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纪元8月3日讯】(自由亚洲电台记者安培采访报导) 中国突发的“群体性事件”迅速增多的趋势继续引起注意。中共组织部副部长李景田最近表示，当前中国改革和现代化建设进入关键时期，有些矛盾集中显现，并因此发生了一些“群体性事件”。李景田认为，国外记者不应该把这些事件称为“骚乱”。记者安培邀请贵州的时事分析人士曾宁先生和美国民间人权组织“中国大赦”负责人张先梁先生就此进行讨论。
记者：中国最近发生一起所谓的“群体性事件”呢，是发生在今年六月份安徽一个学生被一部汽车撞了，而且遭到汽车司机的殴打，引起公愤，一些群众聚集起来烧毁了撞人的汽车，而且处理的派出所也受到围攻，警车被砸。那么这种突发性的事件不断增加，显然已经被认为是影响中国社会稳定的重要因素。首先请问曾宁先生，您看中共组织部这位官员为什么要把这个事件称之为“群体性事件”，而不允许称为“骚乱”？
曾宁：我觉得这很能说明问题，很有意思。作为中共政府的官员，不太愿意接受或承认这些“群体性事件”具有政治骚乱性质，更愿意把它大事化小，或者自欺欺人，把它仅仅称之为“群体性事件”。事实上，这些“群体性事件”背后真正的原因，往往是民众的情绪高涨，直接针对的是现行的政治制度，和现在执政者的很多违法乱纪的一些行为，应该说这一系列事件的性质都是具有政治性的。
记者：张先梁先生您的观点呢？
张先梁：我觉得这一点也不奇怪，我们知道中共政府历来就是会用一些代名词来代替一些民众不满的情绪，最显示例子的就是六四事件。对六四事件，中共政府自己有多重不同的讲法，从“政治风波”到“反革命骚乱”，又到“政治事件”，就是用这些代名词来掩盖事件真正的严重性。比如说，长期以来中国政府总是把失业称做是“待业人员”、“下岗人员”。
所以这些事情就很充分说明中国，现在当局自己也承认，是改革开放到了一个关键时刻，也就是社会矛盾无法得到解决。其实中共政府现在就坐在一个火山口上，群众不满的情绪完全可以凭借着任何一个导火线，而充分的发泄出来。就是说，中国这个庞大的专制制度，很有可能被压在骆驼身上的最后一根稻草所压垮。
记者：中国的一些学者也认识到，所谓的“群体性事件”往往直接起源于群众的利益被侵害，茅头往往指向基层政府。中国的公安部部长周永康说，分析这些事件，基本上是属于人民内部矛盾，具有非对抗性，基本上属于经济利益诉求问题，而没有明显的政治目的；如果地方有关部分高度重视妥善处理，绝大多数是可以预防处理好的，但是如果久拖不决，老问题、新问题、新矛盾交织在一起呢，有可能酿成大祸。那曾宁先生，您怎么看周永康这番话？
曾宁：中国群体性骚乱事件以后发展其实是会愈演愈烈，根本原因就在于民众的经济诉求，包括其他的政治或社会诉求，很难在现在的体制下得到解决。如果按照周永康先生这种说法，“群体性事件”是不会得到解决的；因为地方政府的官员不可能解决得了中国社会现在根本存在的经济体制、政治体制或社会体制深层次的矛盾。只有中国政府的最高决策部门，通过他们，首先在主观上进行体制上的变更，进行政治体制的改革，所谓的民众的经济诉求背后的政治原因和社会体制原因，我想才能得到根本的解决。
记者：除了这种所谓的“群体性事件”的发生呢，中国的上访大潮也令人关注，不少的人到北京去上访，反应心中的不满。那么国家信访局的新闻发言人最近表态，针对目前“极少数人非法串连聚集扰乱信访秩序”的现象呢，说是要“依法维护信访秩序、依法维护人民权力”。张先梁先生，您看这番话意味着什么？
张先梁：这个就充分说明他使出了强硬的一手，就是用各种的方法进行镇压。比如说对信访人员进行劳教等等，这是一些不需经过审判就能实施监禁的一种做法，我们以前把他称做是劳教集中营，是完全违反人权的，也是违反法治的。
我们知道中国的信访办长期以来，正是因为他们有很多事情没有很好的处理好，所以这种事情就难免会愈演愈烈。人民群众心中的冤苦没有地方诉说，老远的路跑到北京来告状，想告诉你们上级领导，结果还是不能得到解决，或者受到很无理的对待，那他当然要告诉别的人，因为中国也没有一个新闻自由可以让他去讲这些话。
那么如果你就把这个就定为是互相串连、无理取闹，要进行镇压的话，那就实在太没有道理了！中国共产党不是说代表人民吗？不是三个代表吗？但是它连人民群众的那些冤屈都解决不了，反过来要用一种强硬的手段来进行打压，那就是把人民逼到绝路上去了，如果这种逼上梁山的事情一再出现的话，那么社会矛盾就会愈来愈严重。
(据自由亚洲电台录音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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