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纪元3月17日讯】1969年6月2日，一个非常美好的初夏夜晚，我同无锡回来的曹汉华在新街口见了一次面。我们坐在环形花园护栏上一直谈到天亮。我把自己的处境告诉了他，他并不奇怪。他也感到在厂里有人注意他。另外他告诉我，他打算利用工作便利，在包装出口药品时，把事先准备好的小传单夹在说明书里发到国外，让世界了解中国现时的政治状况。我劝他要谨慎一些，他笑着说人活着总得干点事。临分手前，他略带伤感地告诉我，他已经同恋爱三年之久的女友分了手，原因很简单：他不想连累她。
太阳升起的时候，我们互道珍重，握手告别。这一别，成了永诀。
我的预感终于成为现实，1969年6月16日，当局对我下了手。
1969年6月16日，那是个阴天。头天晚上应一个朋友之邀，替他画了一幅狄更斯小说《奥立弗尔》的封面，故而睡的很晚。上午8点刚起床，有人来通知今天上午不上班，在大会议室开全体职工大会。进了会场后，直到9点20会还没开。书记安排我读报（事后看来这显然是个精心安排）。到9点40时，走廊里传来脚步声，我们书记在门口笑咪咪地叫我出去一下，说有事找你。我刚出会议室门，七八个民兵一拥而上，把我架进一间小房间。屋内空无一物，只在正中央放了一把椅子，四周墙壁上贴着醒目的黑体大字标语：“现行反革命分子方子奋必须低头认罪！”“坦白从宽、抗拒从严，顽抗到底，死路一条！”几个人把我按在椅子上，其中两人紧紧揪住我的衣领角，仔细检查里面有无氰化钾之类的东西（电影里常有这种镜头：特工人员被捕时只要咬一下藏在衣领角里这些剧毒药品，立马就能毙命），紧接着扒光了我身上所有衣服和鞋袜，给我换上一套全新的劳动布工作服。刚系好扣子，一群人反扭着我的臂膊、揪住我的头发，把我架往办公室外的露天会场。我刚在会场露面，一阵震耳欲聋的口号轰然爆发：“打倒现行反革命分子方子奋！”“敌人不投降就叫他灭亡！”“揪出现行反革命分子方子奋是毛泽东思想的伟大胜利！”一千多支胳膊随口号声一伸一屈，场景极为壮观。当我被押到台前时，台下前排猛然蹿上十几个人向我扑来，一秒钟不到，我即被掀翻在地。我身体的各个部位都挨到了拳脚，我已分不清上下高低、东西南北，躺在地上只见到拳头和穿着鞋子的脚在我身上运动。后来听到有人在喊“大家不要动手，大家不要动手！”但拳脚似乎并未停下来，直到会议组织者在喇叭里高喊：“大家注意，大家注意，我们要注意阶级斗争新动向，防止阶级敌人杀人灭口！”这些义愤填膺的“革命战士”才悻悻而退。我真该“感激”会议组织者的急中生智，否则，那天弄的不好我真有可能被“灭了口”。
我又被架了起来。一阵口号过后，主持人军代表在麦克风中警告我：“方子奋，今天我们对你们这个反革命集团在沪宁线上全面实行了抓捕，你们的成员一个也没有跑掉！到这个地步，你唯一的选择是彻底坦白交代，否则李立荣就是你的镜子！”听到这里我的心一紧：李立荣怎么了？李立荣怎么了？李立荣到底怎么了？！
正当我猜度李立荣到底怎样了之际，忽然大会宣布“现在由李立荣的哥哥李蔚荣发言。”随即李蔚荣站起来说：“李立荣前天上午已经被白下区公检法军管会判处有期徒刑十年，现在你必须老老实实坦白交代问题，争取从宽处理，否则你的下场是很可悲的”。看来，为了分化瓦解我们，军管会是刻意安排李蔚荣发言透露李立荣的消息，要我别心存侥幸，休想蒙混过关。
但是令军代表先生没有想到的是，这消息反而让我一颗悬着的心顿时放了下来。不就十年嘛，十年又能把我们怎么样？李立荣不过判了十年，曹汉华和我，还有其他几个朋友谅也重不到哪里。
这第一次批斗大会开的很短，总共大约40分钟。此后又开过近二十次大小批斗会。由于我是“要犯”，军代表们可能真的怕有人对我“杀人灭口”，在后来的批斗会上倒也没受过拳脚照顾。我先是被关在农场的一间浴室内，由16个民兵分班轮流看守。8月24日，被转到白下区看守所，又于1970年1月初转到南京市娃娃桥看守所关押。
就在我被抓进去不久（注：我之所以称自己被“抓”而不是被“捕”，是因为军管会从未履行过逮捕手续），李蔚荣也被抓，先关在白下区看守所，尔后也转到了娃娃桥。
说到娃娃桥，不得不插入几句。
南京有句顺口溜：“进了娃娃桥，小命就难逃。”由此可见娃娃桥看守所在人们心中的形象。里面的看守大部分是些转业不久的军人，都是些心狠手辣、杀人不眨眼的高手。有次我被提出来审讯时，亲眼见到一个身高一米九几姓穆的女看守（据说是体院排球队转业的）正在打一个女犯，这位穆管（管理员称“X管”，有如现今的“X总”“X局”“X队”）挥起手中一把锁号子门的大铁锁，对那个双手已被反铐的女犯人后脑勺就是一下，女犯人登时被砸倒在地，一边翻滚著身体，一边发出撕心裂肺的嚎叫。有次我在提讯时坚决不肯按照提审者意图供述，在送我回号子时，审讯员同我那个号子（当时我关在东大院7号，编号是2605）的管理员陈“医生”耳语了几句，第二天清早起床时，陈“医生”忽然打开号子门，一下子把我拎到门外，二话不说将我反铐起来，并且嘎嘎响地把铐齿一直捏到底。我问他我犯了什么错误要戴铐？他骂道：“我操你妈的，老子想铐你就铐你！谁叫你起床动作那么慢？”骂完在我脸上连煽几个耳光，接着打开号子门从后面一脚把我蹬了进去。20分钟过后，紧铐的手腕开始火烧火辣的疼起来，背铐双手很快肿起，皮肤变成了紫黑色。一连三天晚上，都由于痛澈心肺而无法入睡，吃饭喝水全靠难友喂，大小便只能请别人解裤子擦屁股。直到第六天临近中午，陈“医生”总算大慈大悲开恩解了铐。松开后，双手已呈黑色，全无感觉，过了十天才能勉强活动。腕部被铐处至今在阴天还隐隐作痛。
八十年代我平反后，曾多次想再去会会这位陈“医生”，但因各种原因未能实现。我倒不是要去清清这笔旧账，而是想恭恭敬敬请教他一个问题：在人类已经经过几万年的进化之后，他和他的一些同事们，怎么会把祖先的兽性如此完整地继承下来的？这点就此带过。
我从关押到判刑，对我大会小会批斗共19次。在这期间发生过许多有趣的故事，限于篇幅此处不能尽述，只好今后另文再叙了。这里且说说公检法军管会办案时超一流的想像能力以及高深莫测的“逻辑推理”。
在对我的十余次审讯中，有三个问题一直被翻来覆去的盘问，办案人员不厌其详地追问所有细节，并且一遍又一遍地核实我的前后交待是否一致，希望从中找出破绽，一举突破我的心理防线。
第一个问题是我和李立荣、曹汉华、张稼山等四人在玄武湖、中山陵等地有哪些活动？
对这个问题，我非常如实的作了回答。1967年初夏，曹汉华所在的无锡单位搞武斗停产，他回南京待了一段时间。他同我、李立荣、张稼山去玩过两次玄武湖，并又去了中山陵水榭亭。我们躺在如茵的草坪上纵情谈论音乐、电影、文学，谈论各国风土人情，从玄武湖中山陵的优美景色扯到瑞士日内瓦湖的风景。我们说如果能到日内瓦去游览该有多好，可惜中国人要想出国比登天还难，这辈子看来是没有指望了。李立荣又谈到他旧时一个邻居，全家迁居香港，前些日子回来探亲，说香港那边自由得不得了，叫我们想都不敢想。谈到后来，都觉得我们这个社会一天都待不下去，如果有机会出国，一分钟都别耽误，等等。当时的谈话内容主要就是这些，除买了几根冰棍、上过几次厕所外，什么事也没干。
按正常人的眼光看这件事，无非是几个小青年结伴出游，在一起天南海北侃了一通，向往西方生活方式、对现实有所不满而已。这些又都是口头上的东西，说过就算，并无任何针对性的策划、行为。但是，后来公检法军管会对我们这两次再平常不过的出游，作出了这样的结论：“多次在玄武湖、中山陵秘密聚会，策划叛国投敌事宜，由于其他原因未遂”！
第二个问题是，我们这“一伙”人（李立荣、曹汉华、我、张稼山以及另外几位好朋友）在李立荣家开过多少次“会”，研究过哪些“问题”？由于这个问题实在太离谱，使我实在无法回答。我和一些朋友确实在李立荣家常能碰在一起，但绝大多数是谈音乐、听唱片、切磋演奏技巧，有时也谈论文学艺术，间或涉及文化大革命和时政。既然涉及文革，免不了对当局头面人物有所议论，对毛、林、江以及靠文革发迹，一夜之间爬到中央的新贵们进行过一些抨击。至于在李立荣家开会，并且专门研究问题，这根本是从来没有过的事。鉴于在这个问题上我的口供同审讯我的人的要求距离太大，为此我吃过不少苦头。上文提到的在娃娃桥看守所被反铐六天五夜，原因即出于此。
因为我的口供不能使他们满意，办案人员对此极为恼火，在审讯中不断对我施加各种压力，哄、吓，诈，骗，一应俱全。但我很明白，在这个问题上，我必须咬紧牙关，绝不能顺着他们的杆子爬，要我怎样说我就怎样交代。只要我一松口，按照他们的授意“交代揭发”，后果和下场是可想而知的。他们的目的已经非常清楚，就是要将我们定为一亇“斐多菲俱乐部”式的现行反革命集团，李立荣是我们的“首领”，是他在组织、领导我们从事反革命活动，他的家是我们的秘密活动场所，是召集反革命会议的会场。目的既已明确，就等我和朋友们的口供来予以印证。至于口供是否属实，这无关紧要，只要说出他们想要的内容，然后签字画押，就算成功。既然深谙其中之道，我当然不为所动。因此在这个问题上我始终没有很好地“配合”他们。
大概是其他同被关押的朋友们也识破了这个陷阱，致使公检法军管会先生们设计的“在李立荣家开会，研究反革命活动”这段重要情节最终没能演化为“事实”。不过，这并没有妨碍他们以另一种表述方式对这个问题作出以下结论：“张稼山、方子奋、XXX、XXX等人多次聚集在李立荣家，密谋反革命活动，系统地疯狂攻击无产阶级司令部，攻击无产阶级专政，攻击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攻击社会主义制度。”这个结论，后来写进了我们这个“反革命集团”的判决书，成为重要的“定罪根据”。
第三个是要我揭发林舜英的所有“问题”。
我最如实、最详尽供述的正是这第三个问题。
根据他们提出的问题本身，我非常清楚他们想从我嘴里掏出哪些有关林舜英的内容。按他们的设想和估计，我是李家最好的朋友，去他家的次数最频繁，和李立荣的交情最深，必然对李家的情况了解得最全面，对林舜英的思想、行为和从事“反革命活动”的犯罪事实当然也很了介。根据伟大领袖“世界上没有无缘无故的爱，也没有无缘无故的恨”的英明推断，在办案人员看来，林舜英出身于大地主家庭，自小受过正规教育，加入过国民党、本人又是国民党官僚的太太，丈夫几十年来与人民为敌，最后潜逃台湾。这样一个女人，她能不恨共产党，不恨社会主义？再说，她的两个儿子都是仇恨共产党、敌视社会主义的现行反革命，这能同她没有关系？这些，可不是我的凭空臆想，提审人员在审讯时已明确无误地把他们的这些想法告诉了我。他们一直在让我明白：根据他们的分析和掌握的情况，林舜英决不是一个小人物，她有重大的犯罪事实，现在就看你招不招供了。
对林舜英的问题，我写了几十页交代揭发材料，就我所看到、听到以及了解到的有关内容均如实作了供述，甚至连她平时的衣着习惯、菜肴口味这些生活细节都没有遗漏。不过，这份洋洋数千言的交代材料中，没有一个字提到林舜英有什么“反动”思想、“反动”言论，更牵涉不到什么“现行反革命”活动——这倒不是故意隐瞒、为她开脱，而是确确实实没有这种事。我在材料中详细介绍了林舜英如何胆小怕事、如何谨小慎微，并列举了很多具体事例来说明。例如，有好几次我和李立荣在小房间交谈时，她会突然推门而入，怕我们在收听“敌台”；有时我们的谈话一涉及文化大革命，她会立即岔开话题，意思是叫我们别谈政治，如果我们不听，她则会训斥李立荣，搞得我都有点下不了台；有次她给武汉的大女儿写了封信，信寄出后忽然怀疑自己在信封上写毛主席语录时漏写一个字，急得一夜没睡，第二天清早赶到邮筒旁等邮递员开箱取信，直到证实自己信封上没有漏字后，心上的石头才落了地。在李立荣被关押后，她同世界上所有做母亲的一样，想儿子，替儿子担心，但从来没有为此发牢骚攻击过谁，更多的是默默流泪、强忍心中的悲伤。在与她认识的几年中，我时常在李蔚荣、李立荣兄弟面前半开玩笑地讥笑过林舜英，说她是个典型的“树叶落下怕打破头的老太太”。有次我甚至当面同她开玩笑，说她胆子太小了。她笑着说：“我们不能跟你们比。你们家是工人阶级，出身好，有点什么事别人不会计较。对我们这种家庭可不行。”
交上这份交代揭发材料后的次日，他们提审了我。刚刚开始提审员就拍着桌子警告我：“你写了些什么揭发？看来你是不见棺材不掉泪了！”尽管这二位提审员很厉害，我还是耐心地向他们再三保证，我说的绝对是实话，如有隐瞒，我承担全部责任。但他们根本不相信，他们始终认为我在为林舜英隐瞒、开脱，逼我“深入交代揭发”。到最后我也急了，我说“那你们干脆列个草稿给我，让我按你们的意思照抄一遍好了。”话音刚落，其中一位绕过桌子到我面前煽了我两记耳光，接着按铃叫人来把我送回了号子。
大约十天后，这二位又来了。这次态度比上次好了一些。对我来说，硬也好，软也好，我该交待的全交待了，审我一百次也问不出什么新内容。上次打我耳光的那位 “启发”我：“你想过没有，1957年时，林舜英全家已经拿到去香港的护照了，后来为什么临时变卦不走呢？照理说，像他们这种反动家庭，做梦都想去台湾，现在倒奇怪了，护照发给他们，她居然不愿走了，你说这说明什么问题？”我说她是不放心留在大陆的大女儿，也有些舍不得那栋楼房。他不屑地瞟我一眼然后说：“不知道你是装傻还是太天真。根据我们掌握的情况，她之所以临时决定放弃去香港，是因为接到了台湾方面的通知，要她继续潜伏下来做特务。”话既然说到这份上，除了佩服他们的丰富想像力外，我已实在无话可讲。最后他们要我再好好回忆回忆，有什么要补充的，随时写材料。
这是我在看守所里的最后一次提审，自此之后再也没有人来找过我。
1970年的8月，我已被判刑在南京长江砖瓦厂（后并入南京第四机床厂，统称“江苏省第十一劳改队”。我的编号是10114）劳改，那时我的劳动是在瓦窑当出窑工。有天我正出窑拖板车时，值班干部把我带到办公室，说有人来外调提讯。这次来了四个人，他们自称是林舜英所在单位纸盒厂革委会的。刚一开口问话，我立马感到来者不善。这四个人对我的所有询问，归结为下面几个问题：林舜英是如何幕后操纵你们反革命集团的？林舜英是怎样把你们拉下水的？林舜英同台湾、香港特务有哪些联系？林舜英在她儿子被捕后是如何指使你们进行内外串供、订立攻守同盟的？这几个问题可谓句句咬肉、字字见血，只要沾上一条，后果可想而知。当我把以前交代过的内容重复给他们听后，他们先是怒不可遏地大声呵斥我“极不老实”，继而见我一副“死猪不怕开水烫”的模样，四人一齐冲到我面前将我按倒在地，其中一人一下子掐住我的喉咙，我顿时感到呼吸困难、眼前发黑。这时幸亏一位姓莫的值班干部听到响动闯了进来，眼见我被按在地上，立即为我解了围。他先是泛泛地批评了我几句，要我端正态度、老实交代问题；然后又对他们说“不要急不要急，有什么问题慢慢问他好了。”四来者对莫干事七嘴八舌地抱怨，说我实在太顽固、气焰太嚣张，不整整我的态度（“整态度”应列为“文革术语”了）肯定不行！希望劳改队配合一下，先把我的“态度”好好整一下再说。不过莫干事对这个有益的建议并未回应，敷衍几句后，却端了把椅子在紧贴门口的树荫下坐了下来。
经过这番折腾，这四位来人大概考虑到毕竟是在人家地盘上，不能像在自己单位专案组里那样为所欲为，态度总算缓和了些。其中一位年龄稍大的甚至还关心起我的身体来：“活重不重啊，吃不吃得消？家里有人来看你吗？要不要我们替你捎个口信？”看到他们的表演，我不禁心里暗笑。你们也太小看老子了，就凭你们这几个三脚猫，就能把我像个耗子一样摆弄得服服贴贴了？真天真得过了头！你们之所以这样火急火燎的要从我口中掏材料，不恰恰说明你们手里“现货”不多，还不能把林舜英怎么样吗？现在我倒要看看你们还有哪些高招！于是我不停地揉着刚才被他们卡过的脖子，抬头死死盯住天花板，任凭怎样提问，都以“没有新的补充”“该交代的都交代了”作答。我这种软硬不吃的态度很快又激怒了他们，有个皮肤白皙约莫30岁的高个子火气特别大，几次站起来冲我吼道：“你今天不老老实实交代，绝不会放过你！”后来还杀气腾腾向我示威：“什么是无产阶级专政？无产阶级专政就是要把你们这些反革命斩尽杀绝！特别是像你这种顽固到底的反革命！”面对他的暴跳如雷，我依然盯着天花板不为所动。什么“绝不放过”，“斩尽杀绝”，我十年刑都判了，就凭你们能给我加刑？再说现在又有莫干事这位“保镖”坐在门口，你又能拿我怎样？就这样一直耗到天黑，四位大概看我们劳改队并无招待晚餐的诚意，终于一个个背起黄书包悻悻离去。
莫干事在送我回监房的路上对我说：“以后有人再来外调提审，态度上好点，省得找苦头吃。”寥寥数语，顿时泉一股暖流注入我僵冷的心。在那种环境里，作为一名管教干部，不仅能及时阻止对犯人施暴，事后还这样含蓄的安慰我，确实够难为他的了。这位莫干事生就一副凶神恶煞的黑脸，见者无不生畏，而心地却非常善良，犯人们背地里都称他为“莫菩萨”。那天要不是他在场，我很可能要被他们狠狠“修理”一顿，甚至弄不好落下个残疾都难说。多年来我一直很感念这位莫干事，在1975年时听说他患癌症不幸去世了，令我唏嘘不已。世人有“好人无长寿，恶人活千年”之说，有时还真tmd如此！有如莫干事这样的好人，竟然在四十多岁时英年早逝；而那些手上沾有无辜者鲜血的家伙，现在仍然一个个天天坐在老干部活动室里打桥牌、搓麻将颐养天年。
就在最后一次提审我后，号子里在不断进人，几乎每天都有。听新进来的难友介绍，外面到处在抓人。我们“7号”每天都在进“新客”，原来地板上人均二尺宽的铺位一下子缩减了将近一半。解放后曾任江苏省高级人民法院院长的方征，不知犯了什么事也关在我们7号。他晚上偷偷告诉我：“这种迹象不是好事，只有解放初期‘镇反’时才有过。” 这位公检法老前辈的预感果然很灵，就在他说这话的十来天后，迎来了南京市第一场对“现行反革命”的成批屠杀。(待续)(http://www.dajiyuan.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