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纪元1月27日讯】 一、
1949——1976年之间上演的经济乌托邦闹剧，让中国人民经历了一场梦魇般的政治大迫害！文化大破坏！经济大劫难！！ 随着荒诞剧的落幕，“四五”运动的爆发！人们看清马克思政治经济学的荒谬、尝到了毛泽东计划经济政策的苦头，也动摇了对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的理想追求。70年代以后，随着政治狂热头脑的逐渐冷静，中国人开始对“文化大革命”政治闹剧进行反思，认识到“打倒一切，全面内战”的斗争已造成了国家经济的严重倒退。也正是在中国这座火山即将爆发、专制政权生死危机的时刻，中共不得不抛弃计划经济政策，把邓小平推上政治前台，开始了一场“非马非驴”混合杂交主义的经济改革开放。
邓小平作为 中国“第二号最大的走资派”在离开政治舞台7年之后，被恢复副总理的职务，并于1974——1975年间主持国务院经济管理工作。当时一些御用经济学家，力劝邓小平采用混合主义经济理论进行经济改革，提出在可掌控的情况下，混合杂交经济政策可以迅速实现高速增长、高就业率，而只要密切注意观察经济形势的变化，把握好动向、并及时地调控就行。即便是出现一定的通货膨胀也是可以承受的。他之所以采用混合杂交主义经济政策，是因为想摆脱毛泽东所造成的政治、经济危机，把经济从崩溃的边缘拉回来。既然西方混合主义能帮助他渡过危机，他也就不管是否会爆发恶性循环的通货膨胀！也不管这个理论是“姓资姓社”、“白猫黑猫”，只要能巩固、维护一党专制的统治，都是好“猫”，都可以“摸着石头过河”拿来使用。
他恢复工作的第一件事，就是于1975年2月25——3月8日在北京举行各省主管工业的书记会议，以解决铁路运输问题，做出了《关于加强铁路工作的决定》。3月5日召开了钢铁工业问题座谈会，决定对钢铁工业进行整顿，要求把钢铁产量提升上去，发出《关于努力完成今年钢铁生产计划的批示》。6月18——11日又在北京召开计划工作务虚会，部署工业生产和计划经济的强制整顿，发表了要学习理论，反修防修；二要安定团结；三要把国民经济搞上去的三项指示。10月授意制定《论全党全国各项工作的总纲》，暗示胡耀邦写出《科学院工作汇报提纲》，以及作出了（《加快工业发展的若干问题》条例）的三大文件。
在是否继续采用马克思主义经济政策的路线问题上，邓小平觉察到人们对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已是怨声载道？这个时候他在《加快工业发展的若干问题》的文件中，提出了：“要坚持学习与独创相结合的方针，必须虚心地学习外国一切先进的优良的东西，有计划重点地引进国外的先进技术，为我所有，以加快国民经济的发展速度”。这个档在中共内部引发了一场是否进行经济改革开放的大争论。
毛泽东不愿承认自己的经济路线有问题！也不愿意让人否定他的“文化大革命”，为此策划了旨在把邓小平打下去的“反击右倾翻案风”。但是，邓小平获得了中共党内老干部及大部分党员的支持，这场“风暴”只是使他暂时离开了中共的政治前台。因为邓小平在74年——75年的经济调整，确实使混乱恶化的生产状况有了一定的改变，下降的经济也得到了一定程度增长和恢复。以铁路系统的生产为例：原来生产混乱，客车常常是晚点、停开、货运完不成计划，成为国家经济发展的严重障碍。经过他的整顿，1975年4月份全国20个铁路局有19个超额完成了装车计划，全年铁路货物运输量，由1974年下降5﹒3%增长为12﹒7%。客车秩序也大为好转。到6月份，全国几大骨干钢铁企业情况也逐步好转，全国日产量钢超过计划水平，另外，原油、原煤、发电量、化肥、水泥、内燃机、纸及纸制品、铁路运输量在五、六月份创造了历史上月产最高水准。全年工业总产值由1974年只增长0﹒3%上升到15﹒1%，农业总产值比1974年增长4﹒6%。这种增长是文化大革命以来最好的。
邓被迫离开权力中心后，国家经济再次陷入瘫痪之中，刚刚建立起来的经济规章制度复度被打乱和废除，已恢复正常的生产又再次遭到了破坏。工农业产品、产量急剧下降，总产值比上一年下降了1﹒7%，大大低于计划的要求，其中，农业下降2﹒5%，工业下降了1﹒3%，全国企业亏损额达到了177亿元。这个时候国库空虚，财源枯竭，财政收入比“批林批孔”时期还要低，赤字财政296亿元，整个国家经济出现了严重倒退，处于崩溃之中。
“四五”民主运动爆发，全国各地民众“借”悼念周恩来，以空前愤怒的举动表达了对马克思主义的憎恨和抛弃毛泽东思想！转而支持邓小平的改革开放。
二
混合杂交主义经济，起始于1972年中美之间政治、经济、文化方面的合作、交流，以及后来邓小平的访美，正式施行是在1978年月12月中共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1979年1月1日，中美发表了联合公报，宣布两国建立正式的外交关系，两国加大了政治、经济、文化的交流合作。1月28日，邓小平应美国总统卡特的邀请，对美国进行了为期八天历史性的正式访问。出于对邓小平经济改革的支持，美国政府对访问给予了极大的重视，他受到了国家元首级的礼遇。报刊评论说：这是中美“历史上最具历史意义的事件之一”是“战后国际关系的一个转捩点，”也是“促进亚洲与世界和平的里程碑”。
混合主义经济学理论也就是在这种国际背景下被邓小平引进中国。现代经济学实际只有两百多年的历史，它是以亚当、斯密自由主义《国富论》作为开端的。现代经济理论分为三大流派，其中米瑟斯、哈耶克、弗里德曼继承了自由主义古典经济学的传统，成为民主国家的主流学派。另一支是马克思主义计划控制学派，其计划经济理论影响了20多亿人，成为社会主义共产党国家经济政策。凯恩斯1936年发表《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萨缪尔森1948年出版的《经济学》，创立了混合干预主义宏观调控经济理论。
凯恩斯批判的物件是古典自由主义经济学，主张干预经济，这和马克思主义批判资本主义，控制经济是同路货色。凯恩斯干预主义理论核心是：社会的就业量决定于有效需求的大小。所谓有效需求是指预期可给社会带来最大利润量的总需求，它包括消费需求和投资需求两个部分；而有效需求最终是由“消费倾向”、“对资本资产未来收益的预期”和对货币的“流动偏好”这三个基本心理因素与货币量决定的。消费倾向决定消费需求；对资本资产未来收益的预期决定“资本边际效益”（即预期的利润率），流动偏好和货币量决定利息率，而资本边际效率和利息率则决定投资需求。凯恩斯认为由于这些基本心理因素的作用，一方面随着收入的增加，消费的增加往往赶不上收入的增加，这就引起消费需求不足；另一方面，随着投资的增加，资本边际效率下降，利息率升高，从而吸引投资的诱力减弱，造成投资不足；这样就使社会就业量在未来达到充分就业之前就停止增加，形成大量失业。而经济危机的爆发，则主要是由于政府对投资的未来收益缺乏信心，引起资本边际效率“突然崩溃”的结果。
凯恩斯《通论》一书所“开创”的“总量分析”，也称“宏观分析”，是萨缪尔森“混合经济学”理论的来源。只不过萨缪尔森认为：从十九世纪末期以来，在国家经济活动中，所有国家的政府对经济所起的作用越来越大，政府和私人对经济同时发生作用，为了修正自由经济市场看不见的手失灵缺点，就需要用看得见的手，去调控市场。现代的社会经济制度，没有一个是纯粹形式，社会是带有市场、命令和传统成分的“混合经济” ，这种作用表现在三个方面：（1）政府开支不断增加，（2）国家对收入进行重新分配，（3）政府对经济活动进行干预和控制。萨缪尔森把凯恩斯和马克思混合起来，将总收入决定理论的要素与早先相对价格和微观经济学经典理论相结合，利用边际生产力论来分析经济增长和收入分配。即“萨氏混合主义”（萨缪尔森《经济学》第十四版）。
三、
邓小平自访美回来后，就在中国这个专制主义大棚里，把凯恩斯、萨缪尔森主义嫁接在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这个树桩上，期望长出特色社会主义的果实。1978年月12月十一届三中全会开过后，中共基本上就按照这个“总设计师”的混合杂交主义经济思想，把工作重心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在这种经济理论指导下，1979年中共政府开始采用混合杂交主义经济政策，扩大公共开支，实行赤字财政政策，大量增加货币投放社会，以刺激衰退的经济复苏。
拿农村改革来说：中共的农业文件是以草案下发试行的，文件虽然肯定了联产计酬、包产到组的作法，却明确规定：“不许分田单干，不许包产到户”，是在农民罢耕、罢种，万里率农业考察团从美国和欧洲访问回来后，才大起胆子把“包产到组”改变为“包产到户”。安徽原有289000多个生产队，只有占0﹒5%的队没有建立责任制，95﹒5%实行责任制的生产队，不联产的队占38﹒4%；联产的队占61﹒1%，其中，包产到组的占22﹒9%；大包干到组的占16﹒9%，包产到户或包干到户的占10%，采取其他联产形式的占11﹒3%。当时引进的混合杂交经济政策，的确使农村发生一些大的改变，79年农民的收入平均年增长率达到了15% ，当时农民挺高兴地说；“家庭承包责任制就是好，照这样下去，要不了多少年，就会城乡不分，咱乡下人就会过上城里人一样的生活”。
当时大部分中国人对邓小平的改革开放，都显得自我陶醉、迷糊，没有看出这是 “中体西用” 洋务改革的现代翻版。也正如万里讲出了邓的心里话：“如果说分田单干意味着集体经济瓦解，退到农民个体所有和个体经营的状况，那么，包产到户仍然是一种责任到户的责任制，是搞社会主义，不是搞资本主义。”
在城市，1979年自由“民主墙”运动的爆发，魏京生和许多民运人士不愿用红布蒙上自己的眼睛，喊出了“我们是要民主，还是要新的独裁”。一针见血地指出了邓小平经济改革的目的是拖延政治体制改革，是在麻痹人民，其维护专制政权顽固本性根本没有改变！当88年“大抢购”浪潮出现、通货膨胀率达到了18、5%的时候。89年6月4日邓小平举起屠刀残杀学生、平民过后，民运人士坐牢，人们手中的钱开始缩水，才尝到了专制大棚里生长的特色社会主义果子是极其苦涩的！
中国农村在土地私有状态下，一直在进行着自然的生产、自由的买卖和分配。由于毛泽东对私有土地的暴力没收和对经济的蛮横干预，打乱了自然的生产调节方式。毛泽东时代，农民就向“被绑的奴隶”一样被绳子捆绑起来，邓小平的经济改革只不过是松开了绑住他们手脚的绳子，其经济政策仍然像绳索一样，把农民的鼻子紧紧给拴着，而且还给农民开了一个30年的空头支票！始终都不肯把“强抢”的土地还给农民！
即便是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过后，捆绑农民几十年的“统购统派”“统购统销”一直都没有放松、改变过，仍然在控制着农副产品的生产、产量和价格。政府缺什么就向农民派购什么，且派购的农副畜产品是越来越多、越来越大，根本不考虑农民的承受能力，很大程度上粗暴地剥夺几亿农民生产及产品的自由处置权，切断了农民与自由经济市场的有机联系。邓小平经济政策和毛泽东经济政策实质上没有多大区别，都在用那只看得见的“专制之手”破坏着几千年来的经济基础。
在民主政治制度自由市场经济下：政府没有什么可干涉的！它只有保护私有财产神圣不可侵犯的权力，让上帝之手去自然调节经济。只有老老实实遵循自然经济秩序，让农民真正拥有属于自己私有的土地，享有充分的自由去耕种土地、去买卖他们生产的产品，国家才会逐步繁荣昌盛起来。中国的繁荣富强，决定于农村的富裕，而农村的富裕又决定于农民的自由生产，正如魁奈指出：“假使农村的住民，不再被任意地征收土地税，那么他们就有可能和大城市的居民一样，安心地生活。这样，很多土地所有者就会回到农村来，自动地把自己的所有地开拓起来，因而人们就不至于放弃和离开农村”（《魁奈经济著作选集》第38页）。
我们知道，萨缪尔森混合主义调控经济是美国自由、民主、人权、法治宪政下的产物，它是对自由市场经济的调整和补充，不能不受市场规律的制约和支配。而邓小平杂交主义经济政策呢？它是从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的基础上承袭下来的，其社会主义公有制垄断性质丝毫未改变，这与西方民主国家的宏观调控经济有着本质上的不同。他的这种杂交经济政策对提高国营企业的生产效率是徒劳的，却导致了国家财富的流失以及被“一部分人先富起来”的既得利益集团所瓜分，成为官僚所有制、权贵所有制。这种所有制既不是原教旨马克思主义、毛泽东计划经济的原有形式，也不具有纯正自由主义市场经济的性质，而是一种比早期资本主义还要糟粕，比之还要血腥掠夺、还要落后的一种“非马非驴”专制主义经济。
这种非马非驴的经济模式，至今仍然阻碍着民主政治的建立和自由市场经济的发展。自由民主政治制度和“保护私有财产神圣不可侵犯”原则的不确立，“鼓励支持和引导个体私营等非公有制经济发展”必将是一个骗人的鬼话！私有企业家、个体私营主将不可避免地落入社会主义的“圈套”。缺少法治宪政保护的私有经济将来必然似蛤蟆一样长大喂老蛇。
实际上，邓小平只是用萨缪尔森“针剂”，在专制僵硬躯体上打了一剂强心针，利用混合主义经济理论挽救行将就木的专制政权。也正如尼克森访问中国过后说：“中国的改革派若不从根本上改变其专制的政治体制，就不可能继续容纳经济上的自由 ”。
2006-1-25
来源：新世纪(http://www.dajiyuan.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