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纪元10月25日讯】（希望之声《九评空中读书会》节目）>联结收听
《九评之七》评中国共产党的杀人历史
李唐：欢迎听众朋友收听《九评空中读书会》。昨天在节目当中，我们为各位听众朋友进行了《九评之七》评中国共产党的杀人历史这一章的第一节，第一节主要在描述中国共产党的杀人特色之一就是“杀人如麻”。
李乐：那它的特色之二是什么呢？
李唐：特色二就是它的杀人的手段极其残忍。好像希特勒当初杀害犹太人，他有他的一套说法，就是关于日耳曼种族是最优秀的，类似我们现在所谓的优生跟保健这样一套理论，从达尔文演化论借用来的一套理论。那么共产党当然也有它的一套理论，它为什么要杀人。
李乐：我们在第七评当中要跟大家一起讨论，它这个杀人理论到底是怎样的一个理论？合不合理？用哪些理论来杀人？因为我们在外面可能只知道，比如大饥荒或者是土地改革真的死很多人，只知道这样子而已。
李唐：那么我们就开始就今天这个新的内容，并先为各位听众朋友诵读。我们在上次的节目当中，讨论到了建政之后所开始的镇压反革命和土地改革当中的杀人的状况，接下来我们要谈的分别是“三反、五反”还有“大饥荒”。
《朗读开始》
（二）“三反”“五反”
如果说“镇反”和“土改”主要针对农村基层的话，接下来的“三反五反”运动就是城市中的屠杀运动。
“三反”是从1951年12月开始的针对中共内部干部腐化而开展的“反贪污、反浪费、反官僚主义”运动。当时也处决了腐败干部，但紧接着中共认为其干部变坏都是资本家引诱的结果，于是在次年一月开始“五反”，即“反行贿、反偷税漏税、反盗窃国家财产、反偷工减料、反盗窃国家经济情报”。
“五反”实际上就是抢资本家的钱、甚至是谋财害命。当时上海市长陈毅每天晚上在沙发上端一杯清茶听汇报，悠闲地问：“今天又有多少空降兵？”实际上就是问又有多少商人跳楼。“五反”运动使所有资本家在劫难逃，所谓“反偷税漏税”是从光绪年间上海开埠算起，资本家倾家荡产也交不起“税”，想死又不能跳黄浦江，因为会被说成去了香港，家属还要继续被逼迫，只好跳楼而死，让中共看见尸体好死了心。据说当时上海高楼两侧无人敢走，怕突然被上面跳下来的人压死。
据1996年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等四个部门合编的《建国以来历史政治运动事实》的数据，在“三反五反”中，有32万3千1百余人被逮捕，280余人自杀或失踪；在1955年“反胡风运动”中，有5千余人被牵连，5百余人被逮捕，60余人自杀身亡，12人非正常死亡；在随后的“肃反”运动中，有2万1千3百余人被判死刑，4千3百余人自杀或失踪。
（三）大饥荒
中共建政后死亡最多的政治运动是“大跃进”之后的大饥荒。红旗出版社1994年2月出版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历史纪实》一书，在“大饥荒”一文中说“1959年至1961年的非正常死亡和减少出生人口数，大约在4千万人左右。……中国人口减少4千万，这可能是本世纪内世界最大的饥荒。”实际上海内外学者对饿死人数的估计在3千万到4千5百万之间。
这一场大饥荒被中共歪曲成“三年自然灾害”，实际上那三年风调雨顺，大规模严重的洪水、干旱、飓风、海啸、地震、霜、冻、雹、蝗灾等自然灾害一次也没有发生，完全是一场彻底的“人祸”。由于“大跃进”使全民炼钢，大量庄稼抛洒在地里无人收割，直到烂掉为止；同时各地却“争放卫星”，柳州地委第一书记贺亦然甚至一手导演炮制了环江县水稻“亩产十三万斤”的特号新闻。正好庐山会议后，中共在全国“反右倾”，为体现其一贯正确，在全国按照虚报的产量进行粮食征购，结果把农民的口粮、种子粮、饲料全部收走。仍然搜刮不够征购数量就诬蔑农民把粮食藏了起来。
贺亦然曾经说：不管柳州地区饿死多少人，也要争个第一！有的农民被搜刮得家里仅剩藏在尿罐里的几把米。环江县驯乐区委为让农民有粮也吃不成，甚至下令“灭火封锅”。民兵夜间巡逻，见到火光就搜查、追捕。许多农民连野菜和树皮也不敢煮食，活活饿死。
过去大饥荒发生时，官府总要设粥厂，开仓放粮，允许饥民逃荒，但中共显然认为逃荒会有损“党的威信”。于是派民兵把守乡村的交通路口，防止饥民外逃。甚至在饥民忍无可忍去粮管所抢粮时下令开枪镇压，并诬蔑被枪杀的饥民是反革命分子。当时甘肃、山东、河南、安徽、湖北、湖南、四川、广西等许多省份饿殍遍野，没有饭吃的农民还被逼着去“大修水利”、“大炼钢铁”，许多人走着走着路就一头倒在地上永远也起不来了。最后死了人没人有力气掩埋，许多村庄一户一户地死绝。
中国历史上饥荒最严重的时候曾经出现过“易子而食”，而到了中共统治时期却出现了这样的故事：活着的人不但把死去的人割了、煮了、吃掉，还将外面来逃荒的人、乃至自己的孩子杀了吃掉。“有一户农家，吃得只剩了父亲和一男一女两个孩子。一天，父亲将女儿赶出门去，等女孩回家时，弟弟不见了，锅里浮着一层白花花油乎乎的东西，灶边扔着一具骨头。几天之后，父亲又往锅里添水，然后招呼女儿过去。女孩吓得躲在门外大哭，哀求道：‘大大（爸爸），别吃我，我给你搂草、烧火，吃了我没人给你做活。’”（作家沙青的报告文学《依稀大地湾》）
这样的人伦惨剧到底发生了多少我们无从知道，但我们却知道造成这无数人伦惨剧的罪魁中共，却把它变成了党领导人民抗击“自然灾害”的颂歌，并继续号称自己“伟光正”。
1959年庐山会议，为民请命的彭德怀遭到整肃，一大批敢于说出实话的干部被撤职、关押、审查，到大饥荒发生时已经无人敢说真话，几乎全都为了保住自己的乌纱帽而掩盖饿死人的真相，甚至甘肃省在陕西主动提出支援他们粮食时还以粮多得吃不了为借口拒绝了。
此次大饥荒也是对中共干部的一场检阅，按照中共的标准，这些干部当然都是“合格”的，因为他们已经可以宁可看着数千万人饿死，也不说实话，相信再也没有什么人情天理会成为他们跟党走的良心负担了。大饥荒后，肇事的省级干部们仅仅做了走过场式的检讨了事。在四川饿死了几百万人的省委书记李井泉甚至后来还被提拔当了西南局第一书记。
《朗读结束》
李唐：我们今天要和各位听众朋友讨论中国共产党杀人的历史，今天主要讨论两个阶段：一个阶段是“三反”“五反”，另一个阶段就是历史上非常有名的“大饥荒”。
李乐：我想大家都很熟悉“大饥荒”，就是死了非常多人，而且是饿死的。
李唐：我们先从时间序列来看，首先发生的是“三反”“五反”，这三反是什么呢？请李乐为我们的听众朋友大家再念一遍。
李乐：“三反”就是反贪污、反浪费、反官僚主义。
李唐：那“五反”就是反行贿、反偷税漏税、反盗窃国家财产、反偷工减料、反盗窃国家经济情报。不知道各位听众朋友听到这些三反、五反的内容时，心里会不会跟我们有同样的感觉？
李乐：其实这些名词都还蛮熟悉的。
李唐：而且现在也还在反这些东西。
李乐：对啊，尤其是反逃漏税还有反贪污。
李唐：还有反偷工减料，他们现在很有名的“豆腐渣工程”，盖垮了很多公共建筑物，这明显的就是偷工减料。反贪污、现在的贪污，中国共产党的贪官那就不用讲了，大概全世界都挺有名的。
李乐：我觉得很奇怪，它自己会检讨自己，那应该是蛮好的事情嘛！
李唐：对，但是不知道为什么从1951年开始检讨，“三反”，然后1952年1月紧接着“五反”，反来反去，五十年之后还是反一样的东西。
李乐：我觉得这好像就是它的名目，反正这个名字好听，那我先拿来当作我们的皮，可是其实我是要杀人的。
李唐：对，其实“三反、五反”表面上看起来好像非常得民心，反贪污当然对啊！反浪费，公务员怎能浪费呢？你领的是人民的纳税钱！反官僚主义当然更正当啦！
但是我们不要说它没有反贪污或者反浪费的意思，而问题是，你说贪污也好、浪费也好或者官僚主义也好，为什么就像我们刚刚讲的在五十年之后它还是继续存在着？我觉得其实这就是根本的问题。
李乐：根本上的问题是指…
李唐：有句话大家都朗朗上口，这句话叫做“权力导致腐化、绝对权力导致绝对的腐化”，很多人都很熟悉这句话。
我觉得这句话在中国共产党所谓的三反、五反的历史上其实说的就更清楚了！我们说反腐化从五十年前反腐化，一直到五十年后还在反贪污、反腐化，就是因为它们的权力问题，事实上中国共产党在中国社会建立起拥有绝对权力的政权，它掌握了一切！
西方民主政治说：权力需要制衡。西方民主政治的出发点就是对于人的一种不信任为出发的。所谓对于人的不信任就是说，它认为人在看不到的时候或者有机会的时候就会为自己的利益做坏事，所以他们所设计的政治制度就是一种监督的政治制度。像我们刚刚所讲的一句话：权力导致腐化。其实也是西方所传过来的。
那么我们就可以看到，在一个没有监督、没有制衡、连良心都被破坏的地方，也许制度上还没有适当的制衡，但是如果它还有道德良心的话，我想贪污、腐化基本上也不会这么严重，而且其实道德良心有时候会比制度更为有效。
我们在上一评谈到了中国共产党破坏传统民族文化的时候就提到，它把传统民族文化里面道德规范的这一面，也整个摧毁掉了。
这个权力在制度上没有任何监督的机制，而且中国共产党又没有反对党，党中央独揽大权。我们都知道它所谓的政协或者它的人大根本就是橡皮图章，所以它在制度的设计上是没有制衡机制的。制度上没有任何机制，良心道德也被摧毁掉，那么你说这样的权力它能够不腐化吗？
李乐：有的人认为共产党的腐化是到了后来才开始的，就是权力慢慢导致人腐化。他觉得共产党刚开始的时候是很有理想、抱负的，可是我觉得在整个中共的历史上面，55年历史里面几乎没有办法去证实这样的话。
李唐：当然我也看到有些人说在毛泽东时期还没有那么多的腐化，而现在是真的很糟糕；在毛泽东时期人民的生活也比较平稳，就是说有些人开始怀念毛泽东了。
我觉得这是人的某一种心理机制。我们这样说好了，我们先不要讲我们所看到的，在毛泽东统治之下的中国，死亡的人数是最多的，这个部分我们先暂且放在一边不说。
为什么在毛泽东时期大家会觉得好像生活比现在还好呢？因为那个时候大家都很穷，整个绝对的贫穷。大家都穷，你穷我也穷，就不会有相对剥夺感出来，他会觉得说这样的生活只要没有饿死，其实都很好了！
譬如说，今天你去吃碗面，结果你口袋里掏来掏去，你只吃得起一碗40块钱牛肉汤面，没有肉只有汤，一边吃一边看电视报导，当你看到电视上报导牛肉面节，然后有人吃得起一碗3000块的牛肉面时，你那时心里就会愤愤不平，会有一种我们称之所谓的相对剥夺感。
但是如果你吃面时，看见旁边进来的人，他也是点了牛肉汤面，甚至他可能点的比你还差，点了一碗阳春面，你那时就不会有任何的感觉。然后你吃饱时你就会很满足，舌头还吐出来舔一舔嘴唇周围的汤汁、觉得很满足，觉得生活过的还不错，其实就是所谓的相对剥夺感所造成的。
在大家都穷的情况下，真的就有人赤贫、穷到可能只剩下一口气，但是有人却可以富到拿鱼翅漱口，这时这种相对剥夺感就跑出来了。所以可能因此而怀念毛泽东那个年代。但是这种怀念其实是很病态的，或者有人会觉得那个时候治安很好、社会稳定。当然，那个时候大家都家徒四壁，治安不稳定才奇怪呢！
李乐：偷也偷不了什么。
李唐：以前台湾对于反共还很重视的那个时期，曾经把共产主义的“产”改成惨兮兮的“惨”、悲惨的“惨”，共产大家惨。其实在描述毛泽东统治的那段时间的确是大家都惨，所以你要说过去还不错、还有理想、人民生活不错，其实那个都是假象。
李乐：现在中国遇到的问题，跟49年之后所遇到的问题是不一样的，但是总而言之，在共产党的执政底下，刚开始它的特性可以比较无所顾忌，表露的比较多，比如说我就是公开杀，我就是杀杀杀，杀了十年，然后再来一个和平的日子，再来搞一个文革，它是这么做的。
现在中国遇到的问题就是中共的本质依然是没有改变，它一样杀，但是从六四之后它就转为地下化，而且整个贪腐的问题越来越严重！尤其在农村。
李唐：对，没有错，特别农村的贪腐的情形，我们刚才所讲的是绝对权力所导致的。比如说我们知道中国现在很严重的三农问题，其中有一个重要的因素就是它的农民，他们农村里要养的官员或者是党官僚太多了，他们的负担很重。
为什么他们的官员或党官僚会这么多呢？其实就是因为绝对的权力所造成的。怎么说呢？中国共产党建立起所谓的“村村都有党支部”的控制体制，因为它要牢牢的控制住社会的每一个角落，所以它一定需要大量的党官僚去控制，这是一个因素。
另外一个因素是这些党官僚在地方上就是土皇帝，因为他们的权力不受制衡，如果有人提钱去见他，跟他说他希望也能够当个什么官，他就可以帮他安排一个职位。没有的话，也可以无中生有，生出一个职位出来。这样不断的无中生有，农村里面的官职越来越多，都是拿别人的行贿钱衍生而来的。
它的根源事实上就是来自于毛泽东当初建政之后，为了让中国共产党成为中国境内唯一的、绝对专制独裁的权力，他设计这样的体制出来之后，到现在所产生的后果。所以事实上这是一脉相承的，绝对没有前后之分。
今天我们看“三反、五反”，我觉得“五反”这部分写得很好，他说事实上“五反”就是反资本家，就是抢资本家的钱。
它之前在镇反的时候，好像把国民党的残余份子，政敌清算、整肃完毕；然后在土改的时候就是把地主整肃完毕；再来就整肃资本家，其实这就是谋财害命！而且我们看到那时的资本家其实是蛮惨的，自杀还不能跳黄浦江，因为找不到尸体还会被诬赖说逃到香港去了。
李乐：从上海到香港？我觉得太远了吧！
李唐：怕被诬赖说逃到香港去了，然后家属还会被骚扰，他只好跳楼，因为那还可以看的到尸体。
好，今天我们的节目时间已经到了，欢迎各位听众朋友继续收听我们《九评共产党空中读书会》，大家再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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