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纪元11月10日讯】【本文英文标题为《The Social Dimension of Liberal Policy》，作者Dr. Hubertus Müller-Groeling是基尔世界经济研究所教授，并曾担任副所长。本文由秋风校正。】
劳动力市场的例子
在德国，日益恶化的高失业率证明了，如果不允许市场的力量发挥作用，市场被过分地加以管制，会出现什么情况。非自愿性失业（involuntary unempolyment）是一个远远超出了工资和税务问题之外的致命的社会问题，因为它损害了受害人的社会地位和自尊。正是在这里，自由主义政策的社会维度变得特别迫切，因为，这种政策的目标就是创造一个正常运转的劳动力市场，并借此降低失业率。这一切是通过市场经济的手段来实现的，也就是放松管制，提高灵活性，还有那些已被其他国家证明可行的措施。一种自由主义的的劳动力市场政策，再加上其它措施，能够保障个人接受市场状况所能供应的工作岗位的权利（如果工作条件艰苦，将可以获得收入补偿）。自由主义的劳动力市场政策是社会性的，原因有三：
第一，它能防范工会和经理层在目前国家支持的劳动力市场制度内，以牺牲第三方——也即未就业者和纳税人——利益为代价达成协议
第二，这一政策将使有些懒人更难逃避养活自己和家人的责任而牺牲社会。
第三也是最重要的方面则是，调整劳动力市场的立法的灵活性如果得到提高，将会对于减少失业发挥决定性作用。从社会的角度看，失业具有负面的副作用，因而，失业绝对地是我们的社会所产生的最不利于社会的东西，尽管有人声称，相关的劳动和劳动力市场立法是“社会性的”。这一点显然表明，自由主义政策，比起单纯地沿用传统的、部分是保护主义性质的社会立法和社会保障政策，具有更多社会性。
辅助性原则
自由主义政策首先要通过促进和鼓励个人作出自己承担责任的独立自主的决策，来保护和促进公民的自由。自由、独立自主和个人承担责任，发展和调整市场中的竞争和自由合作力量，是自由主义有关人的理论中的核心价值。这些价值与社会组织的一个重要原则，即辅助性原则(subidiarity)紧密联系在一起，这个原则经常被人提起，但却很少得到其应有的重视[8]。它是一项根本的自由主义原则，但有时的时候，连一些自由主义者也低估了它的重要性。有趣的是，辅助性原则早在教皇的《四十年通谕》（Quadragesimo Anno，1931）里就有了严格的定义，并将其称为“至高的社会-哲学原则”。用这份通谕的话说，辅助性原则可以表述如下：“不让个人做可以靠自己的努力完成的事而将其交给社会，是一个严重的错误，同样，将较小和次一级的机构可以完成的工作，指派给更高一级的大机构去做，也是不正当的，同时也是巨大的灾难，是对正当秩序的的扰乱。”[9]
自由市场，经济的动力和真正的社会团结
自由市场和市场导向的政策，是自由和无人居于支配地位的合作的最重要的保护者。对于个人、对于他的独立自主、及他的生活的组织安排来说，自由市场具有至关重要的价值，而且，这一点与自由市场的经济秩序是否具有效率、有利于经济增长无关。历史已经表明，自由市场是民主社会的根基，因为，自由市场对于自由选择具有根本的重要性，尤其是因为秩序是相互依赖的(瓦尔特·奥伊根)，因而，它们构成了自由主义政策的核心。
自由主义政策对于市场经济制度的强调以及保护，也对经济保持动态发展、因而也对社会的福利和富裕作出了贡献。一个以自由为基础、具备自由市场制度的经济秩序，不仅仅有利于人们作出自主的决策。通过它的激励机制，这套秩序还可以鼓励各种生产性力量、并使人们不断地追求卓越。它也通过私人慈善活动为真正的（不是强迫的）社会团结创造出空间，同时，也能为那些确实需要帮助的人提供公共性援助。
市场与平等待遇
市场经济的一个重要特征就是，从原则上，市场保证平等地对待所有公民，因而，也保证了市场中没有歧视。平等对待是自由主义政策的社会维度中一个不可分割的组成部分。
不用说，在市场中，最重要的问题不是（自己）对家人的利他，市场行为也不应该是一个要讲究团结、情谊或搞小集团、小群体、社团或党派（简而言之是裙带资本主义或工联主义）的问题。自由市场意味着机会的平等，这是各种自由主义政策的核心价值，而不意味着结果的平等（不同的问题确实将受到不同的待遇）。它们意味着也不能歧视外国人，而且也意味着竞争[10]。这种对于国人、外人的平等对待，这种无所歧视（non-discrimination），往往让市场和市场中的主角们被指责为“对社会冷酷无情”。然而，这种无所歧视是各项社会政策和一个“良好社会”的根本因素。市场明显使利他主义——一种非常珍贵的善行——更加有效率，从而使它可以在适当的时机在适当的地方发挥作用（哈耶克）。
利己主义，利他主义和社会公正
人们常常拿市场的选择与政治选择进行对比，用以说明，市场中的选择是受利己主义引导的，而政治选择则是基于利他主义的关怀而作出的。然而，我们必须考虑到，市场选择通常是要由个人自己来买单的，反之，在政治选择中，个人则可以正当地作出种种安排，使他本人成为受益者。即使公民们投票支持一些有益于他人的社会措施，他至少也希望对于这些项目自己少出钱或干脆不出自己应支付的那一部分。基于很充分的理由，选举常常被比作拍卖（Roland Vaubel），因为它们是对社会的利益进行分配。从这个角度看，市场决策当然与此不同，且更具有社会性，而政治选择与市场选择相比更强烈地受利他主义影响的流行看法，其实是大成问题的。由此也更容易理解，为什么自由主义的各项政策更多地依赖市场制度和市场选择。
在另一个领域中，自由主义政策也同样依赖于市场竞争的过程：即在争论不止的“社会公正”问题上。由于各人利益不同，对于一个分配结果如何才算公正，几乎不可能达成一致。因此，弗里德里希·冯·哈耶克不承认“社会公正”这个词有什么意义，他提出，我们应该追求“过程的公正”而不应追求“结果的公正”[11]。根据这一命题，自由主义政策选择——与体育活动中的竞争一样——在法律和经济秩序所设定的框架内进行之市场的竞争。自由主义政策也致力于改进这些规则，当然，也会致力于矫正由于某些人部分地或完全不能参与这一竞争所导致之结果。
通过提高社会的富足水平，通过限制国家的作用，通过慷慨的财政规则，自由主义希望为私人供应和私人慈善活动及政府向真正有需要的人提供援助等等这些活动创造条件。自由主义的政策希望鼓励形成一种私人博爱的精神氛围，在具有更为有利的法律条件的别的国家，已经存在着这样的氛围[12]。有些人之所以仅仅将涉及到个人对集体之要求的那方面视为“社会性的”，是由于他们养成了一种应得权利心态（entitlement mentality），而之所以形成这种心态，则是因为国家提供了完整的保障。然而，这些好处，由于是系统的，由于是剥削性的，因此，要么是不充分的，要么无钱应付。
经济发展
自由市场政策认为经济的发展的内在推动力是在个人的创造性与适当的激励机制共同作用下形成的。商品、服务的自由贸易、资本的自由流动促进了世界范围内的劳动分工，增加了“国民的财富”。经济的增长和财富的增加——一国或全球——对于自由主义政策的社会维度来说，具有核心的重要性。由于经济增长有加快的趋势，并且越来越多地依赖知识和研究而不是依赖原材料与工业生产，这一点甚至更为重要。其结果是提高了经济活动的可持续性。但自由主义政策的一个主要关注点的社会维度——即增进知识、增加教育，也变得越来越重要。对于个人来说，知识和教育为发挥自己的才干提供了机会 。
经济增长的加速并非不会带来问题。经济增长往往带来结构性变化，不仅会增加机会，也会带来风险。它要求灵活性和适应的意愿，它会损害社会的凝聚力。知识和资本的老化会加速，社会的差距也可能加大。这些对于自由主义理论来说未必不是威胁。它们使对国家、对平等（不是机会的平等而是结果的平等）的呼声进一步高涨，导致人们抵制有利于经济增长的那些条件。这种抵制态度在很大程度上源于反感变革，来于缺乏教育和灵活性。但这种抵制态度也可能源于对经济和财富增长的条件及国家作用的错误理解；而错误的看法总是难以消除的。【未完】
－－原载：《九鼎公共事务研究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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