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纪元5月8日讯】（三）高尔基煽动起苏联人对“敌人”的仇恨（上）
列宁时代的高尔基，曾经激烈谴责煽动仇恨、滥用暴力、疯狂镇压的恐怖政治，但斯大林时代的高尔基，却变成了仇恨和镇压的第一鼓吹手。
在高尔基回国后，斯大林先后制造了多起冤案：1928年“沙赫林案”，意在用清查暗杀分子和叛变分子的名义进行党内清洗，越抓暗杀分子就越多；1929年“乌克兰解放联盟案”，一位著名历史学家和乌克兰科学院副院长被指控为领导人，进行间谍活动和去文化颠覆活动；1930年“斯拉夫学家案”，把大批著名知识分子送进监狱或流放。继而，为了把大规模工业化的弊端栽赃到别人头上，制造了莫名其妙的“工业党案”。
KGB宣布：“工业党”是个庞大的恐怖组织，成员将近20万人，他们的目标是篡夺政权。于是，开始大规模抓捕那些被指控有意破坏工业化的“敌人”。这些敌人中的骨干，居然都是知识界的精华人物，包括院士、研究所所长、知名教授和专家。甚至连已经被斯大林赶下台的托洛茨基也认为，“工人党”的“破坏专家”受雇于国外帝国主义分子和出卖灵魂的俄国流亡分子，工人们对“破坏专家”的愤怒是“他们真正的革命热情”的有力证明。对“工业党执行委员会”的公审，在以金碧辉煌而著称的贵族会议大楼内进行，五十多万踏着积雪的工人和职员在大楼外面发出震天的怒吼：“处死！处死！处死！”一个工人四十年后讲道：“工人们痛斥叛徒罪行的愤怒情绪我将永生不忘。”
强制集体化和大饥荒造成底层农民的顽强抵制，甚至在某些地区爆发了激烈的暴力反抗。比如，在梁赞地区，农民们杀掉了集体农庄主席和KGB派驻该地区的全权代表，随之而来的当然是更为血腥更大规模的镇压。
1931年，斯大林为镇压反抗和转移人们对集体化造成的大饥荒的注意，先后制造了俄国社会民主工党中央的“联盟案”和“劳动农民党案”。在“联盟案”中，被指控的人员有国家计委委员、国家银行管理局成员、国家商业部高官，以及文学家、经济学家等四十多人，罪名是与“劳动农民党”乡勾结，从事破坏经济计划的活动。在刑讯逼供之下，被告全部承认自己有罪，其中的十四人被判处五到十年徒刑。
斯大林制造“劳动农民党案”，意在把大饥荒的发生栽赃到农村的富农和破坏分子的头上，抓捕了上千人。随之而来的就是对暗杀分子、叛变分子、破坏分子和孟什维克分子的接连不断的审判。
同时，大饥荒不仅加深着农民们对斯大林的憎恶，也激起城市民众的强烈不满，甚至影响到了党的鹰犬和积极分子，国家政治保安总局内士气低迷，警察们为自己的前程疑虑重重。所以，一场自发的反斯大林运动在民间展开。宣传托派行动纲领的传单开始在最高党校内四处传阅，高加索政教学校和莫斯科师范学院的学生，几乎都有一份属于禁品的列宁“遗嘱”；工厂的墙上，处处可见反对斯大林的愤怒标语。那些出身于工人家庭的共青团员们，也加入到反对斯大林的民间运动中。苏联出现了青年人自发地组成的地下小组，讨论不可能公开讨论的政治问题；他们注意到明显的不平等现象正在全国泛滥，大多数百姓半饥半饱，而官僚特权分子却挥霍无度；他们也亲身体验到了等级制度造成的不平等：出身权贵家庭的青年人可以轻易地进入国家机关，担任享有特权和收入丰厚的职务，还能开着他们爹妈的轿车，在莫斯科四处兜风；而出身平民家的青年人却只能干苦力及繁重的劳动，共青团员被招募去修建莫斯科地铁，每天要站在齐腰深的雪水中干十个小时，许多团员不堪忍受，曾有八百多青年扔掉工作，冲进团中央大楼，把团证甩在地上，破口大骂当权者。斯大林闻讯后勃然大怒，马上召集政治局会议，讨论这起苏共掌权以来前所未有的共青团员罢工。
斯大林本人强烈地感受到这种全国性的不满，如果任其发展下去，他的权力根基将被动摇甚至瓦解。所以，他密切注视着这些动向，每天听取国家政治保安总局的报告，报告的内容总是让他忧心忡忡。对斯大林而言，克服饥荒和不满的最有效的办法就是制造恐怖，他要用铁碗制止国内暴乱加剧和党员反对情绪高涨。
于是，大量参加地下小组的城市青年落入内务部的魔掌。1935年至1936年间，就有几千名团员被捕，他们被流放到西伯利亚和哈萨克斯坦的集中营。与此同时，几十万被当权者认为不大可靠的青年，也被送往荒凉之地去“建设新城市”。
为了限制大量饥民涌向城市，斯大林命令重新实行“身份证”制度，没有身份证的农民被圈死在土地上，如果进城就会被警察逮捕。非常反讽的是，布尔什维克革命时期，列宁党动员群众的口号之一就是取消沙皇的身份证制度。
在斯大林的主持下，1932年8月通过一项恶法。该法令由斯大林亲自起草，规定“侵犯公共财产的人应当作为人民公敌被枪毙。”该法令被民间称为“五穗法”，饥民们可能仅仅因为偷了集体农庄的几棵麦穗就被枪毙，最轻也要判十年徒刑。到1933年1月1日，该法令刚刚被执行了不到四个月，就有高达55000人根据新法令被判罪，其中2000人被枪决。
1933年3月，维克斯地铁公司中有六名在俄罗斯帮助搞工业建设的英国电气工程师，同一大批被指责怠工和从事间谍活动的破坏分子一起遭到逮捕。英国政府以贸易禁运对苏联进行抗议性报复，无奈之下，斯大林于禁运直1933年7月释放了英国工程师，禁运随之解除。
由于大饥荒，几十万失去父母的儿童无家可归、四处流浪，他们被饥饿所驱使，纷纷涌向火车站和大城市。为了对付这些流浪儿童，斯大林下了一道密令：凡是在抢劫食品仓库和扒窃列车时被当场抓捕的人，以及染上花柳病的人，无论成人和未成人，统统秘密枪毙。
这项针对流浪儿童的秘密“行政措施”，一直执行到另一项极为邪恶的法律颁布。1935年4月7日，苏联政府颁布了一项在世界文明史上前所未有的法令。法令规定，十二岁以上的儿童若犯了扒窃之类的罪行，与成人同样论处，甚至可以判处死刑。该项法令对严惩儿童扒手的理由居然作了如下解释：“在共产主义时期，儿童具有很高的觉悟，受过良好的教育，完全能为自己的行为负责。”
那些被收容的流浪儿童们，统统当了童工，被送进工厂从事繁重的劳动，每天要干十个小时。个子小、够不到车床的孩子，就要站在车床边的木箱上干活。一些忍受不了的孩子，偶尔会偷偷丢下繁重的劳动，去趟电影院或回到宿舍睡一觉。孩子们哪里知道，斯大林的新法律规定：上班迟到或旷工是严重的刑事犯罪，要被逮捕、起诉和判刑。在少年犯劳改营中，一些未到成年的所谓“女流氓”，常常为了得到一个罐头或一口伏特加，就把少女身体卖给看守、监工或司机。
饿死人可以视而不见，但偷麦穗不行；年龄小不是宽恕的理由，儿童与成人同罪；大饥荒造成儿童的无家可归，不是政府的责任，而要由不具有行为能力的未成年人自己来负。
世界上还有比这更野蛮更残忍的政权吗？【未完】
──转自《右派网》(http://www.dajiyuan.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