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陆右派香港讲述当年遭遇 掀索偿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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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纪元12月12日讯】(大纪元记者李真、吴雪儿香港报导)由美国旧金山亚太政治法律学人学者联合会举办、香港民促会及中华民会协办的“纪念反右50周年暨环保生态及维权研讨会”12月8日突破重重阻力在香港召开。旧金山亚太政治法律学人学者联合会主席林牧晨说,会议不仅要再次讲明历史真相,而且要对50年来中国民众所受到的历史性迫害提出历史性的诉讼。

今年是反右运动50周年,虽然已经事隔50年,但记忆却没有被时间冲洗,反而因时间越长而更感到有必要面对这样一段民族的过去,抚平伤口,面对未来。

林牧晨说,中国有8千万生灵在中共政权统治下死于非命,几亿人被投入恐怖笼罩的悲惨生活,这是人类有史以来最严重的罪恶,绝不可能按照犯罪者的意图因时光的流逝而不了了之,对反右恶果和之前之后的国家犯罪的索赔,是每一个中国人理所当然的权利,是每一个正直人士义不容辞的责任。

林牧晨又说,旧的罪恶得不到判决,新的罪恶就无法避免。魔鬼的嚣张不被制止,人民的幸福就只能是幻想。

他说:“索赔运动、维权运动维护权利、维护生命的斗争,再一次把严峻的问题,摆在13亿中国人面前,是生存还是死亡。”他指出,生命是天赋的权利,但维护生命的权利和丰富生命的历史也同样是抵制死亡和抵制罪恶的历史。

林牧晨续指出,回顾50年的历史,就是为了今后不要重复这个历史的悲剧。遗憾的是,悲剧仍然在神州大地继续上演,人对人的掠夺,甚至对自然环境的糟蹋,不只让中国百姓处于危难之中,更殃及全国。

港民主发展要和大陆结合

当日有不少香港民主人士参加研讨会。香港民主党中常委林子健认为,纪念反右运动就是维权运动,每一段沉痛的历史,中共屠杀的罪行都造成百姓痛苦,唤醒更多人寻求公道,再次证明中共统治的失败。

他认为香港民主派以后应该多与中国民主人士、维权运动人士结合在一起:“我们的眼光不能只放在香港选举上,应该把眼光放在内地同胞上。香港政党如果只是关注香港事务,忽略中国百姓和中国民主发展,会变成唇亡齿寒。”

他说:“我们看到03年以后,中共对香港的统战、对香港民主的打压是越来越厉害。中共最怕我们直接和它们对抗。香港民主派整体上比较保守,不敢碰大陆的事情,如果不碰的时候,就给中共一个机会去打压和渗透,逼你到墙角。”

林子健强调,民主派应该更鲜明的表明反共立场,香港民主发展才有希望:“我不是法轮功(修炼者),但我发现中共最怕的不是国民党、民进党,而是法轮功。法轮功有一个特点,他们敢于直接和中共表示他们的不满。但我们香港民主人士、中国大陆维权运动、民运人士敢说结束一党专政的人不多,变成给中共统战和打压的机会,这变成你认同他们的意识形态。”

他说:“我反对用激进的方法去争取民主,但我们在表达方面,要很清楚的表达,不只是对香港的民主诉求,还有对中国的民主诉求。如果中国没有民主,我相信在香港所谓争取2012年民主(普选)也是假象。”

立法会议员梁国雄在会上提到在台湾曾经被严格禁止讨论的“228事件”,现在已经可以很公开的谈论,甚至有一个历史博物馆,把当时遗留下的文物展出,和中共现时的情况有很大的区别。

他说,现在右派分子所剩不多,如果再等10年可能就没有几个人可以出来讲述这段历史。作为一个中国人,也是挺悲伤的,几乎每一年都有纪念,文革也有搞40周年纪念,今年是反右50周年纪念,下一年可能是“三年灾害”。梁国雄反问:“我们还有没有能力去解决中国近代历史的伤疤?”

梁国雄说,反右的源头是苏共在二十大把史达林在过去做的坏事,发表了一个二十大的秘密报告,是不能公开的。中共与苏共是兄弟,所以也有一本报告,但也不是一般人能随便看到。被称做最大的右派分子之一的林希翎,当年曾经是胡耀邦秘书的女朋友,因为这种关系,有机会看到该份文件,她也是中共一个先进的党员,看了以后觉得真是不像话,开始要响应毛泽东当时搞的大鸣大放运动,毛泽东就借机用来对付反对派。

梁国雄指出,每一次在中共统治下,冤案要平反都有一定的阻力,现在右派分子要把50年前自己身受的迫害说清楚也不行,他说:“我们在香港有一定的言论自由,我们也没有把反右50周年的工作做好,香港的民主派几乎是对反右运动完全没有反应,这真是一个很大的悲哀,在中国民主运动中,我做的实在是太少,我曾经打电话到中文大学一位教授,说在香港想搞一个反右运动纪念会,他完全没有答复。”

最后他说:“很多老前辈出来面对媒体,对他来讲是一个很大的不方便,不出来还平反什么?不出来,我们的声音不尖锐,在大陆是管得很严,但是我脑里还是一个问题:就是反右运动右派分子不能公开讲话,只凭其中几个人写书,而写书在大陆里面也是不能印刷的,那什么办?我希望大家可以这个会开完以后思考可以什么做。”

民主派向中共妥协选举一定输

香港社会民主连线主席黄毓民则认为,香港区议会选举民主派失利,并不是中共资源比民主派多,因为中共一直花费了巨大的人力物力想控制香港,这是一直存在的事实。所以选举本身就不是一个平等的选战。他强调,如果民主派不是坚定的站在民主立场上,而是幻想和共产党妥协,那你一定会输。

道德良知泯灭是中国最大问题

来自上海的刘文忠,是文革中被杀第一人刘文辉的弟弟。1957年刘文辉在上海沪东造船厂工作时被划为“右派分子”,1962年被指控为有 “蓄谋叛国投敌”等“现行反革命罪行”,被押送回上海“监督改造”。文革初,刘文辉着万言书驳文革十六条,向全国14个最高学府里面投了这封信,最后被中共全国通辑。67年上海市革命委员会上海庆功大会上,刘文辉成为第一个文革中被杀的人。

刘文忠则因为66年参予哥哥刘文辉书写反文革十六条,以反革命罪被关押进上海第一看守所被迫害13年,并落得下身体残疾。04年,刘文忠以他和哥哥等人的遭遇写成《风雨人生路》一书在澳门出版。

对于这次能够成功从上海来香港参加会议并讲述哥哥的亲身遭遇,刘文忠感到非常激动。他说,听到很多老右派讲述自己的经历,也让想起自己的哥哥,他感概地说:“共产党打右派都把中国精英都打掉了。”

他续说,“我感觉到57年反右对中国是个巨大的灾难,把中国知识分子脊梁骨打掉了,中国大陆知识分子基本上是无言”。

他指出,目前中国最大的问题就是道德良知的泯灭:“经过反右运动以后,中国知识分子、以及有正义感的人都变得沉默无声。这导致中国目前人类道德底线到了边缘,很多人都满足于虚假的经济繁荣,没有看到一个基本问题,中国人基本上就在谎言中生活,中国传统的道德底线,真诚博爱公义品质都没有了。”

对于中国未来的发展,他认为,中国只有走民主发展的道路才有希望,中国的政治改革落后于世界,这才是中国问题所在。

独立中文笔会作家凌文秀多年来从事收集右派名单的工作,他认为最关键是要向中共提出索偿的问题,追究责任,有冤伸冤,有钱赔钱!

他说:“共产党干了这么多坏事,一直在干,却没有人追讨赔偿的问题,干了坏事没有后果,结果就一直干下去,所以一定要把索偿的事搞好,一定要追究责任,一定要控诉它(中共)。”

凌文秀谈到自己以前在美国曾经看到华盛顿韩战的纪念碑,觉得很感动,非常庄严,可是在共产党统治下的死难者那么多,到底谁死了也不知道,他觉得有责任收集反右运动的受害者的资料,有朝一日也刻到纪念碑上,现在还做不到,但也写到网上去,现在所收集到的资料都放到美国一个自由人的网站,他希望大家看到网上的资料有什么不正确的地方立即反馈。

凌文秀现在已经收集有内容的,包括名字、年龄、性别、因何事被打为右派、受到什么处罚,大概有2,500个人:“我希望可以再活10年能做到5万人,我还希望有人能接我这个班,支持我,帮我出版。”

在收集名单过程中,凌文秀发现很多故事,其中一位右派人士叫高元宁(音)是在云南省东方农场工作,是复旦大学毕业的,父亲是商人被中共派到台湾当特务,中共不让他父亲带老婆儿子,因为要留在大陆当人质。

最后中共也没有跟进他父亲的事,从此,高就变成了反动机关的家族,有苦说不出,因为成分不好,就分到云南省的广播电台去,后来因为是反动机关的后代,被打成右派,送到农场去改造,到文化大革命时又被斗。现在高已经死了。至于他的父亲在台湾,因为被发现是中共特务,被判8年徒刑,现在也死了。

凌文秀说:“从这个故事我得出一个结论,就是希望为中共卖命的人,先想一想这些老前辈,是没有好下场,所以当我看到曾荫权和曾德成两兄弟,(曾德成)在立法会攻击陈方安生时,我想到你是好运气,没有回大陆去,你不当右派也是反革命分子,回到大陆你就倒霉!”

他认为,很多回去大陆的人士都是精英,千万不要听共产党的话:“我在这里忠告如果在座有海外在帮中共干活的人士,请你留一个后路,也不要以为你很聪明、有本事、老资格等,迫害轮不到你,很快就轮到你!当刘少奇在搞别人的时候,他想到有一天自己被搞吗?共产党是革命的搅肉机,一开动,每个人都会被搅进去。”

席文汉:索赔平反一天肯定来到

来自新疆的席文汉,原上海交大1960年被发配到新疆的右派学生,有机会在研讨会上诉说自己的当年被打成右派的遭遇,感触良多。他认为,每一个被打成右派的人逆境中生存的历史都是一部血泪史,而这些人绝大部分都是社会精英。他目前也参与国内右派人士联名要求平反索赔活动,他相信索赔和平反的一天肯定会到来。

原天津工程师,现居香港的陈诗总结历次政治运动后,得出一个结论:共产党的话绝对不能相信。(http://www.dajiyuan.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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