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九回隔山打牛之与国安电话过招
这台大戏并未就此落幕！
就在民运内部为公开指证“共特”的策略争论不休时，国安也未闲着。似乎为了印证我在柏林大会上的指证，在我返回丹麦后，5月22日下午，也就是彭小明在博讯网上发文的同一天，我接到来自国内的一个神秘匿名电话。
对方一口标准的带京腔的普通话，很客套地说是国内的“有关部门”，只是想了解“五一九”柏林大会会场所发生的一切。
显然对方想了解李震是怎么暴露的？经过？到底暴露几个同伙？以此评估“五一九”事件的杀伤度和影响度。我也不隐瞒，有问必答，开诚布公将李震犯低级弱智的错误，连同一个情报小组在会场慌中出错，暴露曝光的经过，一五一十和盘托出。
末了，对方很客气地表示，还会再找我了解一些情况。尽管对方态度平和，但在这彬彬有礼充满着温、良、恭、俭、让的表像下面所传达的讯息，却是恨得牙痒痒的：“国叔很生气，后果很严重”！
——这就越发证实我的指证是事实，戳到了国安的痛处！同时国安知道我的电话号码，也佐证了李震是“共特”的事实（彼此交换过名片）。
俗话说，“不怕贼偷，就怕贼惦记”！
如今劳国安大驾惦记上我小平头，未雨绸缪，我不敢懈怠，赶紧向丹麦警方报警备案，报告柏林大会我的文稿被“共特”偷窃，以及“五一九”事件的全部经过和国安挂匿名电话骚扰的事实。
于是，丹麦警方对我的手机、家中电话，采取了一些必要的保护措施。
“猫捉老鼠”的游戏开始上演！
“机密”、“机密”，多少罪恶假汝之名以行
5月23日，星期二，这天上午和下午，又接到两个匿名电话，还是那个神秘男子。头一个电话，仍是小心翼翼，旁敲侧击地补充询问“五一九”事件的相关细节。其实国安通过在现场其他特务的摄像早已掌握“五一九”事件的全过程，之所以前两个电话不厌其烦地询问，是为后面封杀被李震所窃之文革稿件的发表，而所作的必要铺垫。
下午第二个电话，也是通话时间最长的一次。开始言归正传，切入主题——涉及被偷窃文革稿件。——这才是国安关注的焦点！实录如下：
国安：丢失文稿是什么内容？
平头：我想就不必弯弯绕地明知故问了，直奔主题吧，想必李震已将文稿传给你们。
国安：（不置可否，绕开话题）你打算怎么处理这份文稿？
平头：在媒体公开发表。任何阻挠和封杀文革真实讯息的努力都是徒劳的。
国安：你年纪轻轻，不像在文革中遭到迫害，何至于如此冲动呢？
平头：想了解我的心路历程？恰好案头上有相关资料，可以解答你的疑问。说来话长，文革期间我还是个少不更事的顽童，属于姜文导演的电影《阳光灿烂的日子》中那一代。既不是造反派，也不是保守派。文革中听到和看到造反派广西“四二二”死伤无数，大人们都笼统地归究于“两派武斗”。
可当我长大成人后，接触一些历次政治运动被整得灰头土脸的造反派头头，尤其是看到一些八十年代初整党的文革内部机密档案，白纸黑字记载着韦国清屠杀十多万广西造反派民众和无辜的“黑五类”及其子女的史实，并非广西“四二二”和广西“联指”武斗，而都是在广西各地成立“革命委员会”后，广西当局以韦国清为首，利用“反共救国团”等冤案，搞的“阶级大屠杀”。
八十年代中后期在广西，我实地走访了当年发生大屠杀的城市、地区和县份：南宁、柳州、桂林、梧州、北海、宾阳、武宣、柳江、融安、武鸣、凤山、钦州、玉林、百色……
广西文革研究，改变了我的人生轨迹。知道越多触目惊心的真相，我再也无法浑浑噩噩地佯作不知地保持沉默。
最触动我心弦的一件事，如果你愿意听，我可以在这里与你分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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