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纪元7月23日报导】（中央社记者周慧盈北京特稿）景统仕是陕西省农民，三年前的夏天，因筹不出女儿第一年大学学杂费而自杀。今年刚入暑，贫困的山西省接连有两名农民因同样原因自尽身亡。在酷热的夏季，因为无力负担子女的学费，许多中国父母因此坠入冰点中。
景统仕的女儿三年前以高分考上东北师范大学。面对第一年约人民币一万元的学杂费，这名五十三岁、负债累累、再也借不到钱的榆林县农民选择喝农药结束生命，临死前告诉家人“我老了，什么事都办不成了。”
三年来，每逢大学入学考试放榜的七到九月间，中国各媒体“贫困父母为儿女学费而自杀”的新闻就没间断过。此间舆论以“大学通知书实为催命符”形容这种中国大陆特有的现象。
日前山西省又接连发生两起学生家长缴不起学费而自杀的例子，中国教育部因此要求各校发放录取通知书时要同时寄送“国家助学贷款指南”，严防催命符现象。
官方统计，中国国家助学贷款发放六年以来，累计贷款学生达两百三十万人，批准金额为人民币一百九十亿元。
但是根据北京“中国青少年发展基金会”统计，中国大陆目前约有六成大学新生凑不齐第一年学费。
另据非正式统计，中国大陆目前两千万大学在校生中，约百分之二十五为贫困生。
所谓贫困生，是指家庭年收入居于所在地的年均收入线以下。例如大陆西北一些地方年均收入为一千三百元，贫困生的家庭年收入就低于一千三百元。
各大学收费则依学校不同而有差异，约为每学年四千到八千元。
北京一名非政府组织人士说：“官方的助学贷款对贫困学生帮助有限，因为贷款是透过银行，但银行的门槛对贫困生来说太高了，除非是北大、清大、交大这种名牌大学，其他大学的学生要透过银行借到钱并不容易。”
上世纪九零年代以前，中国大陆当然也有贫困的家庭，但据表示，却鲜少听说有人因为筹不出儿女学费而自杀。
相关人士表示：“过去不存在这个问题，因为大学的学费由国家负担，贫困生上得起学。”
九零年代官方启动教育改革，开始实施教育产业化政策，大学的数量增加了，学费也愈涨愈高。随之而来的，是一桩桩曝光或没有曝光的家长自杀案例。
高学费政策除了犹如催命符夺走许多家长的生命，也阻断了更多贫困生的求学之路。据中国青少年发展基金会统计，百分之十二点七的贫困生表示缴不起学费就不上大学。
贫困生上不起学，但据表示，中国各大学入学考试中，分数最高的学生往往来自贫困地区，例如福建北部、江西、湖北等省份。
相关人士说：“那是因为贫困地区的孩子知道考试是唯一的出路。”
为协助贫困生上大学，一些民间或半官方组织近年来开始向社会劝募，其中规模最大的为共青团辖下的中国青少年发展基金会（中国青基会）。
中国青基会海外合作中心项目主任杨培丹说，从一九九九年开始的“希望之星”到今年的“圆梦行动”，北京青基会与其他三十三家省级青基会，帮助了数以万计的贫困孩子上大学。
也许是知名度渐渐打开，向青基会寻求协助的贫困生愈来愈多，杨培丹说：“近些年这个需求愈来愈大了。”
但对庞大贫困生的需求来说，青基会提供的帮助，只是杯水车薪。在学费与家庭收入差距悬殊的情况下，谁也无法说得准，“大学入学通知书实为催命符”现象何时能真正被终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