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纪元3月2日讯】元月十六日，成都草堂读书会在经干院学府茶坊举行了一次“读与思”的讲座。讲座由叶涛先生主持，由诗歌评论家杨远宏先生主讲。
当天来参加讲座的约有四五十人。太平村和蔟桥乡的农民兄弟姐妹也有代表参加。
叶涛先生回答有些朋友们的询问，就是关于草堂读书会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活动、组织或非组织？叶涛说，草堂读书会的特点就是“四无”，一无组织、二无纪律、三无经费、四无结论。每次在付费的公众场所聚会，任何朋友或非朋友尽可以自由取舍，想来就来，想走就走，只是茶资必须要自付。
讲座上叶涛先生给大家念了一段某报刊发表的一则报导，某国家机构发布他们调查的我国人民自认自己的“幸福度”已经达到了90％。就此问题大家也展开了讨论。特别是下岗生活无着的工人兄弟和遭遇拆迁失地极大地降低了生活水平的农民兄弟姐妹们，对这样的假新闻假报导表示了极大的愤慨。
杨远宏先生主讲后，与会者也展开了讨论。前后大概有二十几人发言，但因为当时录音笔出问题，未能将大家的发言录下，不能有完整的录音讲稿提供给大家，非常抱歉。
下面我们将远宏先生的讲话草稿整理刊出，供大家了解。
——黄维才
杨远宏演讲《我的阅读与思考》：
在眼球文化、图像文化大面积遮蔽、羞辱心智文化的现实语境中，在一个肤浅平庸而不愿高度、深度阅读，不耐思考的时代，草堂读书会重提“读与思”的话题，无疑是有其深长宏阔的眼光和紧迫厚重的意义。当年的东林书院有一副闻名天下的对联，“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上联是对读书人在凄风苦雨中刻苦攻读的动人写照，下联表明读书人苦读与社会关怀之思考，刻骨铭心的道义良知。孔子也说过“学而不思则惘，思而不学则殆”，挑明了学（读）与思的相关性。我的演讲也就由此出发，谈一些我的粗浅、点滴体会，以供在座的朋友们参考。
关于读。
好几年前，我曾经将阅读分为两类。一类，我称之为上升性、增质性的阅读，具体指对人类文明最高智慧、最高思想、最高艺术、最高经典的阅读。此类阅读增加人的质量，引领人上升。应以此类阅读的汲纳，构成阅读者终身的基础知识框架和学养，只有在此基础上，才可能生长出才华和优秀。另一类我称之为下降性、减质性阅读，具体指那些浅俗无聊、无向无效的阅读。此类阅读不读或许更好些，读了反而使人减轻质量，反使人沉沦下降。对此，古人有足够的清醒：取法乎上，得乎其中；取法乎中，得乎其下。引伸一下，当然也就是取法乎下，得乎其下中之下。那怕穷其一生，我们连人类文明浩如烟海的经典都读不完，哪有时间耗费在那些浅俗无聊的文化垃圾上。要害不仅在于读与不读，而更在于你在读什么。我们应当对我们的阅读有严格甚至于是苛刻的美学限定、文化限定、思想限定和精神限定。朋友们，再不要在阅读之路上盲目弯行或下滑了。
鉴于我们民族哲学智慧和宗教感的单薄稀缺，而哲学无疑是人类最高智慧的结晶，宗教无疑是人类灵魂最高的超越和升华，因此，我建议朋友们要强化古今中外哲学、宗教经典的阅读。
文化研究是国际思想理论的前沿。这个流派以人类整体的社会生活方式，作为文化的一种定义，将包括文化生活在内的一切社会生活现象，都看成是文化现象，而对之进行多角度、多学科的综合思考和研究，这无疑会给我们带来宏阔的眼光、思考和启示。会带给我们一片更广阔的阅读和思考的新天地、新境界、新发现。因此，我建议朋友们注意文化研究的阅读。推荐三本书，这三本书是《文化研究读本》《消费文化读本》《文化研究访谈录》。另外给朋友们推荐几套丛书，你们可选择性地阅读。它们是商务印书馆出的“汉译名著”，三联出版社出的“学术文库”“新知文库”“宪政译丛”“历代基督教学术文库”“基督教学术研究文库”，上海译文出版社出的“当代学术思潮译丛”“20世纪西方哲学译丛”，中国社科出版社出的“知识份子图书馆丛书”漓江社出的“诺贝尔文学奖作家丛书”，没有收入丛书的单行本太多，难以一一推荐，请原谅。
关于思。
笛卡尔说“我思故我在”，是对思、理性、主体的充分认定和确信。后现代有人说“我思故我不在”，我理解这种说法对理性崇拜、专制的反弹，以及在现代、后现代感性、理性进退惶惑、困境中，对理性、主体的怀疑和挑战。但是，作为人之为人的坚实依据之一，无论受到何种怀疑、反弹和挑战，理性和主体，依然要伴随人类到人类的终结。
对理性、思想的另一类质疑来自培根。他说“凡思想皆被思想过”。可以这样说，人类思想的基本命题，确实已差不多被思想过了，因此才有“太阳底下无新事”一论。但是，即使对已被思想过的思想，完全可以带着新的问题意识，有新的切入和角度，而产生新的理解和意义。比如反智反理性，实则古已有之。老子就主张“绝圣弃智”，但老子是出自“常使民无知无欲”使“智者不敢为”“民利百倍”“智慧出，有大伪”的伦理学和政治哲学的考量。而18世纪的启蒙运动，却喊出了“让一切重新接受理性审判”的口号。这是强调思想、理性的独立、反思和启蒙，带有召唤革命的预谋、抱负和雄心。后现代主义反理性，则是反抗理性对感性乃至感官、欲望的压迫和专制，张扬、鼓吹人的感官和欲望。依我看，反理性反思考、既可能是洞透天地后的大智慧（但这是深厚透达的理性、是思考在前，其结果也是极少的大智者）更可能是无知即无畏的愚昧和轻狂。这是大量的愚氓。由此可见，仅管同是面对反智反理性，古今中外，完全可能有不同的思考。何况，我们面对的是一个急剧变化、新问题层出不穷、新旧影响盘根错节的时代，能不保持足够的理性、思考和清醒吗？
对此，我们应有强烈的问题意识和问题思考。我在一篇文章中说过，“一个没有问题意识的民族，是问题最多的民族；一个没有问题意识的国度，是最成问题的国度。”旅美加洲大学学者张旭东在北大的一次讲座中，曾经振聋发聩地发问，我们到底要的是什么？我们到底要成为什么样的人？我认为，如果对此类人生基础性问题，没有起码的思考和选择，面对由此问题而牵动的人生方方面面，能不困惑、盲目和糊涂吗？
有位国外的思想家说过，在书房里产生的思想，可以带来一场地震。诸位不要轻易重复歌德所言“理论是灰色的，生命之树常青”，不要轻视带有问题意识的思考。理性思考是构成人类文明的一个极重要的部分。
纵观中国思想史，我们民族和中国知识份子严重缺失具有普世价值的人类感、人类关怀，和具有超验、超越性的精神维度和精神源头，尤其是宗教精神的严重缺失。由于前者的缺失，我们始终走不出狭隘的、简单的、极端的所谓爱国主义和民族主义的怪圈和陷阱，而在其中自我坐大、麻醉、腐朽。须知，古今中外的统治者，都是以爱国主义和民族主义两面灵旗来呼风唤雨，来招摇聚众，尤其是在内外交困的时候更是如此。如果将爱国主义、民族主义简单化、狭隘化、绝对化，而演变为自大张狂的排他、排外祸水，就极可能威胁到人类的安全与和平，这是极危险的，极需警惕的倾向。何况，历代统治者惯常在爱国主义中玩掉包惯技，将其中的“国”本指“祖国”，却权谋地偷换为“国家”。我们却往往对此不加深思而盲从。安德森认定，民族是想像的政治共同体。既是想像，当然就带有建构和虚幻的色彩；既是想像，为什么不可以再想像？既是建构，为什么不可以对之进行再建构或解构？别尔嘉耶夫说过，爱祖国是壮丽的，但还有比这更壮丽的事业，那就是爱真理。最终，我们不是通过祖国，而是经由真理，走向通往天国的道路。
由于后者的缺失，我们因为没有来世，没有末日审判而无所畏惧，而肆无忌惮；因为没有绝对的精神源头、指向和归宿、信靠，而只能在我们的文化传统造就的功利主义、实用理性中伺机随机，随波逐流，随浪逐利，灵魂思想无根而随风飘转，受尽欺蒙和苦痛，最终沦为他人或自己的实用工具。人生苦短，转瞬即逝而终无灵魂、精神的信靠，终无未来，这难道还不觉得可悲吗？
在此，深思鲁迅的悲剧是意味深长的。
对鲁迅作为一位深厚的，有良知和道义担当的思想家、作家，作为一位独立自主斗士，我是满怀敬重的。但鲁迅过分自信来自尼采的超人理念和强力意志。主体心智和力量，成了他心灵唯一的主和信靠。对超越自身意义的绝对精神的拒斥情绪，使他拒绝把生命、信靠奉献给超越性的神圣，以至最终在现实的一再失败、失望之后，最终走向怨恨和绝望的深渊。现实不能解决他的失望，而又没有超验的、最后的精神信靠和归宿，鲁迅的悲剧也就必不可免。无所畏惧地面对生存的严峻考验和苦难，始终对人类持有普世的恒常的关爱和希望，这一切，只可能来自绝对的超越性的精神信靠。而这，正是世界级大师必备的精神素质。也只有亲和或具备这样的精神素质，中国的知识份子才可能有真正的希望，才可能有真正的出路。
上述思考的详细论述，请各位参见网上拙作《重建知识份子的精神》。
我的演讲到此结束，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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