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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纪元1月8日讯】目录
六四那一夜—北京家庭教会领袖退团
无锡商人痛失爱子 退党热线诉冤退团
47位军转干部“七一”集体退党

六四那一夜—北京家庭教会领袖退团

  【大纪元记者冯长乐采访报导】89年六四发生的时候,徐永海已经大学毕业,在北京回龙观医院当精神科医生,那年他29岁。当时,他和教友高举十字架前往天安门广场声援学生。血洗京城的那一晚,他颤栗着为伤员缝伤口到天亮。 以下是他接受采访时的主要内容。

  80年代北京教堂刚刚对外开放,信仰基督教的人不多。缸瓦市教堂做礼拜的也就是百多人,年轻人就更少了。1989年5月12日,在刘焕文的带领下,我们举着高举十字架,走上了北京街头游行,声援大学生反腐败。刘换文当时是“工自联”(首都工人自治联合会)纠察大队总指挥。5月 20日北京宣布开始戒严,我们进行了最后的一次集体游行至天安门广场。

*坦克车驶入天安门广场

  6月3日晚上9 点多钟,我到了天安门广场上,看到第一辆坦克车驶入天安门广场。当时听有人说,西边(指长安街西边)警察和军队正往这里来,已经开始行动。
  于是我就往西边走,10点半到11点,我走到了西单路口,突然街上的路灯全都熄灭了。看不到一点亮光。大约有十来分钟后,我就听到了枪声,开枪的声音由远而近,声音越来越大。
  这时西单路口好几辆作为路障的汽车被人点着了,火光熊熊,老百姓都奔有火光的地方去了。

*邮电医院至少死亡23人

  过了一会儿,我看到从木犀地方向跑过来很多民众,有的受伤了,鲜血淋漓,老百姓惊慌失措四处乱跑。我就跟着大家把伤员送到西单附近的邮电医院。从六四午夜12点到凌晨5点,我度过了刻骨铭心的最痛苦的时刻。

  源源不断的伤员被民众送到这个医院,背着、扛着、抱着、拖着、楼上楼下,楼里楼外全满了。200-300多张床位没多久都挤满了。伤员血肉模糊、哀号不断。

  一个人胳膊上一个大洞,连着一点肉,骨头已经断了;一个人后脖子上挨了一枪,已经死亡;有姐弟俩一起来,结果弟弟还没有等到救治就断了气,姐姐这个哭啊,她特别痛苦……我当时也很痛苦。到我离开医院的时候,已经死亡23人。我现在回想起来这些,非常痛苦,我真的很不愿意去回忆……当时我是满身、满手都是鲜血……

  看到这无比惨烈的事实,我的心在颤栗,毅然留下来救伤员。说实在话,我毕业后没做过外科手术,因为值班医生人手不够,我就上了。

  我一个接一个的做着缝合手术。这一宿枪声不断,我的泪水一次一次夺眶而出。

  凌晨5点了,我突然想起妈妈,她一夜没有见到我,她老人家一定着急呢!于是我急忙往家赶。

  没几天大家都知道,北京很多医院救治了很多伤员,也有很多人死亡。那些天,空中的直升飞机不停的往返于天安门广场。

  六四后开始清查,很多人因此入监狱。

  六四老百姓付出了惨重的代价,也就是从那个时候开始,人们放弃了原来的共产主义信仰。于是很多人去了教堂,走上信仰上帝的路。

  据我了解,90年中国的基督徒大概只有几百万人,到2000年,中国信仰基督教人数已经达一亿人。人数增加十倍以上,可以说是一个奇迹。

  我今年46岁,《九评共产党》已经看过,我现在郑重声明退出曾经加入过的少先队、共青团。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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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锡商人痛失爱子 退党热线诉冤退团

图﹕2006年10月16日,无锡张姓商人爱子冤死医院,大批亲友前往医院悼念并要求院方解释孩子死因。

  【大纪元记者何晓青报导】2006年10月23日,中国江苏省无锡一位张姓商人致电海外退党热线,向退党服务中心的义工讲述了他16岁儿子因感冒送院,注射点滴后仅1小时即死亡的悲惨遭遇。

  张姓商人痛斥医院及相关部门在事件发生后,拒绝做出任何回应,当地媒体也拒绝报导。张先生在投诉无门的情况下,拨通了海外的退党热线求助。
  他在电话中代表他和已去世的儿子声明退出中共的共青团员和少先队员,并留下联系电话和电子邮件希望退党中心的义工转介给海外媒体,将他的遭遇曝光。

*一个小时孩子就没有了

  大纪元记者根据退党服务中心提供的电话,于10月24日采访了这位张姓商人。张先生说﹕事件发生在10月16日当地凌晨6点,他亲自将感冒发烧的16岁儿子送到当地最好的医院——无锡市第一人民医院。

  当时在急诊室,只有一名姓浦的医生和一名护士。医生在问诊后没有说什么,给孩子打上吊针,医生和护士就离开了。约过了15分钟后,张先生发现孩子出现昏迷状况,他立即叫来了浦医生和护士,医生给孩子做了一些按摩,孩子醒了过来,于是医生和护士就走开了。

  可是又过了约15分钟,孩子再次出现昏迷,医生和护士还像上次一样,做了一些按摩使孩子清醒过来,就再次走开了。这样到大约7点钟,孩子第三次出现昏迷状况,这次浦医生和护士过来检查后,察觉情形不妙,马上开出病危通知书,让张先生签名,表示签名后才能开始抢救。为救孩子,张先生只有在病危通知书上签了名字。可是孩子却没有被抢救过来,被宣告死亡。

  张先生告诉记者,他清楚记得孩子头两次昏迷时,浦医生和护士只是按摩使孩子清醒过来,未用任何其他手段,而当孩子出现第三次昏迷时,医生也未通知主管医师来协助,整个抢救过程只有这名浦医生和护士。

  张先生悲恸的说:“就一个小时,孩子就没有了!一直到现在,就孩子死亡的这一事件,我没有得到医院方面的任何解释。”说到此处,这位张先生因为太悲伤而不得不要求记者先停止采访。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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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7位军转干部“七一”集体退党

  【大纪元记者辛菲报导】2005年全球退党服务中心倡议:将“七一”中共建党日设定为全球退出中共日,七月份设定为全球退出中共月。此倡议在中国大陆得到响应。

  2005年“七一”前夕,河北省部分企业军转干部组织者透露,在中国大陆一些地区,企业军转干部组织集体退党已经形成一定的气候,人员日趋增加。其中,有来自河北、山西、辽宁、吉林、黑龙江的47位前中共军官提出于7月1日集体退党,以支持“七一全球退党日”的倡议。

  大纪元记者6月30日采访了中国大陆相关人士,证实了此项消息。他们表示:几年前转业到地方后,经济政治待遇尽失,生活困苦,上访无门,在退党大潮的感召下,尤其是在中国大陆街头张贴的公开退党声明的鼓舞下,大家决定集体退党。

  这47位转业军官中,副师职1人,正副团职4人,正营职6人,副营职及以下的有36人。
  他们表示,自上个世纪80年代始,中共开始大裁军,许多军官被挤到国有企业,当局从那时开始直到现在仍然高喊政治、经济“ 两个待遇不变”的口号,但是由于企业改制和其他因素,国有企业纷纷倒闭, 工资开不起,医疗无保障,政治、经济待遇成为一句空话。

  自2002 年开始,近百万企业军转干部开始向上级反映情况,要求落实“两个待遇不变” 的政策,从此走上了艰难的维权上访之路。他们因此承受层层阻力,遭到监视、隔离审查、变相控制和迫害。

  在公开讨论受到扼制的情况下,这些军转干部秘密集会;在地方政府闭门不问的情况下,他们集体组织起来到北京上访。

  2005年4月10日,20个省市大约1600名退伍军官穿着军服到北京上访,在总政治部西大门前静坐示威,引起海内外极大关注。

  他们表示,中共腐败日益恶化,民怨纷纷无以排解,更多人将会选择退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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