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纪元9月24日报导】从野百合学运到青年国是会议专题报导（中央社记者刘嘉韵台北二十四日电）野百合学运发生迄今届满十五年，许多当年参与学运的青年，现在已活跃于政坛，继续为推动台湾民主而努力。
行政院青年辅导委员会主任委员郑丽君就是最好的例子，过去她参与野百合学运，为促政府落实民主而声嘶力竭，现在则以“主人”身份，连办两届青年国是会议，广邀当代青年参与公共事务。
郑丽君接受中央社记者专访时表示，野百合学运的年代，台湾并没有完全民主化，当时他们的诉求是“打破权威”，喊出要民主、要自由，这些诉求已达成了，公民有了参与民主的基本权力，但台湾的民主其实才刚起步。她说，“我们到底要什么样的民主？直到现在社会还在摸索着民主的方向”。
郑丽君指出，现在民主体制已经有了，需要的是制定政策的制度，更需要公民意见参与，野百合学运时代，青年在做“破”的工作，而现代需要的是“立”的工作。
曾参与绝食运动的郑丽君表示，学运青年过去为了对抗威权政府，采取许多抗争行动，而现在的政府已经民主化，但许多人仍把政府当作威权政府，以过去抗争的行动对抗政府，“其实威权已经不存在了”，现在的政府只是一个平台，可以让各种声音浮上台面协商。
她举例说，过去在野党在立法院藉由抗议手段杯葛政府，但立法院今年九月中旬开议，仍上演激烈对抗的戏码，“威权时代的翻桌子、泼水情节，现在国会还在上演”，有趣的是，现在是由拥有多数席次的在野党演出。 郑丽君说，国会多数党其实可以依照人民托付而主导议事，但现在多数党却复制威权时代的政治文化惯性，意味着台湾社会虽然民主化，却还没有一个真正的“民主文化”，而政治人物的言行，对年轻人的影响非常大。
她说，许多人都认为台湾年轻人是对社会冷漠的一群，其实参与过青年国是会议的人都知道，青年们一点也不冷漠，反而很热情，但台湾政治人物的表现让年轻人意识到“民主只能这样”，除了选举投票，就是上街游行，“这将成为民主社会的大问题”。
郑丽君认为，这一代的年轻人不应再学习抗争，而是得学习“坐下来谈，把问题谈出一个大家都可以接受的答案”，虽然年轻人也会上街游行，但透过行动表达议题后，必须以理性对话模式找出解决问题的方法，而不是把问题都丢给政府解决，才能显出公民的主体性。
郑丽君说，台湾社会还不懂得如何理性讨论，而年轻人透过青年国是会议学习民主的理性环节，当他们未来成为官员、民意代表，将有具体的民主概念，甚至以开放的态度，把人民当作主体。
中山大学政治经济系助理教授刘孟奇，是两届青年国是会议的幕后核心人物，也是野百合学运成员之一。他说，台湾民主化的第一阶段任务，已在野百合学运过后逐渐达成，解除威权体制，建立保护式民主，是台湾民主转型的一个重要意涵，“不必担心今天骂了政府，隔天就失踪”。
他说，台湾第一阶段建立的是消极的“保护式民主”，也就是保护公民基本权力不受侵害，接下来的任务是建立积极的“参与式民主”，藉由公民积极参与公共事务，寻求共同利益。
刘孟奇说，这两届青年国是会议为参与式民主奠定传统，一次卷动上千名青年参与，再由青年影响别人，未来这些青年，除了走上政治之路外，许多人也可能会成为其他领域的核心人物，这些青年的经验，将为台湾未来的民主文化扎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