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纪元1月7日讯】（一）南定河边有一座“抗战诗人”彭桂萼的衣冠塚
滇西南有一座声名显赫的无量山，无量山下有一条当地人称为母亲河的南定河。南定河发源于无量山东麓的临沧县。万山丛中的这个临沧县，抗战时期却比无量山的名声还要远扬，因为他那里出了一位抗战诗人彭桂萼（1908——1952）。彭桂萼以慷慨激昂、铿锵有力的诗歌向世界向日本侵略者宣告：中国人民、云南人民是不可屈服的。
抗战时期，中国现代诗或新诗，准确地说是朗诵诗，作为号角与鼓手，意气风发，获得群众的狂热欢迎，从而得到空前绝后的发展机遇而走红大江南北。这同时就涌现了一个波澜壮阔的诗人群体，创建了一个诗歌的“黄金时代”。笔者的授业师高兰，在陪都重庆亲身到群众中朗诵自己的诗作，有时令听众热血沸腾，心潮澎湃，有时令听众潸然泪下，痛哭流涕。高兰为抗战击鼓加油，获得了“朗诵诗人”的桂冠。遗憾的是高兰后来陷身右林，变成了一只讨厌的鸱枭。
当时是省立缅云师范学校校长的彭桂萼，虽然生活在云南万山丛中的临沧县，却以他高昂的激情，卓越的才华，投身到抗战诗歌的创作中，在当时全国各地的报刊上，广泛发表了他的作品，得到了郭沫若、王亚平、臧克家、老舍、舒群、孟十还、赵景深、闻一多、穆木天、萧军、蒂克等文坛耆宿名家的高度评价，并为彭的诗歌作专文评价、写序、题词等。被选为中华文艺界抗敌协会昆明分会理事，被广州中国诗坛社吸收为会员。郭沫若以“桂蕊骊骊秋正好，萼柎炜炜岁常新”联语赠彭桂萼，联中同时嵌其弟桂蕊名。彭桂萼在云南大山深处发出的抗战强音在昆明、在重庆……，得到了强烈的回响。他被誉为“抗战诗人”，蜚声全国。
非常不幸的是这位在无量山下在南汀河畔热情洋溢地为中华民族的神圣抗战高击战鼓高唱战歌的爱国诗人，在1952年的镇压反革命的运动中蒙冤处死。他倒在镇反的枪口下。那时他才44岁。历史无情又有情。1983年彭桂萼的冤案得到平反。家人在斑凤山上为他建立了衣冠塚，让他可以年年月月日日夜夜远眺南定河水：逝者如斯夫！
南定河啊南定河，这是一条终年奔腾不息的母亲河。虽然离我山高路远，我却先后两次去到她的河边，看那滔滔汹涌的流水，凭吊诗人的英魂……
传说在遥远遥远的洪荒时期，有一对男女青年在河边谈情说爱。男的拨弄着丁冬丁冬的三弦琴，女的絮絮绵绵地诉说衷情，以至于说得口干舌焦。男青年为了大献殷情，赶快下河取水，可是两手空空，无碗可盛，情急之下，想起用随身携带的三弦琴鼓取水。于是这条傣语名为琴弦之水的河流，即南定河，就就有了一个动听的好名称和一个纯情缠绵的美好故事。
彭桂萼是幸福的，因为如今有南定河以丁丁冬冬如泣如诉的琴声陪伴着他，来安抚他那受伤的冤魂。
（二）为滇缅铁路讴歌
抗战诗人彭桂萼是缅宁县（今临沧县）人。当修建滇缅铁路时，铁路虽然不经过缅宁县境，但是按照省里的指令，这个人口大约10万人的县，派出了1万民工，到云县参加施工。这1万民工分布在从哨山到猛赖坝的13公里，即13万米的地段上。工地上那真是人山人海，声势浩大，惊天动地。
因为成年人都上了工地，一位叫罗开荣的13岁少年，以半个民工的身份，请假辍学参加马帮运输队，给本县民工运送大米。他走过崎岖的山路，穿过茂密的森林，不断遇到出没的猴群和嚼青的岩羊，感到新奇而好玩。他还记得，工地上草棚井井有序地排列在山腰或河畔，夜间火塘连成长龙，甚为壮观。（见《临沧文史资料选辑》第一辑）
兴建滇缅铁路不但是一条抗战的运输线，也是战后的运输线。因此特别得到了山高林密自然环境闭塞的西线地区的广大官员和群众的理解和拥护。看着来自全国的铁路工程技术人员忘我地勘察测量设计施工，看着30万民工上阵，当地的知识份子按耐不住激动走上了工地进行宣传。除有些文艺团体到工地举行慰问演出以外，学校的师生是最积极最活跃的群体。缅云师范学校的校长彭桂萼和教师周正钧、丘振声、丘怀亮等人，率领了全校二百多名学生，沿着南汀河谷步行了一百余里，到达缅宁县的工地哨山，给民工慰问演出。
出发前，他们到城区及附近村寨挨家挨户劝募慰劳物品，如盐巴、辣椒、烟草、干菜等。旅途中，只有几匹马驮运教师的行李和慰劳物品，师生热情高涨，一起步行。他们在哨山等工地流动演出了三天两夜，有话剧、演唱、快板、诗歌朗诵等节目，揭露了日本侵略者的滔天罪行，激发了民工的爱国热情，起了很大的鼓舞作用。
出发前他们还专门为民工创作了歌曲《走向哨山》《战时青年歌》。《走向哨山》是彭桂萼作的词，陈鹤谱的曲，奔放激昂，铿锵有力，成了工地上民工爱唱的歌曲，使艰苦繁重的劳动有了舒缓。其歌词是：
紧握枪杆，像战士抓起钢枪/走呀，走向哨山/去打开出国路线/去凿开重山叠嶂/越过横断山脉/把民族救出生死场/前方流血，后方流汗/我们的臂膀关系着祖国的存亡/走呀，走向哨山/紧握枪杆，像战士抓起钢枪！
（三）为抗战擂响战鼓
彭桂萼在省城昆明读了中学和大学预科，回家乡缅宁县（今临沧县）从教，后被任命为省立缅云师范学校校长。彭桂萼从上学时期开始，就热爱写作，抗战勃兴，为他创作诗歌开辟了广阔的天地。
彭桂萼在《后方的岗位》一诗里，写了佤族同胞为保卫祖国的疆土，消灭日寇，不仅参加了抢修滇缅铁路的大军，而且献出了“像樱花一样鲜红”的热血。此诗既是阿佤人参加抗战救国的历史记录，也是对佤族同胞爱国主义精神的高度赞颂。这样的阿佤人抗战颂歌在４０年代抗战文学上是极罕见的。
彭桂萼的《震声》、《澜沧江畔的歌声》、《边塞的军笳》、《怒山的风啸》等都是抒情短章集合起来的集子，反映了从“芦沟桥事变”到滇西抗战这一历史时期澜沧江畔各族人民的战斗生活。这些短诗大都写得玲珑清新。（李永军《论后中国诗歌会诗人群》）
彭桂萼的诗集《澜沧江畔的歌》，１９４０年出版，穆木天赠以序诗。
彭桂萼讴歌抗战的作品，声情并茂，广为传诵。
1938年，彭桂萼在《我所希望的缅宁》中写道：“我们决不要以为远处边僻，敌人不会到家。要知道有国才有家，有民族生命才有个人生命。……我们确信，只要全国动员，加紧团结，长期的全面死拼，不要中途妥协，最后胜利一定是握在我们手中的。……盼望故乡朝野人士，一致奋起，共体时艰，把一切贡献给这神圣的民族解放抗战，以争取最后的胜利。”
彭桂萼是当地知识界的精英，名流，许多家国大事都要邀请他参与。作为中缅会勘滇缅南段未定边界的中国委员随员，在勘务结束，随警卫队北归，到耿马调查教育情况时，他还写了《走进封建古国》《在退居太后别墅中》两篇文章。这是目前我们所知道的关于耿马土司最详细最具体的记叙。
从彭桂萼加入的这个诗歌群体看，从赞扬彭桂萼的这些名人看，从发表彭桂萼作品的报刊看，彭桂萼应当属于“左翼”文化阵营。
彭桂萼不但以诗歌蜚声全国，而且也成了当地的社会贤达乡望。“1949年，彭被任国民政府缅甯县长，兼任缅甯区保安副司令、缅甯守备司令。12月14日回应卢汉通电起义，重组军政委员会任主任。1950年5月11日，中共党政军代表接管缅甯县，彭受县人民政府委派为缅宁文化教育整理委员会主任，同时在中学任教。在镇反运动中，他被捕入狱，1952年农历正月初八判处死刑。1983年11月15日，临沧县人民法院重新作出刑事裁决，恢复彭桂萼起义人员政治待遇，由政府补发善后费，其亲属将遗照衣冠立墓于斑凤山。”（引文见《新编临沧风物志》，武定云编著，云南人民出版社出版）
（四）镇反运动是一个杀人运动
古往今来的帝王在夺取了政权，坐上龙廷之后，都采取宽仁厚义的政策，招降纳叛，安抚民心。中共的革命的确是不同凡响。
镇反运动是中共靠枪杆子夺取全国政权之后，以杀人立威，开展的一场大规模杀人运动。
这场运动可以用一个“滥”字形容。以上海为例，1951年有过两次一夜逮捕一万余人的大行动。那时，我已经参军，后来，据参与其事的同学介绍——他们当然是青年团的学生干部、积极分子——他们以能够参与这种神秘的行动而感到兴奋。他们对我介绍说，每逮捕一个人，成立一个由被逮捕者单位的积极分子和一名解放军、一名民警组成的小组，在那位积极分子的带路下，直奔目标，无不束手就擒。那时，人们见面后第一句话就是问：“你们单位抓了几个人？”这些被逮捕的人，以后都音信杳然，连该单位的党支部也不知会。笔者的母校上海新建中学有教师2人、学生1人被捕，而且是一个初三的学生，文革后，我拜访当时学校的党支部书记、后来调京工作的苏寿桐先生，问起被捕的三个老师学生的下落，他也惘然。
同时，还有过两次在虹口体育场当场公审枪毙三百余所谓“枪毙一批反革命首恶”的大屠杀。我父亲因为这时成了军属，得到信任，所以能够作为群众之一躬逢其盛。当时的《人民日报》报导说千万市民“鼓掌称快，欢声雷动”。如此规模的红色恐怖，令蒋介石甘拜下风。
逮捕1万，旋即枪毙300，这哪里有什么司法程式可言？那都是按照毛泽东在中南海下达的比例、数位坚决执行而已。至于枪毙谁、留下谁，那就看谁的额角头高低了。彭桂萼既然做了几个月的“国民政府缅甯县长，兼任缅甯区保安副司令、缅甯守备司令”，当然是在劫难逃了。
可是我们设想一下，像彭桂萼这样的乡里贤达，蜚声全国的“抗战诗人”都可以一枪送终，那还有什么人不可以枪毙、不敢枪毙？还有什么样的杀人指标不能完成？
历史上坐上龙庭的开国皇帝无不是以大赦天下施恩于民，唯独毛泽东反其道而行之，在打天下的时候，频频抛出一付笑脸，宽仁厚道，可是眼看天下马上就要到手了，马上坦然宣布，他时不行“仁政”的，等到一登龙椅，就以血还血，以牙还牙，报复再报复，杀杀杀，杀地主，杀反革命，可谓血流成河，流血漂橹，不杀不足以平“君愤”。
彭桂萼不是还有“回应卢汉通电起义”的功劳吗？但中共从来玩弄的都是“阳谋”，只要把你骗上了钩，以后言而无信、食言自肥，谁能把他奈何？跟随卢汉起义投诚而被关被杀的岂止一个彭桂萼！在云南的地方志、回忆录中，随手可以找到。中共在具体事例上可以一个一个平反，但在总体上对镇反仍然持肯定态度，连一个“扩大化”的说法也没有。
如今，“1983年11月15日，临沧县人民法院重新作出刑事裁决，恢复彭桂萼起义人员政治待遇，由政府补发善后费，其亲属将遗照衣冠立墓于斑凤山。”看似平反，其实仍然属于“起义人员”。作为抗战诗人的彭桂萼，是抗战的鼓手，民族的号角，文化战线上冲锋的战士，知识份子的良知，再说，他本来就属于“左翼”阵营的诗人。现在“恢复彭桂萼起义人员政治待遇”实在是对“抗战诗人”的扭曲与污蔑。彭桂萼若地下有知，笑得出来吗？
再说那位起义的卢汉，因为他的起义，使中共不费一枪一卒，轻而易举地取得了云南。他对“中华民国的伤害远甚于张治中程潜”（郑义《毛泽东钦点的108名战犯的归宿》）。对于中共如此的丰功伟绩，但文革中他并未幸免于抄家批斗。另一位“云南王”龙云，从1938年在南京和朱德串通之后，视朱德为知己知音，不断地和中共暗通款曲，暗送秋波，建立直通延安的秘密无线电台，暗中资助民主党派的反蒋活动，使昆明成为“民主堡垒”，最后在香港宣布起义，对蒋介石以怨报德，希望做共产党的座上客，但是1957年中共毫不留情地给他戴上一顶右派大帽子，叫它梦断“云南王”。这时的龙云，大概是欲哭无泪了。
（五）毛泽东的领导艺术：依靠下达“指标”
我们这些经历过毛泽东领导全过程的人，就我的个人经历而言，只知道毛泽东领导经济运动是靠了下达指标。最著名的是1958年的大炼钢铁运动。1958年8月17日北戴河会议通过《全党全民为生产1070万吨钢而奋斗》的决议。决议要求钢铁生产在年内“翻番”，从1957年的535万吨提高到1070万吨。时间只剩下4个月了，这位出身于湖南农民的伟大领袖以为靠人海战术就可以叫钢铁翻番，“元帅升帐”，于是出现了全国工农兵学商、男女老少几千万人齐上阵，土法上马，砸饭锅，毁铁门，挑灯夜战，炉火冲天的壮观景象。1958年我们山东大学从青岛迁往济南，我们乘坐10月2日的夜车，穿行在黑夜茫茫的齐鲁大地上，虽然窗外是黑沉沉的夜幕，但是可以看到络绎不绝的炉火，在熊熊燃烧，那真是一派如火如荼的大炼钢铁景象。我们到达济南，一放下行李，就投入了这个史无前例的大炼钢铁运动。至于最后的结局，就不必饶舌了。
其实，毛泽东领导政治运动也是依靠指标，这是我的亲身经历。我是中文系1956级的学生，反右运动最初在我们年级宣布划了7个右派，转到1958年才把我划进右派队伍。据一位比较正直而私交甚笃的党员同学私下对我说，这是因为“指标”没有达到的缘故。这个“指标”应该是就全校而言，并非具体到每个系每个年级。
根据《山东大学校史》记载，全校共划右派分子204人，其中学生144人，教职员54人，包括正副教授16人。
21年后，为落实“改正”右派的政策，我回到山大。这时有一位同班同学在负责“改正”的55办公室工作。据他说，查阅档案，原来我们105人的年级，已经整理了10个人的右派材料，后来为什么只划了8个人呢？大概是“指标”已经达到，所以使另外两个同学成了侥幸的漏网之鱼，从而逃脱了一场人生的大灾大难。
这里说的反右指标，大概还是指的“底线”。因为据当时报载，由刘少奇、邓小平亲自抓点的清华、北大，有若干班级是90%——100%的学生打了右派，其“扩大化”就真是大而化之了。所以曾经身为反右领导小组组长的邓小平一言九鼎，定下反右犯了“扩大化”的错误。
大家知道，右派如果不外加罪名，是不判死刑的，这是葛佩琦留得青山的原因。因此22年之后，再因为中间经过文革，除了自杀、他杀或病死的之外，99.99%都能够沐得龙恩，获得“改正”，从而得到劫后余生，寿终正寝。
（六）镇反杀人的标准
可是我怎么也没有想到，毛泽东领导镇反还有“杀人指标”，即比例数。这是读了《毛泽东文集》第六卷才知道的内情。此事虽然相隔了五十几年，仍然叫我感到惊心动魄，无以名状。调级，调工资，乃至大炼钢铁、打右派，全国下达指标，按照比例执行，虽然有一刀切之弊，但杀人是人命关天的大事，也要按照比例下达指标，按照“指标”确定杀人的数目，实在是匪夷所思，不可思议。
开展镇反运动是1951年，我已经参军，那时是新兵、学员，军中如何开展镇反运动我没有见闻，社会上的情况，略有见闻，例如参观展览，阅读报纸，还听到一些传闻，不过我的家庭和往来的社会关系中，没有因为镇反受到牵连的人。
查《毛泽东文集》第六卷《关于镇压反革命》一文，毛泽东在1951年4月30日有如下一段指示。他说：杀人——判死刑的“原则是凡有血债或其他重大罪行非杀不能平民愤者，应坚决杀掉，以平民愤而利生产。”
“应坚决杀掉”，说得铿锵有力，掷地有声。三年前，毛泽东在《论人民民主专政》中就有言在先：“决不施仁政。”真是说得到做得到。
在这里，杀人，即判处死刑的标准，除了“血债”，还有一个凌驾“血债”之上的标准，就是“平民愤”。
一般说来，“血债”之有无与大小，都可以量化，可是“民愤”之有无与大小根据什么来测度呢？既然有“坚决杀掉”的先决条件，所以就不存在罪行了。
文革后，彭桂萼虽然获得平反，但是谁能挽回被无辜杀害的悲剧？像彭桂萼，不但以诗歌蜚声全国，而且也成了当地的社会贤达乡望。他的“民愤”从何而来？
就在毛泽东下达这个指示之后不几天，上海市在虹口体育场召开全市公审反革命分子大会，当场公审并“枪决一批反革命首恶”。这些“首恶”有多少？三百多人也。《人民日报》在头版头条报导说这次大公审、大枪毙，赫然的标题是“十万市民到场观看，鼓掌称快，欢声雷动”。（见郑义《108名“战犯”的归宿》第382页照片）那么，这三百多反革命“首恶”有什么“血债”、有什么“民愤”呢？杀了这三百多个反革命分子就“平民愤”了吗？这当然是用不着向人民交代的。
（七）镇反杀人的“指标”
其实，在上海枪决三百多个反革命，还远远没有达到毛泽东规定的指标。在上述指示下达之后半个月，5月15日，毛泽东又下达了一个杀人指标的指示。他说：“在处决反革命的问题上，乡村已达人口千分之一（在西北地方为千分之零点五）、城市已达人口千分之零点五者，应即停止大批地杀人。”（《镇压反革命必须实行党的群众路线》）上海当时的人口若以400万计，要杀了2000人才能达标，进而“停止大批地杀人”，因此，随后又有一次在虹口体育场枪决300余人的壮观场面，又有了十万“看客”来“鉴赏这示众的盛举的人们”（鲁迅《呐喊自序》）。
毛泽东之所以随后再下达一个杀人“指标”，大概是怕杀戒一开就血流成河，难以截流了。
这样有计划有指标的大批量的杀人，当时遍及国中，从京城直到穷乡僻壤，其消息在《人民日报》上大量刊载，视为新中国的一大盛事。
不过，对于毛泽东来说，他还有点害怕杀人过多引起群愤，因此他制定的乡村1%、城市0.5的杀人指标是一个缩小为五分之一或十分之一或二十分之一的指标。他说：“估计在上述党、政、军、、经、团各界清出来的应杀的反革命分子中，有血债或有其他引起群众愤恨的罪行或最严重地损害国家利益的人只占极少数，大约不过十分之一二，而判处死刑缓期执行的人可能占十分之八九，即可保全十分之八九的死罪分子不杀。”这就是实行了半个多世纪的“判处死刑，缓期二年”的政策的滥觞。毛泽东交代了他的老底。他说：“如果我们把这些人杀了，群众是不容易了解的，社会人士是不会十分同情的，又损失了大批的劳动力，又不能起分化敌人的作用，……”由此可见他只有疯狂的报复杀人之心，而毫无宽厚仁慈之怀。
因此，如果没有“死缓”这个新政策，那么，镇反运动中杀人的数量要多5——10倍，因此，那些判处“死缓”的人应该向毛主席磕头：感谢龙恩！
那么，镇反运动到底杀了多少人呢？我们从上述指标，也可以求知其大概，那是不算不知道，一算吓一跳，不过实际杀人数字当然永远是机密了。各种估算在二三百万之谱。
在一个人口五亿的国家，掌握最高权仗的领导人，下达一个全国执行的杀人指标，在五十几年之后来看，那真是亘古未有的胆量与气魄！
（八）一个反弹的实例
毛泽东这样穷凶极恶无所顾忌地杀人，自然引起了强烈的反弹。在《关于镇压反革命》一文中，他写道：“山东军区政治部副主任黄祖炎同志于三月十三日被反革命分子王聚民在一次会议上用枪刺杀。这是我党高级干部被党内暗藏的反革命分子所刺杀，而为过去所少见的，应当引起全党警惕。王聚民为山东惠民军分区政治部宣传科副科长，一九四一年混入我党，家庭为恶霸，在土改中被斗，王行凶后当场自杀。据山东分局及军区来电说，此事显系反革命分子在我党及人民政府坚决镇压反革命之际的报复行动。特此通报，务请你们注意：(一)严防反革命的报复。应当肯定反革命的报复是必然会有的，必须预先采取防制的办法，千万不可疏忽。除加强警卫外，最重要的是采取积极手段，破获反革命的组织，消灭反革命的巢穴，坚决迅速地杀掉一切应当杀掉的反革命分子，使反革命措手不及，无力施行报复手段。(二)必须认识党内、政府内和军队内已有少数反革命分子混进来，决不可认为太平无事。现在就应开始注意这个问题，考查可疑的分子，聚集材料。在地委及专署一级以上机关内，军分区及师一级以上的机关内，城市则为市、区两级机关内，特别注意考查这类可疑的分子，——有材料，就应做适宜的处置，保障党、政、军各级领导机关的纯洁和安全，决不可优柔寡断，姑息养奸，是为至要。(一九五一年三月十八日)”
这件“反革命报复杀人案”我感受过它的余绪。我是在那事件之后将近半年调到南京高级机关工作的。这时高层领导的办公室门口都有特设的警卫把守。凡是召开大型的会议，必有警卫把守大门。凡是进入会场的人，都要搜身，检查是否藏匿了武器，可见惊动之大之广。
由于出现了王聚民“反革命报复”事件，实际上是誓死抗议，毛泽东就更加有理由杀人了。既然反复强调“决不可优柔寡断，姑息养奸”，反正是错杀不错，多杀不错，少杀有错，所以镇反就越杀越多。这种“考查可疑的分子，聚集材料”的工作在镇反运动结束之后，始终没有间断，到了1955年肃反运动的时候就全部用上了。我所在的军区后勤司令部，竟然有四十余人列为审查对象。那真是八公山上，草木皆兵。但毛泽东从来不承认他犯过“扩大化”的错误，更遑论杀人如麻，流血漂橹。
年年国庆，今年又国庆。每逢国庆，人们津津乐道毛泽东的豪言“中国人民站起来了”，可是大家却不知道中国人民是如何趴下去的。
现在凡是读了我写的文章却对网上舆论漠然的朋友，无不为我提心吊胆。这就是毛泽东留下的遗产，也是人们对中共以宪治国的认识，但我还不这样悲观。我对胡锦涛还没有丧失信任，起码在许诺言论自由方面，我估计不会走进死胡同。
（2005年国庆初稿2006/1/6，改稿于山东大学附中）
来源：新世纪(http://www.dajiyuan.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