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纪元4月28日讯】二）对集体农庄的歌颂和对大饥荒的视而不见
本来，出身于社会底层的高尔基，应该同情被压在最底层的农民，但大作家却一向对俄国农民抱有偏见。他认为俄国农民懒惰、散漫、自私、愚昧、肮脏、残酷，是俄国落后的主要社会原因，他甚至对著名诗人叶赛宁的自杀也不抱同情。他认为，叶赛宁的自杀是因为那种“纯血统的乡巴佬心理”。
在布尔什维克政权的早期，针对占全体农民总数20％的富农，列宁就发出与富农进行最残酷斗争的号召，他在1918年8月写道：“毫无疑问，富农是苏维埃政权的死敌。或者是富农把无数的个人杀掉，或者是工人把少数反对劳动人民政权的富农强盗的暴动无情地镇压下去。这里不可能有中间道路。”（《列宁全集》中文版第28卷P38）只是为了挽救革命造成的几近崩溃的经济，已达到巩固新政权的目标，列宁才不得不暂缓农业合作化运动，转而推出“新经济政策”，允许农民进行相对自由的“小农经济”。
但是，列宁死后，斯大林一面加紧党内的夺权，一面加速集体化进程，集体农庄是斯大林的得意之作。1929年12月，斯大林发表了名为《伟大转折之年》的文章：为了彻底消灭俄罗斯的旧农村，就必须首先消灭农村中剥削阶级。所以，“公开消灭富农阶级”就应该是转折之年的国家政策。他宣称：富农们当然要抵抗。为了节省时间建设新农村，就要用革命的方式来处理富农，干脆把他们消灭掉，以便彻底解决问题。三个月后的1930年3月15日，苏共《关于集体化运动的决定》出台。
执行这一“国家政策”的领导人是莫洛托夫，他的主要任务是强制没收、驱除、流放和消灭，目标是彻底根除掉一个旧阶级。莫洛托夫把富农分为三类，第一类是抵抗着的反革命富农分子，枪毙或送进监狱、劳改营，并把这些人的家属迁往最遥远的荒僻地区；第二类是其余最富有的富农分子，统统迁往最遥远的不毛之地；第三类是破落富农分子，统统迁进集体农庄，在贫苦农民的监督下劳动改造。被强制迁移的富农数量高达15％－20％，每个富农的后面还跟着三、四个被捕的中农甚至贫农。
大规模镇压和处决富农的枪声昼夜不停，迁移农民的列车不停地轰鸣，孩子、老人和妇女全部被装牲畜一样地塞进车厢，列车在严冬里行进，车厢里的人都被冻得半死不活，许多孩子和老人死在半路上。带着警犬的士兵负责押送，车厢里装上刺眼的探照灯，与装满犹太人的纳粹何其相似。谁能说，1933年希特勒上台后对付犹太人的政策和方式，不是从斯大林消灭富农的残忍中学来的。莫洛托夫得意地说：“我们搞集体化搞得不错，……我亲自划定了驱逐富农的地区，共驱逐40万户。”
由此可见，所有的共产国家都热衷于计划经济和集体化，目的是为了“提高效率”和“公平分配”，而事实是提高了“极权效率”和“加强奴役”。
斯大林的阶级灭绝政策遭到农民的抵制，党内高层的布哈林和基洛夫等人对集体化持有不同意见，西方舆论对集体化的抨击日益强烈，甚至苏联的一些知识分子也对镇压富农提出置疑。比如著名作家肖洛霍夫指责“刑逼、体罚和打骂”是“极其恶劣的做法”，而且这不是个别的过火行为而是普遍采用的暴力，如此下去，消失的将不是几个富农，而是几万名集体农庄庄员，希望斯大林过问一下（1933年4月16日肖洛霍夫给斯大林的信）。
然而，斯大林对一切置疑和反对意见置之不理，他一面在苏共的高层会议上为强制集体化辩护，一面再次向雅戈达布置了政治任务，请出高尔基为他站台，出面赞美集体化，于是，大作家又变成斯大林影响国内外舆论的王牌。
高尔基回国后，雅戈达有意安排他参观了一些集体农庄。在经过选择的“景点”里，那些先进的集体农庄庄员簇拥着他，向他讲述农业集体化的好处和斯大林的英名。他大加赞赏用集体化的方式来改造农民，称农村的组织化和统一化可以减弱农村对城市的威胁；他高度赞扬苏共在汽车厂和拖拉机厂建立政治部的决定，认为这一决定证明了斯大林的伟大、英明和天才，因为它可以强化集体化过程中政权对农民的控制和改造。
高尔基宣传、美化不断扩大的强制性劳动和审判富农分子，他告诫人们要时刻提高警惕，不要被狡猾的富农们利用饥荒来攻击政权的伎俩所迷惑。他甚至说：共产党人只是少数，而农民却有数百万，如果不对农民采取强制集体化，共产党人就将被声势浩大的农民杀掉。他在给集体农庄庄员代表大会的信中说：“英明的斯大林同志是多么质朴和近乎人情。”
1929年，高尔基在参观某一集体农庄时，他万万没想到，许多被组织来欢迎他的农民突然转向，由热烈欢迎转为倾诉集体化之苦，显然是希望借助大作家的力量帮助他们，制止强制性的集体化及其暴政，但高尔基拒绝了农民们的请求。
集体化导致饿郛遍野的大饥荒，饥荒最严重地区居然是欧洲大粮仓乌克兰。在那里，某些村庄连一粒种子都没有，人们饿得普遍浮肿，整村整村的人全死光了，人吃人的事时有发生。官方派出专门的部队封锁这些村庄，阻止饥民出外逃荒和外人进来了解真相，甚至不允许往乌克兰境内运粮食，基辅火车站被国家政治保卫总局的武装分队占据着，他们将没有特别通行证的人从火车上驱赶下来。
新闻检查严厉到了无以复加的地步，不但禁止外国新闻记者去重灾区，而且禁止他们去莫斯科郊区进行采访。而在首都莫斯科城内，斯大林营造出一种繁荣昌盛的景象给外国使节和外国记者看，那些给外省运送食品的列车，经常在途中接到掉头开往莫斯科的命令；莫斯科的各大剧院里，经常为外国人安排豪华的演出，契克夫的话剧和著名的芭蕾舞点缀出祥和、悠闲甚至高雅的气氛，真的就是大灾荒中的盛宴。而那些避开了外国人视线的警察们，每天都在忙于追捕无家可归的流浪儿童，把他们大街上送进牢房。
死于大饥荒人数，苏联国家政治保安总局呈报给斯大林的统计数字是330万至350万；西方媒体（包括那些经常称颂斯大林制度的外国记者）把大饥荒称为“有组织的饿肚皮”，认为饿死了500至700之间；还有统计数字为1,100万人。另外，几十万失去父母的少年儿童无家可归，四处流浪，乞讨和扒窃成了这些孩子的谋生之道。为了控制成年居民的四处流动，马上实行了身份证制度和针对少年的法律。
同时，斯大林为了加快工业化而大搞严刑峻法和粮食出口，他太需要大量资金来扩张工业，以至于在大饥荒蔓延的几年中，俄国的粮食仍然源源不断地运往欧洲：1928年出口粮食还不到100万公担，1929年迅速上升了十多倍，出口1300万公担；1930年再次增加几十倍，为4亿8千3百万公担，31年5亿1千8百万公担， 饥荒开始泛滥的32年，仍然出口1亿8千1百万公担，即便在饥荒最严重的33年，尽管出口量大大下降，但仍然没有停止，出口1千万公担。
然而，大饥荒饿不着苏共权贵们，内部特供商店专为斯大林等官僚们供应生活品。同一个卢布，特权分子在特供商店买到的东西，比一般公民在普通商店买到的东西要多十到二十倍。
高尔基为斯大林辩护说：敌人们正在利用饥荒来反对无产阶级共和国。他带着众多著名知识分子去参观白海运河建设工程。1933年8月17日，在高尔基的倡议下，120名作家浩浩荡荡地前往运河工地，集体完成了赞美这个浩大工程的特写集，首开苏联作家对极权者进行集体礼赞的先河，之后便一发而不可收。9月3日，高尔基在白海运河工地上向突击队员发表了热情洋溢的演讲；9月6日，他参加了博尔舍夫斯克公社的座谈会，高度肯定农业集体化的伟大创举；9月19日他又接受了作为《以斯大林命名的白海—波罗的海运河‧建设史》一书主编的任命；第二天又在共产主义学院主席团会议上发表了关于运河伟大意义的演讲。该书的作者清一色的名流，高尔基写了前言《社会主义的真理》，成书及出版的速度也极为惊人，仅用了不到三个月的时间，就完成了大开本、400多页、配有插图、图表、疑难词解释的伟大史书，12月17日苏共十七大前出版。
后来的事实是，投入运河建设的农村劳力中先后有十二万六千名劳改犯，运河没有建成却死了成千上万的人。这完全是独裁者的好大喜功而根本不拿人命当回事的邪恶造成的。而高尔基在“前言”中却这样赞美斯大林：“约瑟夫.斯大林，一位深刻理解和把握导师和自己的同志的精神和勇气的人，在党的领袖最困难的岗位上已顶替十年的人，在世界上的作用和意义，增长得越来越快。”
高尔基对大饥荒并非对一无所知，他的儿子有时会向他讲述一些饥荒和清洗的听闻，高尔基听过后，总是一言不发地离开。他还时常从周围的人那里耳闻到运河工程的内幕，也曾收到过讲述运河工地的悲惨故事的匿名信。写信人把运河工地上的工人比作建金字塔的奴隶，把斯大林比作残忍的埃及长老。但高尔基装作没听见、没看见，而是完全赞同“重新改造”。【未完】
－－原载：《议报》(http://www.dajiyuan.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