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纪元6月3日讯】举世震惊的八九年六四天安门事件，弹指一挥间，过去了17年。这个具有晚清戊戌变法共通性的政治事件对当代中国政治气候的变化如同一个分水岭，在此之前是思想开明的胡耀邦和赵紫阳主政之下的宽松和全面的改革开放，在此之后则是思想僵化继任者江泽民和胡锦涛主政之下的政治改革的停滞和倒退。
1978年以后中国走上了经济改革的之路，开放意识形态，学术环境有所宽松，而且在思想前卫的胡、赵主导下大有进一步政治改革的趋势，从而民主和自由的思想在知识界和青年学生中逐渐酝酿，形成了一波又一波的民主追求的潮流，以1989年春末夏初的民主诉求为最高点。
中共强硬派视学生的反腐败、反官倒、要民主、争自由为中共政权丧失政权的潜在威胁，冲击中共政权堤坝的最后一道防线。他们担心的是政权的存在而非国家的前途和民族的希望。诚然，学生要求改善政府职能最终会挑战中共的专制制度，同时也是推动中国进行政治改革的良机。孰为最高诉求？中共的政治权力还是中国人民的公众利益？为了保住中共政权，学运被血腥镇压了。赢家是拥有武装到牙齿军队的中共，输家是手无寸铁的学生和中国百姓，但这个结局一定不会是永久不变的。
十七年过去了，如今的中国是什么图景呢？
继续政治上的严控，经济上是有了显着的变化，从中央计划经济转变成了市场经济，出现了近十多年来的两位数经济增长。中共领导人胡锦涛在2006年4月末出访美国时候夸耀中国经济的迅速发展说明了中国目前的政治制度是与之相符合的。天安门事件使得北京当局遭受严厉的谴责以及外交上的孤立，第一次海湾战争转移了国际视线，中共幸运地走出了外交孤立的阴影，中国人权恶劣记录也不再受到严厉的批评。中国所谓的举世瞩目的经济成就为他在与世界主要民主国家的关系处理上赢得了一定的讨价还价的资本和回旋余地，同时也极大地诱惑着世界各国唯利是图的商家和目光短浅的政客。
应该看到，中国的高经济发展是以社会道德准则迅速下滑为代价的，是以严重的生态环境恶化为代价的。快速的经济发展仅发生在沿海主要大城市，巨大的城乡差距、贫富差距已经到了足以引发社会动荡的地步。城乡不平衡以及进城民工问题可视为社会不稳定的主要心腹大患。长此以往，可以引发多种社会动荡。这样的社会现状已经引起了中共领导人的紧张，在三月份的“两会”上强调尽量缩小地区差别和填补贫富差距。
问题是这达得到吗？ 没有政治体制上的改革，中共和他们的权贵拥有的不受监督和制约的权力将使所有这样的努力付之东流。
一些著名专家学者和政治精英最近举行了西山会议呼吁中共政府立刻开启政治改革来突破阻碍中国长期发展的瓶颈。难道是巧合，出访美国的胡锦涛两次声称中国将开启政治改革。这是真的吗？只有国内社会问题和矛盾的压力不断上升，西方主要民主国家通过外交途径所施加的政治压力持续不断，中共才会冷静下来与被统治者妥协以避免重蹈齐奥塞斯库的覆辙。
一个非民主的中共存在对世界不是一个福音，它对世界和平构成潜在的威胁。 中国从专制到民主的转型应是全世界积极寻求支持和鼓励的方式，这将极大的降低维持世界的稳定与和平的成本。
这里引用澳洲绿党领袖布朗参议员一段话来结束此文并纪念十七年前为了中国的民主而献出生命的青年学生：当世界的政治领袖们不能给与中共适当的压力，世界人民为中国人民的民主和自由向北京中共当局施加政治压力就变得至关重要了。我们作为国会议员尤其有义务和责任向中共领导人以及他们的属下提出民主和自由的问题，无论何时何地，绝无例外。
（转自《天网》）(http://www.dajiyuan.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