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纪元9月2日讯】（大纪元记者冯长乐采访报导）陈春生、沉桂贤夫妇来自内蒙满洲里市，家有200多平米的临街门面房，搞了20多个柜台出租给外地生意人，靠租金生活。1997年市长张军（音）及其弟、小舅子与外地开发商勾结以国家征地搞公益事业为名，把他们所在地区的国有、个体、私有房屋使用权被私下卖出。强制拆迁后，陈春生、沉桂贤一无所有，带者一家老小开始了他们的漫漫上访路。
谈到这场浩劫，沉桂贤告诉记者：1998年强制拆迁的头三个月，政府来人拿着假公告假拆迁许可证蒙骗我们说：“你们这里的土地国家要征用，搞公益事业。每平方米补偿500元。我家有一个200多平米的门面房临街，每月收入房租一万多人民币。那时候我们出租一个柜台，月租金就3000多人民币，200多平米能装下20多个柜台。我们也向国家交租赁费。我们自己家人住在门面房的后身，一套50多平米的房子，有九口人居住。这些房子都是六十年代盖的，有产权、有使用权，有房产证，是我们自己的私房。当时的门面房就是营业厅，补偿费应该更高些。他们不承认是营业厅。当地政府他们实行一条龙作业，土地批示、个人承包、开发商、土地局、房产局、规划局都勾结在一起，弄虚作假，巧取豪夺。在没有法律监督的情况下，这个地区的土地被他们瓜分的一干二净。按照国家拆迁法，我们个体户应该回迁，给我们安排回迁商品房，可以他们没有任何说辞，就把我们的房子给铲平了。我们没有一分钱收入，家也没有了，全家下岗。
无奈我们全家面临无房无钱的局面，我们一下子绝望了。200多平米补偿10万多快钱，太不合理，这点钱上哪可以买房住？买砖头瓦快也不够呀。我们拒绝这个补偿，到现在我们也没有要这笔钱。我们还在等待着法律给解决。这些年我们打官司已经打到“高”字头了。可他们层层下文，阻止我们打官司。
我们上百户将被拆迁人家面积加起来有上万平方米，97年我们依法维权起诉到法院，一审我们胜诉。原本是民事案，法院说要我们走行政诉讼的路子，后来又二审，在法庭上开发商公然拿出后补来的假拆迁许可证、一审中缺乏的文件（二审时才拿出来的）欺骗我们。我们提出的一系列问题，法庭和被告均不与答复。很明显法院是跟他们一伙的，作伪证，改程序，二审我们败诉。
陈春生告诉记者：98年三月政法机关强制给我们断水断电，我们就无法居住了。他们还雇佣黑社会放火烧房、砸玻璃、或把人叫出来揍一顿等卑鄙手段赶我们走。紧接着就是强制拆迁。那天来了一百多人，四辆推土机，数十辆车。拆迁前我们因没有房子，财产物品没有可存放的地方，结果拆迁时整个一个连锅端，全拉走了，大米、面粉、家用品、被褥、什么都没有就是了。我们邻居是买卖服装成衣的，都给拉走了。拉哪去了还不知道。我的70多岁老母亲也被他们给推上了120警车，把她拉到一个非偏僻的一个地方，一个瘫痪的弟弟，后来到火车站要饭过活，已经8年没有音信了，我们担心他已经走了。这个拆迁搞得我们是家破人亡。这伙子人实际是就抢劫打家劫舍，现代土匪呀。我感到没活路，要是有炸弹，我真跟他们同归于尽了，不活了。
沉桂贤说：我们在98年底来到北京上访。我们租住民房。因为我丈夫身体不好，糖尿病综合证，腰部麻木，腿不听使唤，眼睛也不好。这些年坚持上访很不容易。陈春生说：我总半夜做梦都是跟法官在讲理，我吃不好睡不好。一次我买了四公斤炸药！连法院带政府，我不想活了。这个拆迁给我身心造成巨大伤痛。
沉桂贤回忆到：前年为小女儿的学费，我在苹果园地铁口卖了一个暑期的玉米，才把学费给攒出来。逢年过节靠着好心人给一些衣物吃的。这些年我真是咬牙在坚持。我大孩子高中没念完，就在中关村打工，小女儿六岁就打工，现在十岁了。这里派出所、城管的都知道我们。知道生活的艰辛，活着就好。被拆迁的人有的已经死了。
她说：有一个61岁陈民金，法院跟他说：你如果带头搬家就给你一个合理的补偿和安排。结果他真的就带头搬家了。事后法院变卦了，老头感到上当受骗了，两次脑出血，临终前闭不上眼，后来医院的领导出主意说，带他到他家原址上看一眼可能就安心了，车子转了一圈后他才闭眼。他就是给活活气死的。很多人家被拆迁后没有得到补偿，吃饭都成问题，哪有钱来北京上访。
陈春生说：我们的证据文件齐全，就是打不赢这个官司。这些年我们打官司已经打到“高”字头了，走遍了信访口。结果北京高院与内蒙古高院来回折腾我们。我原来在北京最高法院告的就是建设部部长于震声（音），结果高法把材料全退还给我。不管。检察院、中纪委都去了案子都给压了。我曾经想我要有原子弹就上中南海去，我不活了。我们没钱没权的，被人抢了，政府不管？这不是逼我往死里去吗！？这些贪官污吏都是一丘之貉，没好人。法官也说，我们得听领导的，法律法规谁不懂？没办法，上边说了算。我们现在感到很无助，叫天天不灵，叫地地不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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