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纪元11月6日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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伍凡：各位观众好，现在是独立评论。最近中共召开了十六大六中全会，全面提出了建立和谐社会。而在这次会议前后，又有相当多的中共高级官员被抓。这说明了什么呢？今天，我们就和观众一起讨论一下这些问题，看看中共未来的政策走向。
草庵：首先，我们先谈一谈陈良宇事件。在六中全会之前，上海书记陈良宇突然被抓，引起了全球的关注。各种各样的消息也纷纷传开。其实，我们注意一下中共的前一波行动，就很容易发现这其实是早已经安排好的。首先，我们要注意到，在陈良宇被抓之前，先是周正毅又被抓，然后是几个省市的检查长被抓。抓周正毅是为了抓陈良宇作前期准备，抓各个检查长也是为了司法审判肃清道路。从现在的情况看，整肃上海帮是早已经安排好的一个事情。
伍凡：胡温上台之后，一直想树立自己的路线，提出了建立和谐社会。但江泽民时代推行的路线是经济发展第一，结果形成了势力庞大，关系复杂的官商利益集团。上海帮在中共统治集团中的势力远超过胡温，结果就形成了胡温政策不出中南海。地方势力根本就不听胡温得政策指令。宏观调控阵政策施行了两次，但都是以失败为告终。陈良宇在上海的公开讲话中就明确辱骂胡锦涛，温家宝两人是贼儿子。他的原话是这样说：“为了人民群众的切身利益而作出政策上变通的决定，是符合我党实事求是的原则和精神的。这样做当然是有风险的，这种风险的大小不在于对政策变通做决定的人，而在于掌握更大权力的人是不是把人民群众的切身利益放在什么位置上。我的风险不小，因为上面有两个“十拉乌子”（浙江粗话，意为贼的儿子）
草庵：实际上，陈良宇地话并没有什么道理上地错误，他还讲了很多话，也是直接面对胡锦涛的，诸如它说胡锦涛不稳重，中国要一个稳定的国内和国际的发展环境才能发展，努力实现和维护这样一种发展环境是过去，现在和将来的关键问题。这也要求我们党和国家高级领导人的个人性格要稳健。胡锦涛同志的性格是不是符合我说的这项考虑，我不清楚，根据一些资料我注意到，胡锦涛同志在西藏担任自治区党委第一书记的时候，为了对付少数和尚作乱，他亲自头戴钢盔端起了冲锋枪，我相信胡锦涛同志没有亲自扣动冲锋枪的扳机，但我认为这不是一种性格稳健的表现，我希望中央政治局常委会的集体领导班子在做重大决定的时候要注意到这个问题。吓人的话用不着对我来说，这是不起作用的。我当兵的时候是1968年到1970年，那个时候天天都惦记着要和苏联打战，部队天天都在抓战争思想动员，我从那个时候开始就不恐惧死亡了，可是，我又多活了35年，现在我更加不恐惧死亡了，我也不会觉得对付几个和尚还需要头上戴一顶钢盔的。
伍凡：不光如此，陈良宇对胡锦涛的无孝心也指责过：我工作忙起来了之后就很少能关心我的父亲，我觉得我对不起我的父亲，当有人能够给我的父亲提供一些帮助，让他过上比较舒适的生活的时候，我很感动，算是解除了我的一点心头压力。我不能想像我可以做到15年不看望把自己从小养大的养母，当上了国家最高领导人之后也不亲自去给自己的父母扫墓而是让自己的儿子去意思意思，我做不到，因为我是有血有肉的人。我们国家现在的经济改革是从农村开始的，我们国家的农村经济改革是从安徽滁县的一个生产队开始的，这个生产队刚开始搞联产责任制的时候，不符合当时的中央政策和法律，生产队的干部冒了很大的风险。他们开始是怎么做的呢？我记得当时他们有一个协议，协议上说如果生产队的干部因为分田到户坐了牢，那么全队的社员就要把他家的农活包下来，还要把他家的小孩一直养活到18岁，很伟大啊！协议中间还有一条，也很伟大，说的好像是事情不准对上面和对外人讲，谁讲了谁就是全生产队的敌人。这一段已经成为党史的一部分了，那个安徽长大的人肯定是不读党史的，他好像根本不知道我国现在的经济改革就是这样开始似的，他的那个养母真是很冤，白养了他。
草庵：在和平崛起的认识上，陈良宇也有自己的见解：中国要“和平崛起”是做的不是说的，说一次就嫌多余了，多说了就是吹牛，而且是对中国的稳定和发展不利、不负责任的。中国要努力保持长期的稳定发展，中国真的会有“和平崛起”的一天。但是，用“和平崛起”这种口号来激发爱国主义热情存在个问题，爱国主义在中国青年人中间已经炒得热过了头，青年头脑里就会尽想着打啊、杀啊、炸啊、登陆啊、占领啊的，喊出来的也是这些东西。你这里的青年人整天这样想，这样喊，人家就会吓得害怕中国了，你说是要“和平”地“崛起”，谁相信你说要“和平”还是要打、要杀？人家就害怕中国现在的发展，人家害怕了就一定要不让你“和平崛起”，你屁股刚刚“抬起”，人家就要把你踩下去，你永远也别想抬起头来。以后，“和平崛起”这类的话，说过了就算了，今后少说为妙。这是我的个人看法，我只对事不对人”。
伍凡：陈良宇面对胡温地政治压力，他对中央的政策和执行上也有些自己的观点，他公开在干部会上说：服从必须有道理，没有道理要求绝对服从是不现实的。在军队中，士兵要绝对付出长官，光靠这个绝对服从的制度并不行，所以军队中还要有思想工作、战争动员，等等。党中央要求地方绝对服从，首先党中央要有道理，要说得服人，要允许内部辩论和公开辩论。现在，中央的某些政策指令在许多地方实际上是绝对不服从，作为中央领导，我们在会议上是不是应该先讨论一下是不是中央的某些政策指令没道理、说不服人？是不是中央的某些政策指令根本缺乏全国各地的代表性？我们遇到问题，是不是应该首先检讨一下自己什么地方做错了？中央对地方是老大没错，中央要当好了老大、会当老大才能是真正的老大，否则地方各自就当起自己的老大，你能怪谁？
草庵：从表面上，大家看到了陈良宇的讲话，很多人都非常的支持，因为大家觉得陈良宇讲的很有道理，没有什么大错。但不管陈良宇说的对不对，这些话确实是对胡温执政有很大的威胁，因为陈良宇基本上是上海帮的总代表。
伍凡：陈良宇被抓，人们都在问，曾庆红起了什么作用，因为大家都认为曾庆红也是上海帮中的灵魂人物。不过，这里需要说的是，从原则上看，曾庆红是上海帮的一员，但他与上海帮还是有区别的。当年江泽民上台后，依靠曾庆红维持住了秩序，赢得了党内的认可，主要原因是曾庆红时中共党内太子党的领军人物，曾庆红不光是太子党的领袖，而且与中共的各元老关系密切，正是因为这个关系，江泽民才站稳了脚。说白了，是因为曾庆红协助了江泽民，才形成了上海帮。从根本上看，有了曾庆红领导的太子党扶持了江泽民才有了后来的上海帮。
草庵：这次胡温抓上海帮，表面上是反腐败，是因为上海近百亿社保基金被动用。但实际上，中国的社保基金制度建立完全是依照上海模式建立的，各地社保基金被挪用是非常普遍的事情。国内也没有像关的法律约束社保基金的管理和投资。基本上是谁掌握这笔钱，谁就可以安排用途，既没有制度，也没有审计。根据国内统计资料，连续三年来，中国的社保基金投资回报率都没有超过百分之三点五。也就是说，连每年的通货膨胀率都赶不上，也低于正常的储蓄利息收入。而国际上社保基金的平均回报率是百分之七到八之间。可见中国的社保基金回报率是非常德低，如果加入每年通货膨胀的因素，中国社保基金是亏损的。而陈良宇将上海的社保基金投资到私人的企业中去，通过私人企业投资到高速公路项目，从经济角度上看其实并没有错，是个很好的投资选择。实际上，上海社保基金的投资回报率远好于国内其他省市。但问题是，中国从来没有想尽快建立一个完整的社会保障法律体系，社保基金出问题也是必然的，今天会出，明天还会出。
伍凡：社保基金问题只是抓上海帮的一个借口。关键还是政治问题。十七大明年召开，胡温要给自己的人安排位子，否则陈良宇们还在位子上，胡温就没有办法将自己的政令发出中南海。所以，在六中全会之前，必须要把上海帮搞一下。因为不搞上海帮，六中全会就可能被上海帮利用，上海帮可能反而把胡温搞下去。不过，胡温搞上海帮的主要功臣还是依赖曾庆红。没有曾庆红的支持，胡温不可能搞得动上海帮。胡曾之间也是充满了内幕政治交易。其一。曾庆红年满六十八岁，按照惯例，他不能再进入中央政治局常委之列。但曾庆红还有个人的野心，他需要再保持自己的政治前途，这就需要和胡锦涛进行政治交易，协助胡锦涛打垮上海帮，然后换取自己的政治前途。
草庵：抛开其他原因，从中共历史上看，可以称之为政治家的只有三个人，一个人是毛泽东，另一个人是邓小平，再有就是曾庆红。曾庆红在辅佐江泽民的时候，用手段打倒了北京帮的陈希同，一下就让李鹏臣服于江泽民。现在反戈一击，有打倒了陈良宇，辅佐胡锦涛，又把自己的未来铺平了道路，基本上是一剑三雕。第一雕是您刚讲的和胡锦涛进行政治交换，继续维持自己的政治生命。第二雕是报了江泽民的一箭之仇，把江泽民控制起来了，也将上海帮收服到了自己的名下。成为真正的上海帮老大。上次十六大，江泽民表面上答应推举曾庆红到政治局，但后来，又将政治局常委的名单扩大，将黄菊等人推上去，并将曾庆红的排名落后，耍弄了曾庆红，实际上是对曾庆红不放心。曾庆红心中有数，曾庆红和黄菊之间的矛盾大家也是都知道的。这次就报了一箭之仇。第三雕是打击了胡锦涛，给胡锦涛树立了很多的对手和敌人。胡锦涛耶知道，打击了上海帮，但再打击曾庆红，他可能就是四面树敌，没有站住脚的机会了，所以，曾庆红就必须要拉拢。其结果实，在人事安排上就要照顾曾庆红的人马，本来团系就没有太多的人才，而曾庆红的太子党内人才济济，这就不得不再太子党内寻找人才。
伍凡：所以，在这次六中全会上，人事问题基本没有解决，只是提出了一个不着边际的和谐社会。这说明胡温的权利基础还没有完全稳固。胡温和曾庆红之间的政治讨价还价还没有结束。上海帮的反扑势力还很大。地方官员也正旁观，既不支持胡温，也不支持上海帮。因为他们知道，支持胡温，就是支持抓捕陈良宇，而他们本身在地方上都与陈良宇没有本质区别，都在不同程度上考虑地方利益，或明或暗地反对和抵制中央政策。各种腐败他们也都存在，谁也跑不了。而且各个地方势力也是相互通气，相互勾结。与其现在表态，还不如装疯卖傻，等局势明朗之后再表态也不迟。
草庵：这种局面也给胡温出了一个难题。江泽民时代搞激进的经济发展，根本就不顾法制建设，结果实贫富分化严重，社会矛盾增加，整个中国四处暴动上访。胡温想改变这种局面就需要全面否定过去的路线。所以，在这次六中全会上就提出了全面建立和谐社会。尽管目前中共还没有对和谐社会这个词进行定义，但基本上它的目的是减少社会上的冲突，意图是好的。但这也说明了一个问题，胡温要建立和谐社会，这就是说目前的社会并不和谐，而目前的不和谐是谁造成的呢？当然是江泽民和朱镕基这两个上一代领导人。是他们政策上出了问题才造成了现在的不和谐。要改变目前的现状，就需要改革，需要否定过去的路线，走一条新的路线。
伍凡：中共每个新领导人上台，都会提出一些新的理论和口号，邓小平上台否定了毛泽东路线，江泽民上台否定了胡耀邦和赵紫阳路线，胡锦涛上台也否定江泽民路线，中国从来没有一条完整的，可持续的路线可走，总是绕来绕去，走弯路。其实，这里面的问题就是没有走民主路线，不能代表中国百姓的想法，每个新领导人总是不能和中国国民想到一起，走的路线不是百姓想要的路线。
草庵：从中国的现状上看，左的路线已经没人愿意走，胡锦涛提出的走北韩和越南的路线已经是没有人理，连高层官员都把它当笑话。越南已经进行政治改革，胡锦涛批示他走错了路，学部成了，现在只有学古巴。但能有几个人愿意学古巴？所以，在今后，只有向右走，才能赢得百姓的心和拥护。胡温要想得到百姓的拥护，必须要走一条民主的道路，否定江泽民时代的经济第一的路线。
伍凡：最近，胡温先是从国家统计局开刀，把国家统计局局长抓捕，据说统计局中还有相当一部分人也要被抓捕，这是个预兆。江泽民时代吹牛不上税，国家统计局的资料和数据全有水分，按照中国国家统计局的数据走，胡温根本就无法继续下去，如果再按照现在的数据进行，中国用不了几年，就已经成为全球第一的经济强国，而实际上，中国目前的状况非常糟糕，实际状况根本就与公布的经济数据对不上号。胡温和谐社会也失去了理论根据，中国经济发展的这么好，怎么会有不和谐的因素？另外，从中国各地检察长被抓也反映可胡温要的另一个思路。要尽量赢得民心，否则中共就会被民众推翻，司法腐败不解决，和谐社会也不可能成功。
草庵：胡温能否走右的路线，进行民主改革还不能确定，在目前看，胡温的主要观点还是要维持中共的一党统治，在尽可能的情况缓解社会矛盾，胡温进行的反腐败活动也是政治运动形式的反腐败，其根本的目的还是政治交易。在中国，政治制度上没有建立民主制度，没有健全的法律制度，执法也不是严格执法。没有新闻自由，这都说明中国的反腐败不可能持续，更不可能从根本上消除。
伍凡：胡温在以反腐败为名进行政治权利交易的同时又对民主人士也进行了疯狂的打击。在六中全会的召开之前，高智晟律师，郭飞雄等人被中共抓捕，同时也有数名其他异议人士被抓捕，这都说明胡温根本就没有想进行真正的民主改革。胡温在未来可能会向右转，但幅度都不会大，右转的目的是赢得民心，维持中共的独裁统治，但这个右转又不可能从根本上损害中共的利益和统治。
草庵：和谐社会本身就是很不科学的提法，什么是和谐社会，定义是什么？如何用数据来界定，这都是问题。胡温维持中共的统治，已经没有了什么太多的选择。不进行政治改革，社会就不可能和谐，目前中国经济危机迫在眉头，经济崩溃已经指日可待，不再进行政治改革，指望用一个和谐社会的空洞口号来挽救大局几乎是不太可能的事情。就在中共六中全会召开之后，参加会议的中共高层官员自己就说：都到了什么时候了，现在是全民腐败，全党腐败，危机四伏的时候，靠和谐社会能解决吗？提一百个口号，不如干一点实际的事情，只要把新闻自由做到了，社会马上就会和谐，谁腐败，新闻就报到，就让他不和谐这么简单的事情都作不到，谈什么和谐社会。
伍凡：从毛泽东阶级斗争是纲，纲举目张的时代，到邓小平白猫黑猫，抓到老鼠就好是好猫，后来又是江泽民的三个代表，到了现在，胡锦涛又推出了和谐社会，但我们看中国社会，从来就没有安定过，没有和谐过，和世界各国的差距越来越大，社会主义国家也从数十个减少到了目前的三五个，中共还能自称为三个代表，建立和谐社会吗？
草庵：其实，我们在这个节目中多次谈到中共的问题，各位观众也十分清楚中共的真实面目。今天看到的中共状况，我们在几年前都预料到了，例如中央与地方势力争夺权利问题，宏观调控问题，都没有跨出我们的预测范围。今天我们又谈了未来中共的政策走向，我相信未来会验证我们的预测。今天时间到了，我们就暂时谈到这里，我们会继续观察中共的未来政策。到时候我们继续再谈。谢谢各位观众的收看，再见。
伍凡：再见。(http://www.dajiyuan.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