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纪元9月12日讯】（读者推荐）关于究竟何为“市场经济国家”的争论由来已久。判断1个经济体是否实行的是市场经济，那就要看新闻媒体或出版机构是否实行了私营化。如果这两者主要掌握在私人或民间资本手中，私人资本可以在这一领域自由开业、自由投资，而国有国营的媒体仅是其“有益的补充”，那就是毫无疑问地是市场经济。
以这个标准来看，台湾就是符合这一标准的经济体，而中国大陆则不是：台湾弹丸之地有7千多家民营出版机构，而13亿人口的中国大陆，出版社总数不超过700家。现在令人颇感困惑的是：北京政府一直嚷嚷要优先解决严峻的就业形势，可是那些能大量创造就业机会的行业，政府却死抓住不放。它除了牢牢抓住石油、石化、教育、医药、医疗等传统的垄断行业之外，其中的新闻出版领域等创造就业机会的“大户”，更是被当局视为命根子，决不许民间染指。台湾一隅之地有7千家出版机构，而大陆以保守的估算方法，新闻出版开放之后，至少开放之初就会涌现10～15万家出版社。这还不包括新闻、电台、电视台等机构在内。它们再带动相关产业，不知可释放出多少工作机会。可见现在大陆的就业潜力非常之大，可北京政府似乎对此总是视而不见，一个口口声称代表民众利益的执政集团，这种做法实在让人不好理解。
长期的出版垄断不仅消灭了可贵的就业机会，它所导致的直接恶果，一是伪书盛行，二是低俗之风盛行。伪书是中国畸形出版体制下生产出来的怪胎。我们可以发现，几乎绝大部分伪书都有正式的“书号”，由正规的出版社出版，有堂而皇之的合法身份。有些伪书的始作俑者虽是书商，但如果没有出版社的积极配合是不可想像的。出版社为什么“知法犯法”、明知不妥却依然要与书商合谋造假呢？出版机构作为社会精神文化的守护者，即使这样做不违反现行的法律，也显然违反了其职业良心。
但出版社也有出版社的难处。很多时候它们也是不得已而为之的。当今的中国出版社，除极少数外，几乎都是在夹缝中生存。它们在政府与市场的双重压力艰难度日。过去，出版机构只是政府的一个行政单位，有财政保证的人头经费，基本上旱涝保收，毫无生存之虞。而现在则实现了市场化、企业化，被政府断了奶，要开始自负盈亏、自谋生路。但是，出版社就真的是市场化了吗？事实上，中国的出版社远未如此，而只是形式化、表面上的市场化。
真正的市场化至少需要具备这几个特征：一是私人资本可以自由地进入或退出该经营领域，没有进入或退出的行政壁垒；二是私人资本可以拥有企业的终极控制权，民间经营者可以成为企业的产权主体，拥有企业的最高决策权。现在虽然允许私人资本进入出版业，但只能成为“补充”，而不能成为“主导”。这显然就不能说是市场化；三是产权主体多元化，企业的产权主体既可以是国家或政府，也可以是自然人或者其他法人。
按照这个标准，我国的很多行业基本上都未市场化，比如电信、石油、金融等行业，虽然有的电信企业实现了拆分，但无论怎么分，老板都是1个，那就是政府。这显然不能说这些领域市场化了。这样说来，我国的出版业离真正的市场化就有十万八千里了。
我们所说的市场化或企业化，用个形象的说法，就是当局一脚把出版社这只思想文化领域的“看门狗”踢出了门，但又在狗的勃子上拴上了一根绳，狗们现在可以扑腾几下了，做一些自选动作，但脖子上还是有一根绳，这根绳就是所谓“正确的舆论导向”，用以进行“舆论控制”。在这种控制之下，出版社的选题范围、出版方向都是受控制的。
出版社市场化之后就要按市场经济的规则办事。但符合市场需要的可能不符合舆论导向，符合舆论导向的又未必符合市场导向，出版社迎合读者、市场，就要得罪上面，迎合上面又会得罪读者、市场，可以说是左右为难。夹在中间做人，有时还两边不讨好。这样一来，出版社只好走低俗化路线，既迎合这个价值观念业已崩溃的社会，媚事市场和读者赚取市场利润，又无政治风险，何乐而不为。
现在也的确有不少出版社想走精品路线和精英路线，但精英文化所固有的批判、创新精神和边缘立场，最后总会与自由、民主、独立、人权和人性的尊严等崇高价值相遇，从而对官方意识形态造成冲击，并因此遭致当局的打压和整治。所以在当今的中国，走真正的精品路线很难走通。出版社违背其职业良心一味走低俗化路线也是迫不得已。
中国是世界是出版审查制度最严格的国家，但同时也是出版秩序最混乱的国家。这也许是1个出版悖论：管得越死就越乱。出版界的混乱无序，不是政府管得太少，而恰恰是管得太多。中国到现在为止还没有1部保障公民出版自由的出版法，而只有出版管理条例这么一部行政法规，企图通过它来剥夺公民的出版自由的宪法权利。这无论如何是说不过去的，且不说它与宪法相冲突，还与行政许可法和立法法相违背。所以，要说大陆能真正保护知识产权，说谁听谁也不敢相信。
最简单的例子就是：中国到目前为止还没有出版法，却不知为何倒先有了知识产权保护法。这等于是先穿长裤、后穿短裤的错乱之举。可在中国，这就是事实。另外，中国的“书号管理费”似乎也是中国特有的怪现象。书号管理费究竟算什么费？如何从法律上来界定它的性质？现在也没有一个清楚的说法。但有一点可以肯定：它实质上就是政府权力寻租的租金收入。这笔收入既没有通过立法机关的同意，也不在国家审计部门的监管之下。中央级出版社的书号费的“市场价格”从12万元到20万元不等。这颇有些像户口的“市场价格”，如北京户口可以卖到10万元。这样的收入是否可以算作政府的灰色收入呢？作者出书反而要向出版社交买路钱。这极大地提高了出书门槛，也压制了人们创作创新的热情和动力。
总之，现行的新闻出版体制，总体上看是压制创新，同时鼓励人说假话、鼓励书商、出版社急功近利、知假制假、制造文字垃圾。鱼溃肉烂，不可救药！(http://www.dajiyuan.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