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纪元6月3日讯】（大纪元记者骆亚采访报导）去年11月逃离中国的民运人士、中国地下民运刊物《钟声》和《民主中国》创办人孙立勇前不久在澳大利亚获得政治庇护。在他抵达澳洲之后，心里一直牵挂狱中的难友们，在自身还未完全搞定的时候，就和朋友一起筹画如何从实际生活上帮助国内的受迫害人士，成立了中国政治受难者后援会，他们除了在经济上援助国内受迫害人士，而且还定期在大纪元上披露这些人的近况，呼吁更多的人关注他们。孙立勇在自己并不宽裕的生活，不但省吃俭用而且不畏劳苦，在第一份工的空档时间，去酒吧、俱乐部捡瓶子，以期最大限度的发挥自己的能力。悉尼自由知识份子邱岳首先生曾经以孙立勇在澳洲打拼的故事撰写的一篇文章题为《从捡瓶子做起》，看过的人都被他的精神所感动。
人嘛，只有享不了的福，没有受不了的罪
孙立勇来澳后一直在搬家公司做工，由于一段时间以来澳洲地产业不景气，搬运公司也有点受影响，三天打鱼、两天晒网，为了生存，在没有搬家活源的情况下去酒吧和俱乐部捡瓶子。他说：这样好歹一天也能挣个几十块钱。人嘛，只有享不了的福，没有受不了的罪。何况我这也不算受罪，凭劳动住房、吃饭呗，还能节省下一些钱帮国内的朋友一下，我心理挺高兴的。但有时我心理也挺别扭的：你说我有自己的国家，但它容不下我，逼得我背井离乡，与父母、女儿天各一方，每当想起这些我的心理就难受，每当想起这些就会更加坚定我与中共专制政权斗争到底的信念。”
释放的难友更多的是经济上的窘迫与潦倒
孙立勇从自己7年狱中生活的感受认为关注国内的难友，不仅是狱中的，更多的还是被释放回来的。因为在监狱里不愁吃穿，主要是精神摧残，日子相对好过一点，而释放回来的就不一样了，除了“敏感日”期间的精神摧残外，更多的是经济上的窘迫与潦倒，他们大多在刑满释放后要么妻离子散、要么一贫如洗。只要提起他们，他就会悲从中来，他说：“因为我认识他们中间太多的人、我知道他们今天是在过着怎样的日子，因为他们是我的朋友是我的同志，他们只因为爱国、因为讲了真话、因为履行了宪法公民的神圣权利与义务，就被投入监狱了。”他常跟朋友表示广厦千万，夜卧七尺；家有万贯，一日三餐；我孙立勇赤手空拳逃来澳洲，凭体力劳动还能拼上几年，自己在有吃饭有房住的基础上帮一些国内的朋友，我的心里会好受些。
江棋生博士一段颇有意思的经历
孙立勇回忆起江棋生博士曾给他讲述的一段颇有意思的经历，他认为这段经历或许更能说明他自己的心态：几年前江棋生在给一位“六四”死难者家属送去国际人道捐款时，不幸被员警抓获，在审讯他的时候员警问他：“你知道为什么抓你吗”？江答：“不知道”。员警说：“因为你给“六四”死难者家属送钱”。江答：“这件事本来是应该你们干的，你们杀了人，你们又不抚恤人家，我现在帮助你们干本! 应由你们干的事，你们不仅不该抓我，你们应该表扬我才对呀！”最后员警说不过他，只好关他几天，然后把他放了。孙立勇说：“难道今天我们后援会干的事不也是共产党应该干的吗？”
中国政治受难者后援会援助对象
据孙立勇介绍中国政治受难者后援会将政治受难者定义为五种类型：“六四”天安门屠杀死难者的直系亲属；“六四”天安门屠杀伤残者本人及直系亲属；因参与“六四”，之后被冠以“暴徒”或各种刑事罪名判刑入狱，至今在押或已被释放的本人及直系亲属；因持不同政见受到中国政府迫害的公民及其直系亲属；因宗教信仰原因受到中国政府迫害的公民及其直系亲属。
这五种人属于后援会在道义及经济上援助的物件。后援会目前由孙立勇和高峰主要负责。孙立勇说：“高峰能力很强，多才多艺，我们配合的很好。大家信任我让我做‘召集人’，我认为自己现在真的成了‘着急人’。”
至少我没白来一世
孙立勇撰写了一本狱中回忆录《走过冰山——一个中国良心犯的狱中回忆》，于2001年创作完成的，目前正在补充修改，据他透露年底前可望出版。在书中对他所呆过的秦城监狱、北京第一监狱、北京第二监狱的情况都有具体的记载，他表示自己书中所叙述的所有事件都是真实的，他说：“因为我有100多万字的狱中日记，当然了，这还要感谢那些同情我的狱警，没有他们随时将我的日记带出狱中，就不会留下如此详实的记录。我之所以用将近一年的时间写这本书，就是要把狱中良心犯的苦难记录下来，良心犯的苦难是中华民族苦难的一部分，至于我个人的苦难真的不算什么，我为自己能把一生中最壮丽的青春年华（29岁到36岁）献给我的祖国而自豪，至少我没白来一世。”
(http://www.dajiyuan.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