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纪元12月3日讯】中共在夺得全国政权之前，理所当然地着力于两条战线——公开的军事斗争战线，以及隐蔽的地下斗争战线。两条战线各有一批能手，前者如刘伯诚、彭德怀、林彪、粟裕，后者如北京市委的彭刘郑万（彭真、刘仁、郑天翔、万里）。
在文化战线方面，虽然也有一批“左翼”干将，但他们在破旧（毁掉传统文化）立新（灌输党文化）上，在毛泽东眼里，总觉得差强人意。于是到1942年，毛泽东亲自披挂上阵，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发表讲话。
虽然一呼百应了，但他并不满意。他在1947年同美国记者安娜．路易斯．斯特朗的谈话中，一再埋怨“人民的不觉悟”（领袖埋怨人民，有损领袖形象，自然在“毛选”出版时把这些话删掉，却在斯特朗的回忆文章中留了下来）。他说的“人民不觉悟”，自然包含未能如其所愿用党文化迷倒百姓，未能用党文化给人民彻底换血。
中共以武力夺得大陆独裁地位，立即倾28年之积毒，又借来“苏联老大哥”32年之阴风，神州之神见到一个党文化的大浪扑在几亿中国人头上。本来忙于衣食、无暇思考的百姓，被解放军文工团的“赤叶河”、“白毛女”煽动得热泪横流，被王昆、郭兰英的驴嗓子诱发出一片亢奋的捧共嘶鸣。斯大林文学奖获得者及其获奖者作品（丁玲《太阳照在桑干河上》、周立波《暴风骤雨》），在当时的派头儿，又岂是今日诺奖可比？继续跟进的又有“四大无耻”（姑隐其名）等一批文人，搅得寒彻中华。
推波助澜的苏联翻译作品也大行其道。我建议年轻读者作一个有趣的试验：找一个70岁以上的50年代生活在大陆的人，问他或她哪本苏联小说的哪个人物的哪段话记得最牢。答案多半是《钢铁是怎样炼成的》中保尔说的话：“人最宝贵的是生命。生命给予人只有一次。应当这样度过人生：回首往事，不会因虚度年华而悔恨；也不会因碌碌无为而羞愧。临终的时候能够说：我的整个生命和全部精力，都已献给世界上最壮丽的事业－－为人类的解放而斗争。”
所谓“解放全人类”的斗争，就是实现共产主义的斗争。多少热血知识青年，就在这种似乎看不见、摸不到的党文化的催动下，投入中共怀抱了。他们斗争着，到韩战战场为金日成的彻头彻尾的侵略战争卖命，换来了一个今日金正日流氓政权；他们斗争着，日夜奋战在炼钢小高炉旁，陪毛泽东做“三年赶英、五年超美”的梦，帮毛泽东做饿死千万人的孽；他们斗争着，举小红书搞“斗批改”，持长矛搞“文攻武卫”，却想不到几天后自己上饭厅会在红卫兵看押下边走边唱：“我是牛鬼蛇神，我有罪，我该死”……
在这一波党文化大潮前，少有英雄好汉不受灭顶之灾。笔者当时不满20岁，高中不上了，一头扎进长辛店二老庄一个旧日本兵营，当了号称“中国人民解放军华北军政大学”的“大学生”，喜不自禁。待40年后那一夜枪声响起，从国外电台亲耳听到北京市民和学生喊出的“法西斯——强盗！”才从恶梦中醒来。吃他娘，喝他娘，迎自由，退他娘！我于那一年的10月11日晚，敲开党支部组织委员的门。开门的是组织委员的妻子，我对她说：“把这个交给老史。”“这个”是什么？我的退党声明。我规规矩矩按组织办事，堂堂正正离开贼船。
中共有一句“教育”党员的口头禅：有些人组织上入了党，思想上并没有入党。我们则可反其义说：我们可以远离中共，但从血管里清除党文化毒素的目标，绝非一朝一夕可以达成。近日大纪元、自由圣火等媒体，都提出党文化的清毒问题，很有眼光。我愿献出一点边脚碎料，让更多人去除淤泥，迎接朝霞。@(http://www.dajiyuan.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