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纪元8月11日讯】上访冤民寄来的材料中附带了一份2006年6月30日“生活文摘报”第四版的复印件，快速览了一遍，一篇题为“北京治理‘上访村’”的文章，文章的开头有这样一段文字：“2006年1月25日，距离新年只有四天了。在北京市市长办公室里，王岐山市长还在专注地处理着公事。有一份北京市社会科学院院长朱明德担任学术顾问的关于“上访村”的调研报告引起了他的注意，他在报告上写道“吉林同志：“对“上访村”，刘淇同志有过明确指示，如何拔掉这个顽症，请牵头研究，决后要开专题会，决前要就安全稳定问题严防死守”。
新年前后阶段的北京自然仍是寒风刺骨，尤其对那些衣衫单薄却无家可归的上访公民而言。上访问题，尤以在北京的‘上访村’问题，是中共反动统治给中国人民带来的众多的灾难性后果之一。坐在温暖办公室里的王岐山市长，是因为朱明德们的关于‘上访村’的调研报告才引起他的注意。这样的注意引发了王市长的拔掉这个顽症的决心，使市长大人决定拔掉这个顽症的不是因为那些长年与王岐山们一同住在这个城市里的、真正处在生不如死的苦难中的王岐山的同胞们的悲惨境遇。该文紧接着向读者暨王市长释怀道：“一同‘住’在北京巿不是因为那些长年与王岐山们一同‘住’在这个城市里”
‘上访村’的负效应是不言而喻的：已经成为境外媒体报导的热点，他的存在与规模的扩大已经形成了气候。这里上访人员的情绪偏激乃至手段趋向极端，这里环境的脏乱程度正在以滚雪球般的速度迅速膨胀，的确成为首都形象和稳定的后患，而且治理难度相当大。‘上访村’展示出的完全是贫穷愚昧落后冤屈和精神病态”。
显然，王巿长们关注‘上访村’的问题的正解是“首都的形象与稳定”。这就决定了王岐山们对‘上访村’的治理，除了使上访冤民的处境雪上加霜外，只能再为他个人的为官生涯留下不光彩的记录，和在中国人民中间留下广泛和长久的骂名。
在这样不道德的体制下，我们显然不应奢求在王岐山们的官行中看到体现他们内心的真正符合文明和道德的东西。上访问题与‘上访村’问题虽一字之差，却反应出今日王岐山们的道德乃至人性与正常人比，其距离之遥岂止是十万八千里。王岐山们和学者们在这里关注的是‘上访村’问题，而‘上访村’问题的根本矛盾是上访问题。如果说被学者们罗列出的‘上访村’问题可被视作是一个问题的话，一则，之只能是严峻急迫却惨烈的上访问题的最末端的问题。二则，较上访问题比，‘上访村’问题远不是王岐山和那些只忧国的学者的目光应当盯着的紧迫问题。王岐山们和只忧国的学者们没有，也不会，实也不敢将‘上访村’的问题与真正“影响首都的形象与稳定”的野蛮的专制制度及无法无天的中共官吏们的贪行连系在一起。由于他们无力，也不敢，实也毫无诚意去触及他们心知肚明的制度性的导因问题，所以，他们将本问题的导因归结至‘上访村’存在的本身。他们的说法自然也毫无创新，他们搬运了这个制度污蔑、压迫那些蒙冤上访同胞的一贯的无赖说词，即：“无理上访、闹访和蓄意破坏信访秩序”等。由于这样的认识前提，对王岐山们开列的“有效治理措施”，该文最后特别写道：“对无理上访、闹访和蓄意破坏信访秩序的要严肃处理；打击上访非法产业，加强出租房屋的管理，加强对黑旅社的管理，加强公共场所管理，高法信访接待站也已经不适宜在这个地区建立异地设置，一系列针对上访中的有效治理已经开始”。有意思的是，这些只在为王岐山们“治理”唱伴歌的文章，文章里有这样一段文字，即：“到“上访村”’一看，简直“不忍卒读”，绝望、无助、恨瞒充斥着这个地段，零下10度的塑料棚子里过夜的80岁老人，在地上爬行的残疾人，在重病中苟延残喘的上访者”。王岐山们和学者们应当与我们一样明白的是，中共的野蛮专制统治是‘上访村’问题产生的根本正解。王岐山们今日的“治理”‘上访村’问题的“有效”措施，无异于火上浇油之功效。今天的王岐山们不但无力，实际上也完全丧失了解决‘上访村’问题的道德资格，因为在他们的人心深处，根本就没有解决这类问题的诚意！
当中国的王岐山们，面对“零下10度的塑料棚子里的过夜的80岁的老人，在地上爬行的残疾人，在重病中苟延残喘的上访者”同胞时，起自内心深处的不再是“治理”“打击”之念，而是羞愧难当、不安、自责及痛苦时，才是包括王岐山们在内的所有中国人真正的安全和希望的开始！
2006年8月11日，在有特务围堵的日子于山东东营市
（注：本文根据录音记录）(http://www.dajiyuan.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