂，计划生育是使孩子免遭父母打骂的最好手段，两、三个孩子哪一个都是宝贝，即使继父继母对待不是自己亲生的孩子也不一定打骂，不过他们常常给予的爱心不够。没有家庭温暖孩子就不想呆在家，有时会被不良分子拉下水，加入小黑帮，进而危害社会，这种现象在城里并不少见。然而，随着时代的进步，儿童权利应该是其接受教育的权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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某少数民族乡96年底四年级学生共303人，其中女生77人，升到五年级只有262人，女生53人，到98年底升入六年级只有230人，女生45人，学生人数下降不是因留级而是因失学。该乡每年小学毕业生能考上县一中只有几个，还有一些交高费，一些到县城的两所私立中学就读，每年约有二十来个，不过初二、初三有些又转回乡中学，这些学生大多是父亲有工作或做生意发了财的，还有一部分学生留在乡中学，从六年级毕业的学生能进初中只有不到一半。
该乡96年六年级有154人，女生22人，97年在乡中学的初一有50人，女生11人，98年升初二剩下36人，女生4人，据辅导站介绍及学生统计表，每年该乡小学一年级学生保持在500名左右，女生占40%。乡中学初三学生96年底有16人，女生没有，97年有11人，女生1人，98年底25人，女生5人（有几个从县城转学），如果把到县城就读的每年约20个加起来，这个乡从小学一年级能读到初中毕业的学生不到十分之一，要是把到县城读书的较富裕家庭的子女除外，比例要低得多，更不用说女学生的比例。
另一项统计是分年龄段，不包括在县城读书的学生，也即平民阶层子女入学统计。15岁年龄段96年底共285人，女生140人，在校学生数共49人，女生9人，97年15岁年龄段共269人，女生148人，在校学生74人，女生6人，98年此项统计据介绍不准确未列入。类似情况全县约占三分之一。
在中国这样的落后状况不多，主要集中在少数民族地区。九年义务教育（不是免费教育）实施了好些年，教育不断得到改善，然而世纪末的中国还有许多地区其教育如此落后，十个孩子只有不到一个初中毕业（城里达90%以上），许多女孩子只念一、两年书甚至没进过学堂，我们自诩”文明之邦”，报纸、电视”小学入学率100%”，政府工作报告”全省各县基本脱盲”，国务院统计数字”中国经济增长率年均8%”……那是另一个国度不是我们所见的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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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城里，少年儿童除了读书就是玩，乡下的孩子读书之外还要做家务事，有时放牛，有时砍柴，有时做饭，能做就做，农民们一年到头总有做不完的活路。有些大人会要孩子做这做那，有些则”我自己做，看书去”，但懂事的孩子看到大人们忙里忙外，他们总要去帮这帮那。乡下教学质量太差，家里又忙，每学期统考后城里的学校教师会问：”有不及格的没有”？而乡下的教师则问是否有人及格。乡下的学生比城里的学生能干得多，可是人类对”知识”下的定义是”知识乃是文明世界的东西”，因此在”知识”领域乡下的学生”笨得很”，条件好的家庭其子女能到城里中学念书，机会均等。
望子成龙，家长们都想把孩子送到教学效果好的学校，”只要我的孩子考好，打骂也没关系”。某私立初级中学建校已有十多年，每年中考都有三、四十个学生被录取，对教育的贡献不可磨灭，可是所采用的手段比以前的私塾先生还严厉。搬到县城以前校址在一个小乡里，天高皇帝远，教育部门及学生家长也是”不管白猫黑猫，抓住耗子就是好猫”。该校教师素质比较差，不过中考还是学期统考其成绩名列前茅，如果学生考不好，有打板子，有脚踢，有扭耳朵，有关在教室里直到半夜，有被罚跪，并且要跪在泥泞的牛路上，甚至要学生去跳粪坑，至于讽刺挖苦学生那就太微不足道了。成绩好的学生倍受宠爱，成绩差的学生经常受折磨，有些实在呆不下去不是回家就是转学，正合学校老师们的意，差生自己转走，升学率几乎都是全县数一数二。附近的公校或私校管理差，质量差，家长们都愿意把孩子送去，甚至还有少数城里的学生，不过因伙食太差，条件太苦，可能还有严厉的惩罚，几乎都转走。
为了扩大招生，该校搬到距县城一公里的某废弃的厂房重建学校。在乡下时用木板当桌子，到了县城，六个学生同坐一张长课桌，一个教室有一百二、三十个初中学生，这么多的学生，不听课的学生很少。我问学生：”校长夫人只是初中毕业，你们政治考试考全县第一，那老师教得很好吗”？”她要学生背的东西谁背不得，不是扭耳朵就是关在教室里不准吃饭，有时她就守在打饭的窗口，谁背完谁就打饭”。校长的妹妹是中师毕业（师范不开英语课），她用在初中学过的英语及自学部分高中课程教那些初中学生，她的学生的英语成绩在县统考不是第一就是第二，本科、专科的英语教师教的学生也考不过她。”谁背不完英语单词，她就把他（她）关到半夜，有学生上课时打瞌睡，就会挨几巴掌，有时她一只手拿着书正在教英语单词，一只手却在掐打瞌睡的学生的耳朵，血流到脸上她还不松手”……该校的考试成绩是一流的，学生的潜力几乎已被挖尽，他们只抓主科课，中考不考试的历史、地理、生物、音体美他们很少上课，初一招进来的学生到了初三只剩三分之一多一点。家长及其子女都知道那所学校”爱打人”，可该校学生生源不成问题，城里的学生被打一巴掌，其家长会去到学校或教育局，但乡下的学生和其家长都很”贱”，只要让他读书能考上学校，打一点骂一点没关系，身上的疼痛及人格上的侮辱不必计效，要是回乡下干农活那才是一生的悲哀。某学生家长告诉我：”我那女儿很乖，她是班上前三名，因为她没能把老师交给她辅导的那几个同学辅导好，被扭了一次耳朵，她已习惯那里的生活，尽管生活苦一点，又常常看到同学们被扭耳朵而有点怕，她还是不想转学”。我们社会对教学的评估方法或许就是我们的价值观是这种教育手段得以生存的土壤。
每个学期统考和每一年的中考评比促使各个学校想方设法提高教学质量，学校把达标任务与工资、资金挂钩，教师们也想尽办法完成或超额完成达标任务，调动教师的积极性的确是件好事，学生受到的压力却是前所未有。除了读书、吃饭、睡觉之外几乎没有娱乐时间，每天的课都排得满满的，学生没有自己支配的时间，偶尔漏出一点点时间空隙也被教师们用来补课，教师成了工作机器，学生成了学习机器，为了中考就猛抓主科，为了统考得名次，那些历史、地理、生物及毫无意义的政治也抓很紧，有些班级只抓语文，有的班级只抓英语，有的却只抓政治，评比结果，有些班级或学校政治或生物全县第一，而语文、数学是全县倒数，本科生没有专科生教得好，专科生没有中师生教得好，教给学生的知识越多，你的学生考试的成绩也许越差。学生更累，教师布置的任务必须完成，除了主科，史、地、生、政治教材又是一大本。为了考上县城中学，小学生很累，进了初中更累。
七十年代，小学文化也可上大学，那是滑稽的时代，八十年代不论贫富，成绩好就可以进入中专大学，公费教育使得山旮旯里的才子也有机会出头，九十年代初期，大中专包分配，乡下学生拼命也要考个学校，家长们东挪西借也要把子女送出头，九十年代中期开始，各个学校收费猛增，尤其是大中专学校，使得许多农家子弟望而止步。学校都是全自费学校，分数高低一个样，有钱就读，读书是技术培训，提高能力的机会，没有钱，无论你怎样聪明，你没那样的条件。你的同学考50分时你考100分，但他有钱去念中专大学，而你没钱只好失学，十年二十年过去，他是经理董事、是县长、州长，而你 是个农夫，也许你是天才，靠打工成了老板，可绝大数贫穷人家的子弟却不是天才。这个时代一个人的成功往往取决于他的父母，没有人剥夺你接受教育的权利，只怪你父母没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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