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纪元8月24日讯】在中国，中共的法西斯统治，极端专制，空前残暴野蛮。苏联史达林已经非常残暴，毛泽东还嫌其不够，还嫌其放弃或削弱阶级斗争及”无产阶级专政”。因此，凡是反对中共比较激烈的人，都难逃其劳改、虐待及至杀头的命运。为了求得生存，中国的反对派们不得不采取极其温和的态度，小心翼翼，以求生存。此外，还有不少投机分子，既想出风头，又不想担大的风险，大浪一来，浮上水面，作为盖住民运主流的泡沫，混迹于民运，被称为”著名民运人士”或”民运领袖”。他们内在的怯懦和不断的左右摇摆，自然不可避免，因此，中国民运从一开始，就带着历史上同类运动中少有的怯懦和软弱。
在这篇文章里，我将批评这种怯懦，但这里决没有苛责的意思，相反，我非常同情这种怯懦。几十年来，我亲身经历了中共的残忍和暴虐，深知它们是怎么回事。因此，这里的分析，从我本人的感受开始，结合本人经历来谈。
我是一九七三年投入民运的。那时的情况，与七九年民主墙及其以后的情况完全不同，那时投入民运，必须充分准备掉脑袋。并且直到一九七八年中共三中全会之前，凡是敢于直接反对中共专制，尤其是敢于直接反对毛泽东的人，几乎都被杀了头。本人从浙江大学分到南京，由于反对浙江省革委会及其负责人南萍陈励耘，并由于私下里讲了一些反对林彪四人帮的话，浙江省有关部门多次到南京抓捕，因许世友与浙江有矛盾，下令保护，才免于被捕。而在一起的同学朋友，则纷纷被捕入狱。因此，我投入民运时，虽然内心里对毛泽东已相当蔑视和憎恶，认为他到处不懂装懂，胡说八道，还要强迫人们崇拜他，不崇拜就要杀头，但却处处小心翼翼，避免”恶攻”嫌疑。那时，一批批”恶攻”罪犯被公开枪决，1970年，本人就亲眼看到过一次枪决八个这样的犯人的情况。当时的人们，尤其是有我们这样思想的人，所感到的恐怖气氛，和内心里的恐惧，未来的人们，大约是很难想像的。
从一九七三年到一九七五年，我写了二十多万字的大字报，小字报和文章，都是论述中国（及所谓”社会主义阵营”）的问题，说明”问题在于制度，在于特权官僚专制制度，必须实行民主制度。”其间理论批判的矛头，处处指向毛泽东思想。我把它称为”一个唯心主义的思想体系”，象江苏的理论权威陈绍辉在大会上批判的那样，”徐水良把毛泽东思想，把毛主席继续革命的理论都批判完了，全部否定了。”但我在批判毛泽东思想时，却不得不打起宣传毛泽东思想的旗号，在蔑视和憎恶毛泽东的时候，却必须大力颂扬毛主席，在批判共产党专制的时候，又必须大力赞扬”无产阶级专政”。入狱前，省委书记彭冲许家屯宣称，”批不到徐水良，就不是共产党员”，但许家屯先生在全省转播的五台山十万人大会上对本人的批判，还算客气。然而，在狱中，我除了公开批判四人帮外，还不小心表示了一点对毛泽东的蔑视，就马上被戴上背铐，及到四人帮垮台。如果不是四人帮跨台，脑袋能不能保住，大有疑问。一九七六年四五运动，由南京发起，我的大字报被朋友们称为南京四五运动的先导，南京一些被捕的人员，包括当时已决定判处死刑的人，被公安当局称为”徐水良的同伙”，而作为同伙的首犯，其命运，自然不妙。及到一九七八年，南京老百姓要求释放本人，许家屯先生还一再指示对本人批判严惩，指示说，”徐水良虽然反对四人帮，但他反对毛主席，反对毛泽东思想，反对无产阶级专政。”
在我的第一份大字报以后九个月，出现了广州李一哲大字报，由于地靠香港，并由于赵紫阳大量印发，这份大字报造成了世界性的巨大影响，但其所带同样的弱点，以及理论上的深度、和彻底性等等，并不比本人好，甚至与本人还有相当大的差距。王希哲先生说他们当时还崇拜毛泽东思想。由于广州比较宽松，他们的处境也比本人好一 点，但无论如何，当时中国的残暴和严酷，是世界历史上少有的。
七九民主墙，情况虽然宽松一点，但人们对中共的暴行记忆犹新，内心仍是充满恐惧。七九民主墙时，有两个人是公开鼓吹革命的，一个是笔者，从投入民运开始就鼓吹革命，我在一九八零年所发表的文章中，曾对比中共和苏共，认为苏联走改良道路的可能性相当大，而中国，走改良道路的可能性很小，走革命道路的可能性很大。为此，一九八一年被捕，起诉书指控本人”叫嚣在中国进行革命”，我在法庭辩护时说：”白纸黑字，起诉书承认徐水良是革命的，而检察官是的反对革命，也即反革命的，以’反革命’罪受到指控的，应该是检察官。”检查官为此颇为狼狈。
另一个鼓吹者是陈尔晋，不过陈尔晋的革命带着比较左的痕迹，拥护毛泽东思想，要搞无产阶级专政，而我则反对这些东西。此外还有杭州、长沙等少数朋友有与我们类似观点，但似乎没有公开论述。七九民运的主流，从北京到广州，从武汉到上海，基本上都是不赞成革命，而主张改良。象王希哲先生出国后声明的那样，他过去一直不反对共产党，今后要反对共产党了。形象地说，对共产党专制制度，当时他们是”补台派”，而我们是”拆台派”。当时”补台”派是绝大多数，”拆台派”只有极少数。
总的说来，中国民运并不是老百姓中最坚决的反对派，而是比较温和的反对派。这是因为中共给坚决的、及激烈的反对派的活动空间极小，他们或者很快被捉，或者预见必然的坐牢的前途，于事无补，而对当”补台派”又没有兴趣，对当骨子里非常软弱，却吵吵嚷嚷，争出风头的”补台派”更没有兴趣，于是索性就保持沉默。包括本人，也常常嫌恶混迹于”补台派”中，常对他们的活动不感兴趣。特别一九八九年六四以后，如果你听到老百姓的论议和牢骚，其反对共产党专制的坚决和激烈程度，往往超过民运。
一九八一年，中国民运中的”拆台派”，一律被捕入狱，退出民运舞台，中共给他们的活动空间本来就非常小，民间大量的”拆台派”，无法进入民运舞台。同时，草根出身，出自民间的”补台派”、改良派，也或者被抓，或者被压制，也基本被迫退出民运舞台。这时，争取民主的舞台，就剩下了当时官方的改革派中的少数人，包括其中一部分知识”精英”。官方改革派的大多数，不过相当于清末的洋务派，邓小平相当于慈禧太后，但功劳不如慈禧，罪行又远超过慈禧。我在九六年发表的文章，曾论述过这一点。由于中共实行的机制，是普遍的逆淘汰机制，贿赂经济淘汰守法经济，劣质产品淘汰优质产品，奴才淘汰人才。因此，由中共树起来的”精英”，大部分是没有骨头的奴才，留下的极小部分有骨头的，大多又是只能跪着反抗的软骨头。真正硬骨头的，像许良英、方励之、严家其、刘宾雁、林牧、丁子霖那样的真正的”精英”，真是少之又少。再加上中共对文化的破坏，尤其是文化革命的破坏，一些”精英”的知识水平也非常可怜，其历史知识，除了各种书籍中频繁出现的中国近代现代历史，还有一点朦胧的知识，对世界历史是完全无知。于是”告别革命”的理论，反对夺权的理论，以及其他的奇谈怪论，都出来了。面对中共的血腥屠杀，跪着喊出”非暴力”的口号，要手无寸铁的被屠杀者放弃暴力的滑稽画面，就出现了。这就是中国民运中非常独特的反对革命，攻击革命的思潮的由来。在目前的中国民运中，怯懦的”改良派”往往推崇康、粱，其实，清末的中国改良派虽然软弱，但也不像目前民运的改良派这样不肖，他们也曾举行或企图举行武装反抗，企图以暴力进行改良，据有的文章介绍，当时，甚至连远在美国的改良派，也曾建立六千人的武装。民国后，领导云南反袁起义的，也是粱启超及其学生蔡锷等改良派的进步党人。而当前民运改良派的改良，纯粹是一厢情愿的空谈。他们事实上是一种伪改良派。
在大陆时，尤其临走前，我曾经告诉一些朋友，那些软弱的，反对革命的，拼命向中共乞求、以致献媚的民运人士，一旦形势变化，顺利的时候，一定会走向另一个极端，将会非常激进。结果，甚至出于我自己的预料，这个预言非常快地有了兑现的例子，在国内民主党建党形势刚刚好一点，他们中的几个代表人物，马上就非常冒进，马上走向另一个极端，并开始抢夺成果。
与此相对，目前中国民运中，还有一种冒险主义的革命派，甚至恐怖主义的所谓”革命派”，不过目前都还停留在口头上。他们鼓吹冒险主义，鼓吹少数人夺取县城，打游击，挖祖坟，炸铁路。不过，其中有的人，实际是中共特情，以激进伪装来引诱和消灭激进反对势力。
中国民运中的”拆台”派，有时被称为革命派，其实，他们与共产党之所谓”革命派”，完全不同，他们认为，革命和改良都是人类必须，革命必然包含大量改良，改良也必须以革命为后盾，两者缺一不可，他们既反对攻击革命，也反对攻击改良。因此，他们既与反对革命的改良派不同，又与反对改良的中共”革命派”不同。此外，他们也与冒险主义的革命派不同，更与恐怖主义者相区别，他们认为恐怖主义是全人类的公敌。因此，中国民运中的”拆台”派，实际上是革命改良的兼顾派。
目前，中国老百姓的不满情绪越来越大，据中国官方材料，全国平均每天发生游行、示威、骚乱、暴动等突发事件，高达三四百起，每年几万起，但中共，却一直堵塞一切改良的道路，因此，中国走革命道路的可能性，越来越大。而中国未来的革命，很可能是一场突发式的、基本上是和平的、盛大庆典式的革命。(http://www.dajiyuan.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