终篇：右派言论篇（六）

紫丹：还原“一九五七”（17）

- 全文完

更新 2007-02-28 11:00 PM 人气 32

【大纪元2月23日讯】第二，认识反右，是认识历次运动的钥匙

现在已经是什么时代了？21世纪了。可是中国仍在实行着最落后，最腐败，人权记录非常糟的一党专政的政治制度。要想改变这个制度，须首先从变革共产党的性质着手，让党内民主派占上风；要变革共产党，就要对共产党有个透彻的了解；要了解共产党，绝对首要的是先认透毛泽东，毛泽东是什么？毛泽东就是“运动”，“运动”就是毛泽东本质的展开式。你只要认透各个运动的性质，就认透了毛泽东。所以，认识运动和认识毛泽东是一个循环往复的过程，是一个彼此推动、相互深化的过程。例如，通过毛大杀AB团，认识到他“以杀人为儿戏”的阴险毒辣、凶残的本性；在许良英（另大有人在）未认识到毛此一本性之前，对毛发动反右，“使人感到昨天还是笑嘻嘻的，今天突然变了脸，不道德，连起码的民主也没有，太粗暴了”。（人民日报，7。29）

在所有运动中，最具典型性的是反右运动。反右运动中所揭出的问题，横的方面涉及各个角落，各行各业，各门各类，纵的方面追踪了现存问题的来龙去脉，从空间上包东西南北中，老（解放区）少（少数民族地区）边（边远地区）山（山区）穷（未脱贫地区），从时间上包括从上世纪初一声炮响到处理“小匈牙利事件”的数声枪响，历次运动的是是非非，而且，不仅针砭时弊，找到病源，同时还提出疗救的设想。因而可以说，研究这个运动，就为了解中共，了解毛泽东，了解其他运动找到了一把钥匙。例如，对于所谓“史无前例”，轰轰烈烈的文化大革命，你如果是不了解反右运动，那么，你就只能看个“热闹”，你就不能看出“史无前例”不自当日始:反右派对100多万知识份子下毒手，其数量、其残酷、其反人类文明，不也是在世界史上“史无前例”吗？同时你也看不出其中的“穴道”；更无从对共产党的种种罪恶都一言以蔽之:全做到了“史无前例”，而达到这样一种全面性的认识，以及其所以如此的本质性的认识。右派言论（不限于我的列举）反映出对中共，对毛的认识与揭露的全面性，深刻性，不仅为中共历次运动所无法企及，而且也为世界共运史中所绝无仅有。

天安门母亲丁子霖教授把历史和现实联系了起来，从她这里我们就可以领略到，追忆和研究反右派运动所具有的现实意义。她就着她的右派同学林昭说:林昭的“冤”不仅仅属于她个人，而属于一切不甘为奴的人们；她所控诉的是残酷地绞杀人性的现代奴隶制。

林昭是我的同代人，又是我的同乡人。在上世纪40年代末那个改朝换代的日子里，我们先后从同一所学校里走出。我们都曾欢呼过新政权的建立，我们都曾对未来充满着很多很多幻想。在以后的年月里，残酷的现实粉粹了林昭的幻想，她从短暂的狂热中觉醒了。而我，却继续浑浑噩噩地做着用美丽谎言编织起来的“天国梦”，而且一梦就是三十年。

林昭是她那个时代的先知先觉者，也是共产中国最早的殉道者。林昭的思想即使在今天也仍属于异端。他们杀害了林昭的肉体，还要封杀她的思想。

迫害林昭，以至整个的反右运动，共产党所用手法，步骤，过程，逻辑及其思想内容，在在显示出他已把看家的本领，吃奶的气力，理亏耍赖的撒泼，蛮横耍霸的狠毒，糟踏天理国法人情，破坏游戏规则。。。。。。无所不用其极。在这里，展示出毛泽东是一切历史糟粕之集大成者。从此，有人是慑于无情斗争，残酷打击，有人奉逢拍马，邀功请赏，都学会了昧着良心说假话。如果说反右之前，毛指鹿为马还有很多人不以为然，甚至有人拍案而起敢于大声疾呼“不是！”而在反右之后，毛指王八蛋为马也无人敢说半个“不”字，甚至动物学家会用自己的专业知识来论证：马有无角之马，也有有角之马，其角之长堪与鹿比者，往往令人误以为鹿也。其实我可以用我的专业知识作证:实在是马。这就是接踵而来的大跃进运动，为什么会闹出违反常识的亩产万斤、土法炼钢的大笑话？你有什么办法？人家世界级大科学家钱学森以科学的数据确证可以亩产几万斤嘛！大跃进中，大干促大变，日夜连轴转，宁掉十斤肉，也不落人后。谁要喊累叫苦就要扫他的暮气。所谓“扫暮气”，就是“辩论”他，就是“拔白旗”。如果你还不懂，你就抛开词句去看现场，你会看到毛主席“群众路线”的生动画面:一个人站在中间，周围的人对他推搡，擤鼻涕、吐唾沫，拳打脚踢，然后让他头顶一块重石，跪在那里认罪反省。这时我正在劳教，一个劳教人员告诉我，他县的县长体恤民力，被公安局长批为“白旗”，县长被拳打脚踢而致伤残。可气愤的是，报纸上医学家为大跃进写的鼓气文章，说人身上都有备用器官，比如说肾，人有两个，但一个就够了，即便用坏一个，人照活不误。所以说人体蕴藏有巨量的“大跃进潜力”！

刚才，我说过，“无人敢说半个不字”。彭德怀不是说“不”了吗？可彭是在肯定大跃进的前提下说“不”的，所以就不够半个“不”字。就这，都不见容于毛，可见毛霸气到何种程度！问题是，所有人，甚至柯庆施之流也知道彭是正确的，更别说刘少奇，周恩来。。。。。。了，为什么竟能作出决议定彭黄张周为反党集团呢？这只能说明共产党是一个昧良心集团。昧良心使得在中国假战胜真，错战胜对，野蛮战胜文明，疯狂战胜良知……而且畅行无阻，无往而不顺利。至于在文革中，彭的遭遇，老干部的遭遇，地富反坏右，一切牛鬼蛇神的遭遇，都是惨不忍睹，有的场景不亚于“南京大屠杀”，在打砸抢抓抄下过日子，真的连亡国奴都不如。人怎么能变成如此残无人道？这就要联系到毛发动的历次运动，哪一次是人道的呢？特别是反右运动，《反击右派不能温情主义》，你作社论我转载，全国反对温情主义，党内，党外一视同仁。大诗人郭沫若在《人民日报》发表诗，反温情：“右派猖狂蠢动时，温情那许一丝丝！已将率土成公物，竟有么魔倒大旗。毒草必须成粪壤，争鸣方好咏新诗。勿忘二十年前事，起舞中宵共振衣。”把右派比作二十年前入侵中国的日本鬼子，当然都是死有余辜。呼吁肃清温情主义，在全国恶浪翻滚。9月16日《人民日报》载，史良在民盟全国整风工作会议上作报告，说：“现在基层还有不少右派分子没有被揪出来。有些人说，别的地方有右派，我们单位中间不会有右派，用不着进行斗争。这种想法是十分有害的，也有一些人害怕打击右派的面太广，时间拖得太久，主张草率收兵。”她大声疾呼：“必须认识，对右派分子姑惜宽容，对斗争采取旁观或保留态度，就是右倾思想的表现。我们必须克服右倾思想，克服一切温情主义，积极勇敢地投到战斗中去。”由于组成为反右运动一部分的反温情主义，扫除了人们的温情，郭沫若的两个儿子在文革中遭惨害而惨死；人们，不管对谁下毒手都变得毫无心理障碍。郭沫若本人，一天到晚吓得屁滚尿流，大概这个时候，他才能体会到，如果一个社会，“温情那许一丝丝！”该是多么恐怖！只要对反右派的问题弄通，触类旁通，一通百通，邓小平的反自由化，镇压“六四”，江泽民、胡锦涛的镇压异议人士，迫害法轮功，从目的的卑鄙性到手段的卑鄙性便成为一目了然的了。

在中国，储安平、罗隆基最先指出“党主”、“党天下”；章伯钧第一个看出毛是历史上最大的流氓:徐璋本头一个如此深刻地批判马列主义；林昭第一个把共产党政权定性为“极权”，“奴隶社会”，林希翎定性社会主义为封建主义；刘士弟、冯元春等右派发出为胡风翻案的最强音；刘宾雁、秦兆阳、刘沙河、王蒙等首破公式化概念化的坚冰，从文艺理论和创作实践上反映阴暗面、干预生活；右派分子杨兆龙提出要在中国实行社会主义民主与法治的建言，是振兴中华民族的必由之路，是关系中国之命运的最佳选择。它反映了中国法学家的学术良知，代表了当代中国法学界的最高水平（引自《读<沪上法治梦>随想》）；

……这当然不是说，右派的高度是不可超越的，但是必须说，研究反右派这一课是不可逾越的。逾越了，对于研究中国问题，对于推动中国的民主事业，便相似于小学生跳过加法学乘法。

北大教授钱理群著文《不容抹杀的思想遗产》，称:“如果说‘五四’新文化胜利了，从而开启了中国思想文化，以至整个民族现代化的历史新纪元；那么，1957年的这一次悲壮的努力，却是以所有参加者的‘一网打尽’而宣告失败（这是为什么？想，大家想！我们不难看出其中主要差别是，一个发生在孙中山创建的中华民国时期，一个发生在毛泽东缔造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时期。或者说，一个在解放前，一个在解放后。这里就凸现出“解放”的反动性与残忍性。无怪香港人民拒绝解放，一定要“祖国”跟他定条约，保证资本主义制度50年不变，即，保证50年不“解放”，他才回归祖国；也难怪台湾人民宁肯选择他决非情愿的“台独”陈水扁当总统了。但是，我要说给台湾同胞:“独”善其身的道路是走不通的，绝对唯一正确的道路是:两岸携起手来，推翻共产主义专制制度，重建三民主义民主制度，先民主，后统一。古人说过:“知所先后，则近道矣。”___紫丹注，下同），但他们的思想与精神却事实上在80年代以来的思想解放运动与改革运动中得到延伸，尽管后者未必自觉意识与承认这一点。更为重要的是，他们当年提的问题与任务（主要是反“党天下”），仍然是今天的改革者需要继续解决与完成的，他们当年的思考今天依然保持着新鲜的生命活力，他们思考的成果，以及思考过程中可能有的不是与失误，对于后来者，都是极其宝贵的启示，遗忘、不承认、漠视。拒绝这份浸透着鲜血的思想遗产，不仅愚蠢，而且有罪。——其实，那些《广场》的牺牲者在光荣地倒下的那一刻就曾预言过‘明天将属于我们’的（谭天荣:《给沉泽宜》），他们毫不怀疑:“‘五一九’和‘五四’一样，将明显地留在我们弟弟妹妹脑海里，永远鼓舞着后来的年轻人”（谭天荣《救救心灵》——现在更应该“救救心灵”了！）。他们直接呼唤:‘历史学家们，重视这样伟大深刻的社会思想变革吧！’（姚仁杰《党啊！我们批评你，是真正的爱你！信任你！》）坦白地说，读着这些带血的期待的呼叫。我的心情沉重羞愧难言。因为我们真的长时间地（甚至直到今天——原注）把这些先驱者，牺牲者遗忘了！我们的历史学家（也包括我自己——原注）失职、失责了！1957年这段历史的书写，如此地苍白、稀薄，如此地充满迷误，致使‘后来的年轻人’（这正是先驱者所寄予希望的___原作者）无从了解也无法理解，这是我们每一个有良知的过来人、学者的耻辱啊！欠账总是要偿还的，为正在进行的‘中国人与社会的改造’提供思想资源。——现在‘是时候了’！”（牛汉邓九平主编:《思忆论丛——记忆中的反右派运动》）

的确，现在“是时候了！”我即刻想到的，是1957年青年右派、学生领袖人物谭天荣提出的:“救救心灵！”共产党、毛泽东倒行逆施，劳民伤财，恶性破坏生存环境，大量浪费物质资源，土跃进、洋跃进再加上毛为争当世界霸主而支援亚非拉抛金如土，让国人勒紧裤腰以至饿死，对于这种罄竹难书的罪恶，我们假定（只能假定）能“饶！”；对于共产党毛泽东通过土改、剿匪反霸、抗美援朝、镇反、三反五反、思想改造、反胡风、肃反、对农业、手工业、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反右、反右倾、狂举三面红旗、四清、文化大革命等运动受迫害的数以亿计，害死的数以千万计。我们仍假定（假定就不是真的）能“饶！”但对于共产党毛泽东把人心糟蹋得卑鄙无耻，虚伪狡诈，冷酷残忍，同类相食，另一方面，只要能苟全性命，就可以昧着良心出卖父母亲友；士可杀又可辱，人人拼比着自辱；有奶就是娘，见奶不认娘，为了奶抓住鼻子不顾腮；毛指着“鹿”，全国齐声喊叫:“马！”邓理论又导致世风日下，笑贫不笑娼，官是贪官、吏是污吏、商是奸商、民是刁民；总之是要全国人人无耻、人人昧良心、人人变小人，才能让共产党的“千秋大业”稳定压倒一切！而让我民族以最恶劣的民族出现于世界之上，这才是应当千刀万刮、罪不容诛的！而这话是在“杀人都可饶恕”的假定下，发出的伤心带血的无奈。

“是时候了！”我们要从说出现实各个方面和历次运动的罪恶真相做起，还原历史；从“救救心灵”做起，唤起民众。这就是消灭共产主义灾难的实际步骤。我是林昭、谭天荣、沉宜泽的同龄人、同命人，被共产党投进劳动教养和农村监督劳动共22年，在我一息尚存，定要决绝地实行钱理群教授倡导的——“我们应该有勇气正视历史的血腥气，有胆识冲破权势与习惯制造的种种障碍，以科学的实事求是的精神，重新收集原始材料，认真整理、研究先驱者的思想遗产，总结历史经验，建立起‘1957年学’，作为现在政治史、思想文化史、知识份子心灵史……的重要组成部分。”为此工程添砖加瓦，直到最后一口气，便是我死能瞑目的此生所求:上对得起林昭、储安平们，中对得起我们这一代活人，下对得起后人。否则，我将死不瞑目。我活了这把年纪，深知“天下无易事”。更知“踏破铁鞋无觅处，得来全凭费工夫。”所以我自然会知道，建立“1957年学”决不会一蹴而就，只有寄希望于“众人拾柴火焰高”、“众志成城”:有经历的献经历，有资料的献资料，有史识的献史识，有使命感的献一份心和力……总之是不要使青史入灰，更不要让御用学者喝着右派的血滋养出红泼泼的笑容以谄媚当今！

第三，认识反右，是民主运动的必修课

许良英教授在《我有责任让世人了解王丹究竟是怎样一个人》一文中说:“他第一次找我是在1988年秋天。他当时只有19岁。已在北京大学政治系读了一年，刚转到历史系，打算写一部反右运动史，知道我:1957年因公开反对反右而被划为‘极右份子’；1986年11月与方励之、刘宾雁三人联合发起召开‘反右运动历史学术讨论会’（因遭当局禁止未开成，随后方、刘被开除党籍），想同我讨论如何写反右运动史问题。我告诉他，反右运动很复杂，你年纪太轻，一时难以全面了解，等你历史系毕业后再考虑也不迟。他接受了我的意见，并开始留意收集资料。”（王丹文集:《我们在写历史》第215页）

王丹是个有心人，在《狱中回忆录>。中说:“在北大历史系读书的时候，我就已经开始对中国共产党1957年发动的‘反右派运动’这段历史发生了兴趣并着手进行研究。我仔细阅读了当年的《人民日报》和一些大批判小册子，并采访了一些当年的‘右派’分子，比如方励之先生的夫人李叔娴老师和中国科学院的许良英教授，进而准备将这一段历史作为我的专业主攻方向，广泛搜集资料，写出一本全面反映‘反右’运动全貌的著作来。这个工作同许多其他工作一样，极为可惜地被‘六四’的枪声打断了。

“现在在监狱里，我有了充裕的时间结合有关资料，认真思考这个问题。我从家里要来了一套《社会主义思想教育参考资料选辑》，一共四本，是中国人民大学党委下属的社会主义思想教育办公室编印，1957年12月出版发行的。里面收录了大量‘反右’运动中的有关文件和批判文章，尤其珍贵的是，还有一本专门辑录了所谓‘右派分子’的言论及文章，比如章伯钧关于所谓‘政治设计院’的发言，储安平关于‘党天下’的发言，吴祖光关于‘党不要插手文艺工作’的讲话，中南财经学院教授杨时展写给毛泽东的万言书等。这些都是具有史料价值的资料，从中不难看出‘反右’运动的概貌。为了加深印象，这厚厚四大本书共两千五百页的内容我都一字不差地出声朗读了一遍。这是我自己发明的学习方法。我发现出声念一遍，其印象深刻的效果要远远大于默读。从书中我看到，不少当时的‘右派言论’与前几年的所谓‘自由化人士’提出的意见大同小异，有的甚至连措词都一致，比如对新闻自由和创作自由的呼吁。这表明，三十年过去了，但是中共在政治民主方面仍旧徘徊不前，而人民却为此付出了一次又一次的代价。从书中写下的1957年的历史，联想到我亲身经历的1989年的现实，看到历史已进入20世纪，而我们仍然要为追求和捍卫自己作为一个人的基本尊严与权利而付出代价，我不能不为中华民族的多灾多难感到悲哀。1957年的历史即使在今天，仍然是历史研究的禁区。但是我一定要在有生之年把它的真实原貌写出来，告诉人民灾难是怎样降临到我们头上的，告诉人民所有的苦难我们都不应淡忘。一个遗忘历史的民族注定要被历史抛弃。（第63—65页）”

而今我谓王丹先生:

1，，从政治血缘上讲，你接的是右派的第二棒。我是按邓小平划“代”的方法划“棒”的。右派的第一棒是章伯钧、罗隆基、储安平、林昭，反对的是共产党的第一代，毛泽东时代的极权暴政；第二棒是从“七九民主墙”魏京生等，中经资产阶级自由化人士刘宾雁方励之王若望、马建等，到“八九民运’你、刘晓波、胡平等，反对的是共产党的第二代邓小平、下接第三代江泽民的屠杀镇压、专制独裁、贪污腐败；与此同时，海外有王炳章等的“中国之春”运动。如果说，第一棒是由于“引蛇出洞”的话，那么，右派的第二棒、第三棒任不寐、王怡、刘狄（不銹钢老鼠）、练法轮功者等，则是由于官逼民反，舍逆来顺受而主动出击。共产党的第三代江泽民是“逼”蛇出洞的。全世界公审江泽民以及“九评共产党”引起全球性的反响，使共产党尝到了官逼民反的苦头。有人认为，法轮功不是搞政治的，不好与1957年的右派生拉硬扯在一起。，但我认为，从思想实质着眼，《九评共产党》（其中渗透着《谁是新中国》的研究成果）与右派的鸣放言论有绝对的血缘关系，是一脉相承的。《九评》是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是集体智慧的结晶。如刚刚指出的，吸收了《谁是新中国》的很多研究成果；而《谁是新中国》又渗透了广大大陆史学界历史反思的劳绩。这部书在海外和大陆的深远影响，已使中共中央宣传部夜不安枕，遂组织了一个叫“田雨”的御用写作班子，无理光凭讹诈，蜀犬对日狂吠；其规格质量要求，就是农民对肥田的狗屎的要求:只求其臭，越臭越好。

这部巨著，正如我的评论所说:“最根本的是，从内容上讲，《谁是新中国》是以翔实的史实、无可反驳的逻辑、精确无误的语言、实事求是的态度、标示出一个颠扑不破的真理:‘中华民国是孙中山先生倡导的共和革命所创建的新中国，中华人民共和国是专制复辟所带来的旧中国’，从而使自己的立论立于不败之地，从而也把中共永远钉死在‘开倒车的反对共和革命的专制复辟’之历史耻辱柱上。”仅此重要的一点，就说明它的水平，超越了1957年的右派言论，展现了新的高度和深度。

当然，“棒”对“代”也不是那样严丝合缝的，是错综的，王若望一枝笔横扫三代独裁。共产党的第四代胡锦涛心狠手辣，不分青红皂白地以党性消灭人性，先不说他咬牙切齿地，不分“棒”地反西化，分化，自由化，即使对他的老上级赵紫阳，只因赵身上尚存的那份人性，就要使他受到终生软禁，也只有在他死后，他女儿才得以说:“他终于自由了！”并且，第四代还要以“犯有严重错误”的定性让赵带进棺材里。用历史眼光看，“犯有严重错误”倒是赵紫阳的一份殊荣。另外，最近逝世的刘宾雁是40年代的老共产党员，也该算是“团派人物”，死前以80高龄、身患绝症之躯，抚摸着胡锦涛的头顶，向他请求落叶归根，竟遭他装聋作哑，冷酷拒绝！

至于右派的第三棒的接棒人，任不寐、王怡、不銹钢老鼠、练法轮功者等，已初试锋芒，势不可挡，喜看如雨后春笋，萌发勃勃生机。第三棒的斗争内容，将较多地重复第一棒，这是由于，共产党的第四代要更多地向第一代返祖，他从金正日身上发现了第一代的基因，所以号召要向金正日学“正宗”，学“提纯”！许多人认不清第四代的真面目，说什么“胡温新政”。“胡锦涛新思维”，寄予幻想。须知，新乃是与旧相比，与旧不同之处；岂不知这里之所谓“新”，与“旧”不同处之处，正在于比“旧”还要旧。说怪，也不怪，胡锦涛先天不足:他在接触共产党之前，没赶上蒙受西方自由主义和国内三民主义之熏陶；后天失调:他又未能如王丹、胡平等曾下工夫攻读西方人文学说和1957年右派言论那样，补上这一课，相反，他全盘接受的是非常浓重的极左毒素。满肚子狼奶。他的经历和学历，决定了他视野的封闭性，除了目不转睛盯着毛泽东思想，对这个东西情有独钟外，对其他是鲜知而又不乐知的。正因为如此，他才能“慧眼”识“英雄”，发出高论:“管理意识形态，我们要学习古巴和朝鲜，朝鲜经济虽然遇到暂时困难，（好轻松的“暂时困难”！中国为此饿死1/20，朝鲜却饿死1/8！___紫丹）但政治上是一贯正确的。”这就是他对你希望他搞“新政”的回答。难道世界上还有比胡锦涛“要学习”的，虽不能至、心向往之的，“政治上是一贯正确的”榜样——金正日的“政”，更“旧”的“政”，更反动、更流氓的“政”吗？正如本篇起始所指出的，毛泽东曾撒下许多美丽的政治谎言，虽然纯粹是伪善，但他们那一代人，毕竟还知道什么是“真善”。而这些“真善”，胡锦涛根本就没有接触过，所以他才只认金正日！

中国的情况，直至今日，只用将王丹的话:“30年过去了，但是中共在政治民主方面仍旧徘徊不前，而人民却为此而付出了一次又一次的代价。从书中写下的1957年的历史，联想到我们亲身经厉的1989年的现实，看到历史已进入20世纪，而我们仍然要为追求和捍卫自己作为一个人的基本尊严与权利而付出代价。我不能不为中华民族的多灾多难感到悲哀。”中的“30年”改为“将近50年”，“20世纪”改为“21世纪”就行了。胡锦涛在刻舟求剑，旧地重游，原地踏脚踏！

2，王丹在提到“右派”的时候，。从字里行间可以嗅出他对右派的敬意，由于在共产党的词典里，右派就是反动派。浸泡在共产文化里的人自然会觉得右派这个词太贬义了，因而他提到右派时是决不吝惜引号的。其实大可不必。让我来说明一下对这个词的民间理解。

低标准的时期，我正在劳动教养，又饥又累地抬着大筐在田间劳动，一个老农民（那时叫公社社员）喊着“卖红薯吆！”偷偷摸摸地走来。我去买，他瞪我好久，问:“像你这样文气的一个人，怎么进到这里面了？”“我是右派。”他不说二或三，拿起两块红薯就跟我手里塞，边说着“不要钱”。面对着我的惊异，他解释道:“友派全是为了我们老百姓讲话，是我们的朋友，比作虫鸟，友派就是益虫益鸟，左派就是害虫害鸟。”。看来，据老百姓的理解，右派就是友派，右派就是人民的益友。所以我当右派，从来是自以为荣的，即便文革时挂着黑牌，我也觉得黑牌上“右派分子”四个字在闪闪发光。现在立志和献身于民主事业的人们要学王丹从右派言论中汲取精神营养，接过这个民运的传家宝。这可是不可或缺的一课啊！王丹誓言要把反右运动的全貌写出来。我认为，这是一个有为青年的雄心壮志，它体现了孙中山先生说的“要立志做大事……”

“六四“之后，全国通缉王丹，媒体作践王丹，我不知王丹是个什么样的学生，后来有一次问及北大丁校长。原话记不住了，大意是，他要像媒体上说得那样，北大学生会跟随他吗？他会有号召力吗？我听了之后，甚感欣慰。于今又甚为感慨，当年在学界“臭名昭著”的王丹，现在在国内已是无声无嗅；据章怡和说，现在民盟中央机关的人竟然有不知道章伯钧是谁的；实在堪忧。共产党在纵横两面封锁信息，做得真叫绝。所以，为了不使青史入灰，不使每一代的斗争都从零做起，这是和共产党作斗争并取得胜利的一个重要方面和重要保证。

3，不说全国，也不说北京，单说北大就有许许多多的优秀大学生，为什么偏偏涌现出王丹作为学运的领袖呢？除了别的原因，如上所述，无疑是一个重要的原因。这样，王丹便找到了学运，学运也找到了王丹。如果都能掌握右派对共产党的认识，特别是掌握右派精神，那么，民主运动定将展现新的局面。什么是右派精神？就是林昭精神，就是认识的真切，信仰的执著，灵魂的美好圣洁和生我所欲也，所欲有甚于生者，舍生而取义者也。她是和秋瑾一样，与日月同辉，是我们的民族女英雄，是我民族精神的当代最高典范！我在书里会对她的精神大加发扬的。我将把林昭与毛泽东作为中国人的两个极端，说明中国人最好能够好到什么样，最坏能够坏到啥程度？我这部书《还原1957》，上卷《这是阴谋》，下卷《较量正未有穷期》；可以说是一篇《中国右派宣言》。我决不会去理睬什么“主旋律”，也不会让邓小平对右派的定性捆住手脚，相反地我会，让邓小平的鬼话早点儿去见鬼吧！因为要是让邓为反右派定性，那就等于把秦香莲的案子交陈世美处理，更正确地说，是把一件杀人的案子交给犯案的刽子手处理！相反，在下卷里，反右刽子手邓小平将同首犯、主谋毛泽东一起，坐在历史法庭的被告席，接受审判。

我认为，右派的大鸣大放是世界共运史上空前绝后的壮举。右派指着执政党中共的鼻子进行批判，对中共执政以来各次运动所犯血腥罪行，和现行政策的各个方面，一一给予彻底揭露，控诉和清算；内容上包括政治，经济，文化，法制，外交，社会，人口，文学，艺术，科学，教育，新闻，出版，广播，体育，，宗教，医疗，卫生，学术，思想，总之是有关世界，国家，民族，政党，自然，人文，工农商学兵的诸多方面的理论与实践，应有尽有，无所不包；组织上，包括从中央毛泽东周恩来直到最基层的党支部，党小组的每个党员，老和尚大和尚小和尚，可以说是一网打尽，无一由特权造成的为非作歹的恶行，能逃过人民的批判。

而这个“广度”又是具有“高度”和“深度’的。

把一切的批判，一切的罪恶之源，归结为“党天下”。这是鸣放中的一件历史伟绩。半个世纪眼看就要过去了，“反对党天下”仍是摆在全中国人民面前的一项严重的历史使命！我所说的“接棒”，就是接的这个棒，一棒一棒地把“党天下”送进历史博物馆。

就像王丹做的那样，你也去“仔细阅读”一下当时的右派言论，大概你也会为它的深度所折服。它不仅就着血淋淋的现象，进行道德谴责，也不是只指出问题，揭出弊端，而且是与世界民主潮流相接轨，条分缕析，阐明原理，按着政治学评政治，按着经济学评经济，按着法学评法制，按着教育学评教育，按着社会学评社会……可以说，他们代表了当时中国的最高水平，指出了纠正错误，摆正航向，摆脱灾难的正确道路。怎奈他们面对外行领导内行的倒行逆施，充其量也只是发发愤慨而已矣！秀才遇见兵，有理说不清；他们是遇见了兵匪，而这个兵匪的名字，又同于赵树理小说《三里弯》人物中的一个外号，叫做“常有理”，这样一来，谬论战胜了真理，野蛮战胜了文明，老粗（愚昧）战胜了老细（科学），专制战胜了民主，……逐致史无前例的浩劫降临中华大地。

如前已述，当然我并不认为右派的高度是不可逾越的，王炳章提出的“重建中华民国”就使“反对党天下”目标明确，由破坏达到重建；同样，辛灏年的《谁是新中国》就使认识更进一步深化，深化了对历史真相的认识，指明了重建的政治纲领；而实践更为理论开创了道路，这就是国内的先知先觉们已经起而行动，在大陆重建中国国民党！从逻辑上讲，共产党对孙中山创建的中华民国，是否定了共和，复辟了专制；重建中华民国对共产党也是否定，否定了专制，光复了共和。有人可能从“量”上指出中华民国100条缺点，但从“质”上讲，不过是在“已被定性为民主这个质”上谈论程度（即“多”与“少”）的问题；而共产极权制度，如果它的辩护士能够编造出100条优点，也不能睁着眼睛把“民主”的“无”（大家，包括辩护士在内，都身受过这个“无”的滋味）说成“有”。让我们的认识和实践相辅相成，昂首并进，在重建共和，重建中国国民党，重建大中华民国的道路上大踏步前进，一步一个脚印地得寸进尺吧！

第四，打倒以毛泽东为首的中共反动派

毛泽东阴魂一日不散，党天下就一日不会完蛋。我们意识到的历史使命，唯一的是打倒党天下。只有毛泽东为首的中共反动派才是民主的死敌，党天下的拚死维护者。右派的本质，就是与党天下不共戴天。而打倒党天下，就要从驱散毛泽东的阴魂做起。

毛惯用的策略是“诱敌深入，聚而歼之”和“分化瓦解，各个击破”。体现在反右运动中，前者就是“引蛇出洞”，后者就是在各个单位搞左，中，右排队，揪出占总人数5-10%的右派分子。在右派中还要分极右派，一般右派，中右，对于极右是置之死地而后快。这个事实，对于我们有两方面的意义：一方面，毛泽东思想（包括策略思想）作为软件已输入进每个共产党人（特别是干部）的脑中，他们在与你打交道中就必然会施展出来，你如不设防，则必受其害。例如毛发动文化大革命时提出“两个95%”：群众和干部中95%是好人，5%是坏人。刘少奇是5%中之最坏者，是第一号走资派。但刘少奇在文革初期，却将毛之故技重演。1966年6月11日，刘少奇，邓小平在文化革命汇报会上指示李雪峰，吴德，打右派学生“不定框框，有多少定多少”。13日，刘少奇批转中南局和西北局《关于文化革命的情况和意见》，指出：“当牛鬼蛇神纷纷出笼开始攻击我们的时候，不要急于反击。要告诉左派，要硬着头皮顶住，领导上要善于掌握火候。等到牛鬼蛇神大部分暴露了，就要及时组织反击。”“对大学生中的反党反社会主义分子，一定要把他们揪出来”，高中应届毕业生“经过市委批准，可以斗争和戴帽。”这和九年前毛反右派的自称“阳谋”，一模一样。刘少奇与毛朝夕相处还不能免于中他的阴谋，料不到毛会对他“请君入瓮”。在毛一面是由于招数高，在刘一面是由于有利己害人之心。试想，如果不是黄鸟逮住螳螂，那么螳螂将会用阴谋诡计，心狠手辣地捕捉蝉。毛的“诱敌深入”，用什么“诱”呢？曰：利诱。毛的“各个击破”是什么意思呢？就是逐个击破，就是5%，5%地击破，你切勿认为只击破他，不击破你。例如舒芜出卖了胡风，想得到利益，但到了反右派时仍被划了右派，打成敌人。吴晗反右时想从出卖知识份子，出卖民盟盟友中得到利益，结果，在文革中赔上了自己的一条命。应了那句谚语：“你想他的利，他想你的本。”当你和中共打交道时，应把这句话贴到你的座右。吴晗等不可胜数的人，不是坑了老本儿吗？这就是我说的两方面意义中的一方面。

另一方面，毛泽东在全国各个单位按左，中，右排队，结果就弄清了阵线，营垒分明。这是一项宝贵的资源，若非毛泽东作，我们是没有能力作到这一点的。这样，他知道了，我们也知道了：谁是左派？谁是右派？谁是中间派？同时，通过反右派，使我们学会了，掌握了用“派”的观点去观察问题和处理问题。看中共时，不能囫囵吞枣，一定要按他们的表现，把毛贼及其一小撮从整个共产党中提取出来。所谓“党的政策”其实是党内占支配地位的“极左派的政策”。例如，他们对孙中山民主革命采取“挂羊头，卖狗肉”政策的，是以毛泽东为首的中共的复辟派，陈独秀就持有异议。在抗日卫国战争时期，坚持“让日本多占地”政策的，是以毛泽东为首的卖国派的主张，彭德怀反对过，王明更主张真心拥护民族统一战线。胜利后，抢城市，夺地盘，在全国兴风作浪而又以“和谈”为烟幕的，是以毛泽东为首的内战派，刘少奇提出的是“和平，民主新阶段”。夺得全国政权后，实行激进政策的是以毛泽东为首的冒进派，刘少奇提出巩固新民主主义，周恩来提出反冒进，邓子恢实行“坚决收缩”，大批解散合作社。反右派斗争是以毛泽东，邓小平为首的极左派搞的，据李志绥的回忆录中说，陈毅对反右派就持否定态度。更别提党内也存在有大量的右派了。历来如此，于反右派中看得尤为清楚：共产党看党外人士，有的为敌，有的为友，可在党内看不同派别则一律视之为敌。例如，一位普通的老共产党员王若望被划了右派，只因他坚守着良心，就成为了“专制独裁”派不可调和的敌人。毛泽东，邓小平，江泽民都对他进行了严酷的迫害，直到驱逐出国，客死异国他乡。他从未从民主阵地上后退一步，成为民主运动中最坚定的人。在文化大革命中，以毛泽东为首的自称“无产阶级司令部”，实际已成为孤家寡人，一小撮的专制独裁极权派，他在共产党内也是极端脱离群众，与大多党员，干部为敌的，跟随他的，几乎屈指可数。他何以能以寡敌众呢？就是长期以来灌输毛泽东思想，造成了对他的个人迷信，捆绑住了人们的心灵，手足。也就是王若望先生指出的：“人人心里有一个小毛泽东。”文革后，邓小平的改革开放政策代表改革派，他遇到了文革派与保守派的反对，他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则代表保守派，遇到改革派的抵制。邓自己说：“国外有些人过去把我看作是改革派，把别人看作是保守派。我是改革派，不错，如果要说坚持四项基本原则是保守派，我又是保守派。（78）”为什么说“坚持四项基本原则是保守派”？因为四项基本原则是脱胎于毛反右定的“六条标准”，其灵魂是“党天下”。这和他后来反对自由化是一脉相承的。他受到胡耀邦的抵制。他说：“在实现四个现代化的整个过程中，至少在本世纪剩下的十几年，再加上下个世纪的头五十年，都存在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的问题。去年九月召开的党的六中全会上，有的同志主张在《中共中央关于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指导方针的决议》中不要写反对自由化。胡耀邦同志实际上就持这种观点。”（78）至于他搞“六四”屠城则更暴露了他毛派原有本质的狰狞面目，众所周知，他受到赵紫阳的抵制。他有罪恶，也有功劳，大概可作倒三七的评价。至于他的接班人江泽民，则纯粹是一个顽固的“党天下”派。他拉帮结派排除异己，他镇压民运人士从上海（《世界经济导报》同人等）到全国，他承认与俄国订立的不平等条约，割让祖国领土，他从自己做起，扶持太子党，他包庇贪官污吏，他迫害法轮功，犯群体灭绝罪。。。。。。对他评价倒较简单：功无寸分，罪莫大焉。这些分析说明，不管是文革前，还是文革后至今，所谓“共产党的政策”全属派的政策，并且，一条基本红线贯串下来的，是毛泽东思想，所以实际上都是毛派战胜了别的派。但名堂甚多，相对于改革派，则名曰：保守派；相对于要求实行多党制的，则名曰：顽固的“党天下”派；相对于反个人迷信，则名曰:斯大林主义派；相对于走资派，则名曰：无产阶级司令部或文革派；相对于保皇派，则名曰:文革派；相对于右派，则名曰：左派；相对于稳健派，则名曰：冒进派（后美其名曰:跃进派）；相对于民主革命派，则名曰：专制复辟派。而这些鬼名堂有一个共通的性质，则是后者对前者的“反动”。故名曰：以毛泽东为首的共产党反动派，则名至实归。名正而后言顺。很多人不明真象，说民主运动“反华”或说“逢中必反”，其实，不但不“反华”，不“逢中必反”，而且也不囫囵吞枣地“反共”或“逢共必反”。他毫不含糊地说明，他是旗帜鲜明地反对以毛泽东为首的共产党反动派，集中于一点就是反对党天下。对中共党内的改革派，民主派，自由主义者。。。。。。则要引以为朋友的，甚至要引以为良师的，如王若望、李慎之、李锐、蒋彦永等。刘宾雁也是老资格的共产党人呀！他就说，“毛泽东是反革命”，是“中共党内的反动派”，并且我在美国之音中文网上看到:“刘宾雁说，毛泽东思想从根本上来说就是反人道、反人性的。没有这种反人道、反人性，中国的革命也不可能胜利。”这里，他还深刻地揭示了“中国的革命”取胜的本质原因，即:“中国革命的胜利，就是反人道、反人性的胜利。”惊悉刘宾雁逝世，谨向他___这位中国的良心致哀、致敬！

我们相信，中国人民的大多数，共产党人的大多数，从贪污腐败，特权横行，糟踏法制，镇压民众，剥夺人民的言论，集会，结社，宗教信仰的自由等等中，都看到了“党天下”为患之烈，是万恶之源。取消“党天下”的历史条件已经烂熟，踢开国家现代化道路上的绊脚石___“党天下”，是我们的历史使命。让我们从批毛开始，彻底驱散毛的阴魂，连根拔除，并用烈火焚毁这棵毒木___党天下，这便是完成我们的使命所要进行的脚踏实地，一步一个脚印的工作。我们既不能放松使命感，又不能热锅上爬蚂蚁。须知百足之虫死而不僵，故需既要从长计议，又要只争朝夕！

打倒党天下，当然是打倒这个黑暗、腐朽的反动制度，但坚持这个制度的是中共反动派。所以就一定要打倒中共反动派。谁是中共反动派呢？你总不能说只有毛泽东一人。因而要有个标准，就像毛泽东反右派定了六条标准，我们就用邓小平的四项基本原则为标准:凡是个人相信四项基本原则的，算是信仰自由:凡是自己顽固坚持而又强迫别人坚持，并加害于反对四项基本原则的人，劣迹斑斑，则为中共反动派。（“如果是非党干部呢？”“必为党外布尔甚维克，往往比党内的还恶劣，”）

我们的口号是:“打倒党天下！重建新中国。”

三，认透毛、共本质的方法论之三

第一，穷举法

在前两篇中我用的是逆推法、引证法、内外法、总分法，本篇仍然会继续采用，就像本篇将采用的穷举法和点睛法，前两篇已经采用了一样。说哪一篇采用哪一个方法，只是就着“主要”二字说的。是由论题的性质所决定的。

毛泽东在《工作方法六十条》中写道:“攻其一点或几点，尽量夸大，不及其余。这是一种脱离实际情况的形而上学的方法，1957年资产阶级右派分子向社会主义猖狂进攻，他们用的就是这种方法。”“一个人有十个指头，要使干部学会区别九个指头和一个指头。”“我们的工作，除非发生了根本路线上的错误，成绩总是主要的”。

仅从我挂一漏万，所举出的右派言论，就涵盖了党政军民学、东西南北中、古今中外、士农工商，……这难道还是“攻其一点或几点”吗？应该说是面面俱到，几无漏网。历史证明，正确方面和真实方面是属于右派一方的；历史同样证明，共产党方面，如登在人民日报上赫然在目的右派言论的标题，所指出的那样:“罗隆基说:共产党处处是错。”所以，实事求是的“指头论”，正如前面以批驳毛说的“肃反成绩是主要的”为例，以数学的精确性，算出烂掉9。4个指头，没烂的是0。6个指头。就算如此，这个6%的所谓“正确”率，也是相对于中共中央肃反十人领导小组所定肃反政策说的，而这个残暴不仁的政策是正确的吗？何况这个十人小组又是个非法存在呢？

远的不说，单说共产党篡权后，在大是大非方面，有没有人敢对人民，对历史负责地说:“我担保毛泽东做的某一件事情里没有包藏祸心和罪恶行径？”是土改？是镇反？是剿匪反霸？是批判《武训传》？是抗美援朝？是三反五反？是批判红楼梦研究？是反高饶？是统购统销？是逼农民买余粮？是农业合作化？是反胡风？是肃反？是反邓子恢小脚女人？是反刘少奇巩固新民主主义？是资本主义工商业社会主义改造？是拥护斯大林主义？是反周恩来反冒进？是反右派？是屠杀西藏、新疆人民？是大跃进？是人民公社？是土法炼钢？是反右倾？是饿死四千六百多万条人命？是反三自一包？是社会主义教育运动？是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是批《早春二月》、《北国江南》、《李慧娘》……？是批杨献珍的“合二而一”？是批三家村？是批《海瑞罢官》？是文化大革命？（这本身就又是一个母题……）是在援外项目中挥金如土？对所有这些下结论，有请中国的良心、共产党的忠诚（虽是“第二种”）的党员刘宾雁先生来下:“仔细回顾一下的话，1949年以后毛泽东各个方面的决策几乎全是错的，包括外交政策—-没干一件好事。”（《谁是反革命？》）

二世邓小平三世江泽民四世胡锦涛，各有个的帐，都是罪恶累累，罄竹难书，举不胜举，难于穷举。所谓“穷举法”也者，意在看问题务求全面，立论坚挺，无懈可击者也。你毛泽东不是擅长于诡辩吗？穷举法就是专门解除哪怕像毛似的，无理辩三分者的全副武装，给予歼灭性打击的。也就是常人说的“关起门打狗”。穷举法就是“关起门”；狗便再也无法逃遁。

第二，点睛法

我非常重视别人的点睛之笔，有选择地引而用之，说出我心中有之而笔下无之之意。例如我在扉页上引用李洪林先生的话，说明我写此书的想法，便是。也有时候，有些点睛之笔份量较重，由有份量的人，例如刘宾雁说出，较易令人信服，因为一则他是著名右派记者，消息灵通人士，二则他是中国的良心，宁屡受迫害也绝对不说假话的人。如果由我说出，上前读者会想:“这个人是老几；蚂蚁打呵欠___口气这么大？”另由别人说出，就是大象打哈欠了。还有一种情形，尤其是对反面的材料，只用别人画的龙，我来由表及里，作出点睛，揭示本质，让其原形毕露。

穷举法和点睛法结合起来，就可以避免瞎子摸象，而达到摸着全像，得到真像（truth），即通过真相，得到真理；也即共产党当作谎言总包装的带引号的“实事求是”，却被我们不带引号地实事求是地做到了。

总之，大量引用正反两方面的言论，重在点睛。点睛的要旨在于还原历史。具体到本书，则是:《还原一九五七》。

小结:经得住验证的方法论

第一，附录:“解密的反右派运动档案”；一并我的评注如下：

一九五六年十一月十日至十五日，中共八届二中全会在北京举行。十四日晚，毛泽东提出临时发言，他在会上说：“东欧一些国家不断在政治上混乱，基本问题是领导层没有阶级斗争观念，是阶级斗争没有搞好，那么多新老反革命没有搞掉，这方面我们要引以为戒。（注1）．．．．．．我敢说，我们党内也有阶级斗争。（注2）”

注1:凡是我在中间插注，都用括号括住。

既然有“那么多新老反革命没有搞掉，这方面我们要（怎样）引以为戒”（呢？）。当然是有反必肃，是“搞掉”。然而“肃反”与“反右派”又是什么关系呢？薄一波说:“反右开始后，毛主席不止一次地指出，‘反右派就是肃反’，‘新式肃反’，是‘清党清团的好机会，也包括各民主党派’。”（《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页622）原来毛泽东至少在1956年11月14日晚，已经把预备请来帮助党整风的人，当成了“新老反革命”而予以“搞掉”，无怪乎，他上前就用“引蛇出洞”和“诱敌深入”等，这些对敌斗争的毒招，来对付他们了。现在大家都清楚了:原来毛千方百计发动大鸣大放，只是“肃反”的前奏；曲调优美，只是为了取得“肃反”效果！

我在前面所引证的王若水说的，毛泽东在1956年下半年就着匈牙利事件得出与刘少奇大异其趣的结论，就埋藏下1957年的“杀机”；“杀机”是1956年埋下的！这一点，薄一波在具体方面应该知道的更清楚，他为什么至今仍不说实话，反而在他的回忆录的“从整风到反右派的转变”一节中，掩盖真相，重复过去滥透了的谎言呢？___

在整风初期，我们党为了改正自己的缺点错误，克服主观主义、官僚主义、宗派主义，诚心诚意（？）地欢迎党外人士帮助我们整风，虚心听取他们的各种批评和意见。但是，不料（？）有极少数资产阶级右派分子利用帮助党整风的机会，杀气腾腾（薄是邓的“杀气腾疼”派），向党向社会主义发动了猖狂进攻（又攀附毛的“猖狂进攻说”，但薄对他们党内的历史学界一再申明的“那时候根本不存在猖狂进攻”，却顽固地视而不见，听而不闻。），欺骗和煽动一部分人，掀起了一股反党反社会主义的思潮。例如，他们把共产党在国家和社会生活中的领导地位攻击为“党天下”，说什么在全国范围内，不论大小单位，“都要安排一个党员作头儿，事无钜细，都要看党员的颜色行事”，“党这样做，是不是‘莫非王土’那样的思想，从而形成了这样一个一家天下的清一色局面”。“这个‘党天下’的思想问题是一切宗派主义现象的最终根源，是党和非党之间矛盾的基本所在”（请问:不是这样吗？还是就应该这样？）。他们公然反对共产党执政，鼓吹共产党和各民主党派“轮流执政”（又叫“轮流坐庄”__原注），说什么“一党执政有害处”。“如果不要共产党一党执政，而要共产党和各民主党派通过竞选来轮流执政，由各党各派提出不同的政纲来，由群众自由的选择，这就好得多”（不是这样吗？还是就应该一党专政？）……。他们全盘否定我们党进行的历次政治运动（当你写这几行时，你们党自己已经全盘否定了几个运动？部分否定了几个运动？你在运动中害过人吗？受过害吗？），说什么“过去几个大运动，都是共产党整人”（不是这样吗？还是就应该这样？），“肃反是对人类道德的进攻，对人类心灵的摧残”（不是这样吗？还是就应该这样？肃反整不到你头上，你当然没受过那个洋罪。文革中把你打成叛徒，可能对你的心灵予以莫大的慰藉吧？你们党郑重其事地下结论:“彻底否定”“我们党进行的历次政治运动”之一的文化大革命；“彻底否定”与“全盘否定”，孰轻孰重？你是不是还留恋那些可爱的政治运动？既然政治运动这么大得人心党心，你们党为什么要宣布不再搞政治运动？当然我知道这是伪善，是欺骗，但是，“伪善”毕竟是“真恶”向“真善”的投降，虽然是诈降。作为被打过右派的人，当然更知道:诈降的目的是“诱敌深入，聚而歼之”。）他们把矛头直指党中央、毛主席，说什么“三害”“应向党中央和毛主席那里挖”（你说应向哪里挖？还是不挖？），“最近大家对小和尚提了不少意见，但对老和尚没有人提意见”（这可是老和尚自己在天安门城楼上，为引蛇出洞说的话呀！你说说，说这话该当何罪？你这个候补政治局委员岂是要揭发你们的党主席是男盗女娼不成？）；……等等，等等。总之，极少数资产阶级右派分子把共产党和社会主义说得一蹋糊涂，一无是处，公开要推翻共产党的领导和社会主义制度，并认为时机到了。这种情况，是我们党在决定开始整风时所没有预料到的。（你是个双料的不说实话者！一是你们党主席预料的，比这严重得多；二是你说的这全是诬陷栽赃，你所指的这些“言论”，在你们决定反有时根本尚未出现。不信，你去查当时的白纸。）……当各种座谈会和社会上陆续出现一些激烈的反党反社会主义言论时，引起毛主席的极大警觉。5月15日，他写了《事情正在起变化》的文章，发给党内高级干部阅读。（页611__612）

呀呀呀！真是胡说八道。别人胡说八道还可说，怎么你是政治局候补委员也胡说八道？前面我已指出过100遍，现在再101遍地指出:如上言论，不论正确与否，激烈与否，杀气腾腾与否，都发表在5月15日之后！你们振振有词，决定要反击的是资产阶级右派的猖狂进攻，而铁的事实是，你们认为的“猖狂的进攻”，这时候全然无有，需待以时日才会出现，作出“预支”式的反击，这不是太滑天下之大稽了吗？这种荒唐，是由于政治局候补委员太想为自己的党主席的预设阴谋遮丑，而昧着良心嫁祸于人，才造成“这种和尚这种寺”的。其实，按着这个“解密的档案”的话实说:“毛泽东藉‘鸣放’引蛇出洞”。这样一来，就一切都顺理成章，丝毫不费周折，省得现在政治局候补委员为了替主席擦屁股，弄巧成拙，弄成了西瓜皮擦屁股___腻摆不清。

注2:“我敢说，我们党内也有阶级斗争。”这句话在此后的5月15日的应验是:“我党有大批的知识份子新党员（青年团员就更多），其中有一部分确实具有相当严重的修正主义思想。．．．．．．他们跟社会上的右翼知识份子互相呼应，联成一起，亲如弟兄。”

在6月8日的应验是:“党政基本上不溃乱，只溃乱一小部分（这部分溃乱正好，挤出了脓包__原注），利益极大。”

最后应验在文革中就是:“资产阶级就在共产党内。”

刘少奇在会上补充发言，说：“毛泽东同志的讲话是他个人的意见，中央政治局没讨论过，会议要备案。”（注3）

注3:我的理解是，这都是毛泽东的个人动作。

一九五七年二月二十七日，毛泽东在最高国务会议第十一次（扩大）会议上，发表了题为《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的讲话，会议进行了三天。毛泽东提出：“革命时期大规模疾风暴雨式的群众阶级斗争基本结束，但是阶级斗争还没有完全结束．．．．．．”“斗争要几经反复，还要持续五十年、一百年。你们信不信？我看，坐在主席团上，也有不信的。”（注4）

注4:应该将毛泽东篡改原稿的过程和阴险的、丑恶的用心，一并公之于众。例如，当年我听到的传达稿上有:“官大也救不了你！斯大林官大不大？活着不受批判，死后也要受批判。”你听这话多么诚恳！你能说毛主席整风的决心不大吗？所以，人们就回前仆后继，纷纷上当。这里的经验教训是，听毛泽东的话，也有个科学方法的问题，这就是，对他说的一切话，首要之点是审查其“真”与“假”的问题。在真假未辨之前，切勿轻信。其次才是审查他说的“对”与“错”的问题。再次才是好不好的问题。这个次序万万不可颠倒。如上所说，毛说得不仅不错，而且对得很！好得很！大得人心。可惜！可惜！是骗人的！在构成全部毛泽东思想里，这类“对得很！好得很！大得人心。可惜！可惜！是骗人的”话，不可车载斗量，诸如:实事求是；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要光明正大，不要搞阴谋诡计；……

毛泽东藉“鸣放”引蛇出洞

一九五七年四月十日，《人民日报》发表社论：《继续放手，贯彻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注5）

注5:猴不上竿直敲锣

一九五七年四月十一日晚，毛泽东和陆定一、陈伯达、康生谈话。毛泽东说：“我赞成放，放得尽些，才能让各阶级都出来表现。不放，怎样来辩论？放半年，不够，放一年。左派要有准备。”（注6）

注6:首先要注意两点:一是“放”的目的是“让各阶级都出来表现”，并无只字提出:为了帮助党整风。二是，左派的对立面是右派。毛教“左派要有”什么样“准备”呢？矛头指向什么派呢？当面是毛号召鸣放，帮助党整风；背后却是他交代:“左派要有准备”。现在档案已经解密，难道还有人坚持还要硬说，或还要相信毛是诚心诚意要整风，这种鬼话吗？其次是，你要特别注意这个日期:1957年4月11日晚。刚刚昨天人民日报发表社论:《继续放手，贯彻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不管是明君、昏君、仁君、暴君，即便如希特勒、斯大林辈，也不曾设阴谋，定诡计去诱惑他治下的臣民去数以百万计地去掉进陷阱呀！这里，我们正好用得着宣读一项最高指示:“我们的四个伟大，外加最最最最，教导我们说:‘又何其毒也！’”

四月二十七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整风运动的指示》，决定在全党进行一次以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为主题，以反对官僚主义、宗派主义和主观主义为内容的整风运动。（注7）

注7:人说，共产极权的统治是靠暴力和谎言，一点不错。这个《关于整风运动的指示》和毛泽东动员鸣放的种种言论，提供了谎言的绝好样板。什么“……言者无罪，闻者足戒…。。”云云；什么“……。帮助党整风自愿参加，自由退出……”云云；什么什么云云……统统成了狗屁。毛泽东的脸皮需要有多厚，才能厚颜无耻到撒这么大的弥天大谎而还能够脸不红、气不喘、心不慌地说:“这是阳谋。”无怪乎我在农村监督劳动的生产队，有个农妇说:“毛泽东，脸皮厚，机关枪打不透。”岂但是说，老贫农队长拉车往地里送粪，高声叫喊着骂:“老毛啊！我日你娘。”两个青年社员为队里抬砖，边走边说笑:“给老毛去造砖墓。”这事发生在1962年，骂声不绝于耳。我从前在知识份子队伍里，从未听到过有人骂，更别说骂这么痛快。

五月二日，《人民日报》发表题为《为什么要整风？》的社论。毛泽东作了指示：“不要搞那么多条条框框来束缚，要改。怕放，无非怕引火烧身。”（注8）

注8:”火”在“坑”里，怎么会“烧”着你们的”身”？整风这个火坑，只是要让那些帮助整风者往里跳的。出殡，完全是为了埋葬送殡者。

五月二日至五月十二日，全国各地召开二万八千二百五十多次各类会议，向党中央、各级党组织、党员干部，提出了三十七万二千三百四十五条意见、建议。（注9）

注9:我大致估计，平均每个支部绝对分不到一条意见。实在是:不多，不多，多乎哉？不多也。

“一放，各阶级就原形毕露”

毛泽东在《情况汇总》上作了批示：“一放，各阶级就会表现出来，原形也毕露。共产党执政还不到八年，就有三十多万条意见、错误、罪状，那共产党是不是该下台？那我姓毛的不是要重返井冈山！”（注10）

注10:你姓毛的，如果怕提意见，就别求爷爷告奶奶，请人家提意见不就得了！这是不用下禁令，轻而易举就能作到的嘛！

再说，这倒是个什么样的“一放”呢，竟使姓毛的要“重返井岗山”？虽然这是他惯用的虚张声势、危言耸听的讹诈故伎，但表明他要与右派作一场定性为你死我活的阶级斗争，却是早在事先就下了决心和作了安排的。而这时候，右派的重要言论还都未出台呢！你去查查当时的报纸，虽经毛泽东千呼万唤，可至今根本没有一条鸣放是要共产党下台的。同时，毛泽东不是说“言者无罪，闻者足戒，有则改之，无则加勉。”吗？这哪里有“戒”、“改”、“勉”的一丝一毫的气息呢？这比起你对知识份子的思想改造来，简直不可同日而语！甭提别的迫害了，单说脱裤子割尾巴，自辱人辱，挖思想根源、社会根源、历史根源，闹得人祖宗三代神鬼不宁，逼得人活不成，死不成，死活都得咎！姓“知”的又该“重返”什么“山”呢？

五月十三日至十四日，中央政治局讨论局势，意见分歧，但同意“要正确引导，要再观察一个时期”。（注11）

注11:这里透露出，直至5月14日的氛围，仍不很紧张。否则，大家怎么还会都同意“要正确引导，要再观察一个时期”呢？

毛泽东写《事情正在起变化》

五月十五日，毛泽东写了《事情正在起变化》一文。此文送政治局委员、候补委员阅，建议发至党内十七级以上干部参阅。

十七名政治局委员为：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朱德、陈云、邓小平、林彪、林伯渠、董必武、罗荣桓、陈毅、李富春、彭德怀、刘伯承、贺龙、李先念；政治局候补委员为：乌兰夫、张闻天、陆定一、陈伯达、康生、薄一波。

陈云、李富春、刘伯承、张闻天四人阅后，没有在毛泽东文章上批注意见或“已阅”。

毛泽东文章，在党内分二个阶段下达：第一个阶段，发至十级以上干部；第二个阶段，再发至十七级以上干部。

毛泽东的《事情正在起变化》内指：“我党有大批的知识份子新党员（青年团员就更多），其中有一部分确实具有相当严重的修正主义思想。．．．．．．他们跟社会上的右翼知识份子互相呼应，联成一起，亲如弟兄。．．．．．．社会上的中间派是大量的，他们大约占全体党外知识份子的百分之七十左右，而左派大约占百分之二十左右，右派大约占百分之一、百分之三、百分之五到百分之十，依情况而不同。”“在民主党派中和高等学校中，右派表现得最坚决最猖狂。．．．．．．我们还要让他们猖狂一个时期，让他们走到顶点。他们越猖狂，对于我们越有利益。人们说：怕钓鱼，或者说：诱敌深入，聚而歼之。现在大批的鱼自己浮到水面上来了，并不要钓。”（注12）

注12:这里充分暴露毛泽东急不可待地要实现自己的阴谋。这篇文章纯属克里空。至少有两位党内历史学家对毛持否定态度，一位是近代史研究所长黎澍，他说:“直到反右派开始时，也并没有什么资产阶级猖狂进攻需要‘打退’。”另一位是中共党史专家许全兴教授在他的专著《毛泽东晚年的理论与实践》一书中说:“从整个报导看，很难得出资产阶级右派猖狂进攻的结论。毛泽东根据什么材料讲‘猖狂进攻’就不得而知了。”（页90）这简直成了寓言故事中狼吃小羊了，什么理也无需多讲，吃的理由就是我要吃:“不是你就是你爸爸，反正都一样！”

中央发指示“反击右派分子进攻”

一九五七年六月六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组织力量准备反击右派分子进攻的指示》，该指示称：“这是建国以来，一场大战，战斗是无烟、无光的，在党的心脏展开。他们大多已在不同领导岗位，有一定追随力量。”

一九五七年七月十七日至二十一日，毛泽东决定在青岛召开一次省市委书记会议，会议讨论了关于反右斗争的部署。会议期间的八月三日，毛泽东写了《一九五七夏季形势》一文，作为党内文件印发。毛泽东在青岛会议上说：“匈牙利事件会不会在中国重演？我看有可能，可能五年、十年，也可能不用五年。纳吉式人物有可能在会场内。”

这时，会场内有三十五张纸条递上主席台。大会主席周恩来当场宣读了这些纸条。其中有支持毛的意见，并要求毛泽东能公开谁是纳吉式人物；也有反对毛泽东这种无的放矢的观点。

党外人士对毛搞反右的异见

一九五七年五月三十日，人大副委员长宋庆龄致信毛泽东主席，对全国范围在党内、民主党派内、知识学术界展开反右斗争，表示十分忧虑、十分诧异、十分惊奇，要求对没有行动“反党”的右派、右倾人士，作不同意见的争论处埋。

一九五七年六月十日，人大副委员长李济深、沉钧儒、黄炎培、陈叔通，分别写信给中共中央政治局、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信中都对展开反右斗争表示很不能理解。李济深在信中写道：在政治上出尔反尔、营造斗争气氛、制造对立阶层，会造成深远创伤。

三百多万人被划“右派分子”

一九五八年五月三日，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宣布：反右斗争取得阶段性胜利，定性为右派集团二万二千零七十一个，右倾集团一万七千四百三十三个，反党集团四千一百二十七个；定为右派分子三百十七万八千四百七十人，列为中右一百四十三万七千五百六十二人；其中，党员右派分子二十七万八千九百三十二人，高等院校教职员工右派分子三万六千四百二十八人，高等院校学生右派分子二万零七百四十五人。在运动中，非正常死亡四千一百十七人。（注13）

注13:关于右派的人数，我们没法确定，但据我亲知，就有五个同学、同事当了20多年右派，到时一查档案，原来不是右派:一个是朱秀洲老师，他到老家河北省农村接受监督劳动；一个是冯和璧老师，他由中学下放到小学；一个是华瑞甫同学，还有一个是朱庭秀，两人都是劳动教养；第五个倒真是右派，但他的右派身份却不被承认，所以也就没被统计进去。情况是这样的:他叫阎竟鑫，在兰州大学中文系划的右派，毕业后分配到农村中学教书，他偷跑回城市老家自谋出路。到“改正”时，农村中学不管给他落实政策，城市没有他的档案。连他的右派身份都成了问题。我来美国前，他已瘫痪，家人和朋友还在为他跑“落实政策”呢。类似的情况，我听到和在报刊上看到的就更多了。我还知道有一些右派根本就不是知识份子，是文盲，其中有一个穷光蛋让你哭笑不得。我不了解他的身世，每到月头他就到街道办事处去领救济。所有右派都是“资产阶级右派”。他自称是“无产阶级右派。”街道给他发救济时教育他要牢记党的恩情。他说:“我咋会忘哩？每到月头就会想起的。”还有一个是我在高中上学时校长的警卫员，自幼是搂腿队长、儿童团长，长大是革命队伍里的红小鬼，是个大字不识几个的文盲。后来调进百货公司，大小算个干部。当我们一块劳动教养时，他说他划右派的结论中有一条是“借了500元外债。”他说他根本就没有，“连一元也没有，我就没有借债。”解除教养后，一直上访，要求平反，所有回答都是:“不予受理。”又去找已居高官的革命老上司。得到的安慰是:“这是老人家定的案，谁也不敢翻。你只有等等，看看将来的政策。”后来他得了癌症，等不及便去世了。他进城后娶的美貌的妻子，早已离婚。他孤身一人，死后便一切销声匿迹，烟飞尘灭，真到落实政策时，他已是阴间一鬼。仅仅是我一个人就接触到这么多不在“55万多右派”，这个统计数内；全国该有多少呢？可知55万多，那个数是绝对靠不住的。但55万多，作为被1979年前后，落实政策到身的右派数目，可能是正确的，因为这是从下面报上来的。它没有必要像大跃进期间上报钢铁、粮食产量那样浮夸，也没有必要像上报死人数目那样隐瞒的。‘第二，综述:

解密档案，什么曝光，什么继续隐瞒，全由共产党决定。所以我们可以这样设想:解密的档案理应属实，完全不必造假；因为他们需要隐瞒的东西，尽管隐瞒掉就是了。果如是，我们就可以再打一个比方:人们算数学题，算的结果错不错？就需要将得数与标准答案对一对。人们对反右派起因的推演，得数有大有小，有正有负；谁对谁错呢？可以说，解密档案就应该算是标准答案。照此办理，一对照:“变卦说”中所有的“出轨说”，“猖狂进攻说”，“整党内敌手说”，“整风失控说”，“延安模式说”（演算的思路，有部分对的），“党内压力说”，“毛泽东诚心诚意整风说”，“错估说或上当说”，“杀气腾腾说”，……统统站不住脚，全错了；而“预谋说”中的“阳谋说”，也错了；只有“预谋说”中的“阴谋说”，与标准答案相对照，从列的算式，到演算的步骤，到运算结果得出的最后得数，与解密档案完完全全如出一辙。

“这是为什么？”本来理应由毛泽东本人来回答他为向全国人民发出反右派的动员令，而写的人民日报社论（题目）所提出的这个倒打一耙的问题。但他已经死有余辜，只好由活人来作具体情况具体分析了。经蒙受中国共产党主席毛泽东残酷迫害而惨死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刘少奇，他说得好:“好在历史是由人民写的。”

1，只有在科学的方法论指导之下，才能对自然和社会作出正确的观察。科学的态度是建立科学的方法论的前提。前提虽不是充分条件，但却是必要条件。科学的态度就是老实的态度。毛泽东没有这个前提，他以为天下人尽皆可欺，所以就编造出“阳谋说”。自以为得计，却给天下人以笑柄。从此，当人们要说毛耍“阳谋”的时候，并不屑于批判，仅是嗤之以鼻。无论海内外，每提及“阳某”，脸上总是出现鄙夷不屑的神情，视之为耍流氓，耍无赖，社会渣滓者辈才有的行为。

对待毛泽东说的话，首要之点是辨真假。如对他说的“猖狂进攻说”，前已指明，他的许多党内有识之士都揭穿是假的，难道你还要信以为真吗？

问题是，正如胡平先生所说:“发现谎言是谎言，并不太困难，然而，谎言被揭穿，不等于真相就自动浮现。因为共产党编造的谎言太多，一层一层又一层，有时候你剥开了一层谎言，以为自己已经发见了真相，殊不知你见到的还是谎言，是深一层的谎言。‘四人帮’垮台后，中共当局提出‘拨乱反正’，不少人著书为文，揭露毛时代的若干虚假历史，但是它们所提供的真相其实很多仍然不是真实，而只是另一套谎言。”（为何清涟女士主编的《20世纪后半叶历史解密》写的述评《往事不堪回首》）我喜欢胡先生讲的道理，他总是讲得入情入理，入木三分。我写这本书要尽我所能地把谎言多剥几层，让它尽其可能地接近真相大白。

由此可见，我们认识到“猖狂进攻说”是谎言，并不等于就得到了真相。而但凡这个真相一旦大白，就会使你对毛泽东的阴险奸诈、残酷凶狠大惊失色，不寒而栗，毛骨悚然！刘宾雁的文章《毛泽东一手定乾坤》，揭示出的正好就是这种真相:

东欧的政治变革，最早从南斯拉夫开始，那是由执政党及其领袖铁托发起的。一九五六年波兰党的领袖哥穆尔卡主动纠正前人的错误都未出大乱子。只有匈牙利，死硬的领导人拉科西坚决不改，这才酿成大乱。

然而毛泽东却不愿引出这样的结论，他对镇压比对改革更有兴趣。赫鲁晓夫一度派苏军进驻布达佩斯，但下不了镇压的决心，又撤出来。毛泽东派周恩来到莫斯科坐镇，力主武装镇压，苏联才第二次出兵的。中共对匈牙利人民欠下的这笔血债，也长期隐瞒下来了。

毛泽东从未认真承认过错误。他甚至还反对别人认错。一九五七年初，他还告诫过省委书记们绝不能像胡志明那样为越南土改中的错误下“罪己诏”。他坚持认定，问题出在群众一边。一九五七年春夏，他还在说社会上各种矛盾的激化，不过是“意见分歧”；一部分人不相信社会主义；广大群众对于新制度“感到还不大习惯”。这时工人罢工已进入高峰，至少有七个省的农民起来“闹事”，要求退出合作社或分社，要求供应粮食等，而毛泽东仍然认为是“思想问题”，共产党的政策没有问题！

匈牙利事件为所有国家执政的共产党提供了一个改正错误，放弃斯大林主义的机会。东欧各国在苏联控制下不能自主，以致只能是小改或不改，中国有条件独自行动，中共“八大”已显现这种意图，然而毛泽东却不干。他要利用匈牙利事件去实现他自己的意图。那就是把改革浪潮和群众的反抗压下去。一九五七年六月八日，毛泽东起草的“关于组织力量准备反击右派分子进攻的指示”中，这样写道：“……现在我们主动整风，将可能的‘匈牙利事件’主动引出来，使之分割在各个机关各个学校去演习、去处理，分割为许多‘小匈牙利’……利益极大。”

一九五七年四月，上海永大纱厂工人发动罢工，手段还相当激烈：把厂方人员扣留起来作为人质，不解决问题不放人。刘少奇决定“人民日报”和“中国青年报”派人采写和报导。我就是带着这个使命去上海的。这次采写的稿件若能报导出来，就能使全国人民和中共全党看到那场罢工全然是中共的错误造成：工人被当做工具，无力保护自身起码的权利；地位比公私合营前资本家时代还不如。基层党组织已变质，党员享有种种特权，已成为剥夺工人因而同工人相对立的量因而，有反资本家传统的这些工人们把矛头转向从前领导自己斗争的共产党组织。这种恶变，是在一九五五至五七年不到两年之中完成的。

毛泽东的态度却相反。其实中国的问题早已清清楚楚摆在那里，并不需要“鸣放”，你去动手改正就是了。比如肃反扩大化，已是共识，你去平反就是了。苏联平反了百万件错案，非但未乱，反倒更稳定了。农业合作化的“冒进”问题党内高层也已定论，只是毛泽东一人反对，因而“八大”上只能吞吞吐吐：既要反保守，也要反冒进。南斯拉夫和波兰都解散了合作社，仍然是社会主义国家。中国不必解散，把大社改为小社，或回到低级社有何不可？……

面对社会的动荡，中共在一九五七年有两个选择，不是改，就是压。毛泽东既不肯改，就只能压了。但是怎么个压法呢？动用武力去分别镇压各地农民、工人和学生？那只能激发全国动乱。这时，毛泽东独出心裁，发现了世界政治史上前无古人的办法：捞到一个政治理由，从政治上采取兵不血刃却能一举压服全国的措施。这就需要一个敌对力量提供打击的借口，然而可惜正如“中国大逆转”作者所做的分析，当时中国知识份子有协助中共改正错误之心，却无推翻中共政权而代之的任何打算。没有，难道不能制造吗？这就是“鸣放”运动的奥秘所在。五七年四月，毛泽东在杭州告诉省委书记们：让他们放！攻得过火，就让牛鬼蛇神出来闹一闹。（后来又说：让他们走到顶点！他们越猖狂，对我们越有利。）同时暗示：现在是党外情绪高，过些时，党内情绪也会高起来，先低后高。如果党内外一起讲，戏就唱起来了，这样就可以把许多人推上政治舞台。

在那个舞台上，毛泽东要导演的，就是一场“反党反社会主义右派分子猖狂进攻”的戏，戏一开台，发动一场铺天盖地的运动制服一切人的机会就到了。（《北京之春》第48期）

同理可证，邓小平说右派分子“杀气腾腾”，也是谎言，并且也不止于谎言，而是也有更深层次的真相。更深层次的真相是什么呢？就是:“自己一身百毛尾（YI），反说别人是妖精”。

1957年反右派前，我听过一次传达邓小平的报告，给我造成一种他处事毒短的印象。例如他叫嚣:“你要民主，我要专政！”听过此话，有两人一问一答:“为什么他个子那么短？”“都长了心，心坠着，他长不高。”

反右派中，他搞得风声鹤唳，即便对党内，特别是对老党员，也强调要毫不留情，杜绝温情，一样是杀气腾腾。9月11日，人民日报头版头条表了《要严肃对待党内的右派分子》的社论。多少与毛邓并肩战斗一、二十年的“老同志”给他搞得妻离子散，家破人亡！

反右派后，他作的《关于整风运动的报告》，活灵活现出他的一副踌躇滿志、眹即国家，蛮横无理、杀起腾腾的霸道嘴脸。

文革后，他除了营造一时的“复出”气氛外，从未放松过“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逐至他的杀气腾腾造成天安门广场学生们和市民门的热血腾腾。

如果说，毛泽东终生以“阳谋”造孽，而被钉死在历史的耻辱柱上；邓小平则是以“杀气腾腾”而恶贯满盈，遗臭万年。

毛泽东、邓小平是反右派阴谋的策划者，主持执行者，罪魁祸首，他们撒谎骗人是必然的。问题是他们的血腥罪恶不是以“撒谎骗人”终，而是以“撒谎骗人”始。这是一个明摆着的道理，否则，他骗人干什么？行骗只是为整个舞台大戏揭开序幕；整个主体，全部真相，腥风血雨的重头戏就在后面。

2，帮凶们，如彭真、康生、张春桥、姚文元、郭沫若、薄一波、史良、胡乔木、何香凝、胡愈之……直至小丑卢郁文，他们为了一杯羹，也只能争先恐后出卖灵魂，拚命撒谎，如胡乔木伤天害理、丧尽良心和良知，在人民日报上撒了多少弥天大谎啊！又如薄一波明知故犯，大家已经识破的谎，他在90年代写的回忆录里还照撒不误。今天解密档案出炉，使我重新考虑李维汉说的不知道毛要反右派，要引蛇出洞；这该是假装糊涂，难得糊涂。总之是想把大家自始至终蒙在鼓里，一则在运动中助纣为虐，大喝知识份子的鲜血；二则，千万要保住主子的画皮，要让阴谋家、杀人犯永远充当温柔贤淑的美女，让“她”杀人不眨眼的姿态，表演得“楚楚可爱”。

3，大多数蒙在鼓里的人，包括学者，因为无法得知真情实况，只好是人云亦云，特别是官云民也云。虽然他们也进入了误区，但决然不同于上述一类人，那样居心叵测。这就是我在《变卦说》中所指出的，诸如李志绥先生等的一类说法。就像我说李先生是”不见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那样，多是属于思想方法的问题。我再举一个新的诸如此类的例子:《禅机:1957苦难的祭坛》对由整风到反右的“急转弯”作了某些探索:

“按照毛泽东1955年以来的思维逻辑和行为展现，即使在以上被李维汉认定为‘正确、很好的’鸣放里，有让他听了如和风吹拂芊芊春草一样感到抚慰的意见，如‘一切搬用洋教条’之类；但也不乏有让他老人家听了似夏日蝉雨般刺耳的言论，如‘好大喜功’、‘急功近利’的评判，‘是保守思想对社会主义建设造成的损失大，还是盲目冒进造成的损失大’一类明明答案已经放好在口袋里的设问……

“倘若注意起这两点，就大大有助于我们理解日后毛泽东为什么会来个一百八十度的急转弯。”（页164）这实际是响应的李维汉的“出轨说”。但，值得深思的是，发此言论的张奚若和陈叔通并没有划右派。而对居心要划右派的人却要千呼万唤，以诚感人；“诚”也感不动的人，毛就亲自点名，追查历史旧账，硬划右派，如冯雪峰等是也。

“从某种意义上，毛泽东的悲剧在于:

“建国后他的重大举措，不时闪耀着某种理性探求的光芒，并给中国的和谐与发展打上金色的希望，从而显示了在这块要搬动一块石头也时常不那么容易的国土上，他依然是一位精气神儿十足的改革者；

“可结果，他的新思维总好像有魔鬼附体一样，泛动起来的却是这块土地上最愚昧、最黑暗的东西，他本人也被这些东西，塑造为阻挡中国现代化进程的最大一位保守者。

“而且，建国后他的每一回重大举措，无不自视代表了人民的最高利益，它绝非什么个人或是小集团的阴谋，而是能坦荡地展示于天下的秋日碧空，因而一时间这块土地上也总山呼水唱，风集影从；

“可结果常常蹂躏了人民的利益，或是让人民在战胜贫困的旗帜下去进一步发展贫困，或是使人民在革命的名义下去互相厮杀。当整个民族的元气大伤之时，人民再以一种冷漠的眼光去打量紫禁城里那个颇为孤单的身影，便会多多少少地感觉出他身上散发出的宫廷政治的气息……

“毛泽东建国后在创造什么的同时，又几乎总在破坏着甚么。”

“动机与效果的背离；

“理想与实践的分裂；

“理性与感性的抵牾；

“是晚年毛泽东这出悲剧的苍凉而又无奈的基调。

“在1957年，毛泽东已经走进了这出悲剧。因此，我不认为早在1956年，反右运动已写在了他案头上的台历上，即他殚精极虑发动的大鸣大放和整风运动，为的是搞一场‘聚而歼之’的阴谋，或者称之谓‘阳谋’。”（页275）这里说的“因此”，到底是:“因什么？”实在令人难得不糊涂。有一点明显的，毛泽东的“实践”、“效果”是:

“泛动起来的却是这块土地上最愚昧、最黑暗的东西，他本人也被这些东西，塑造为阻挡中国现代化进程的最大一位保守者。”

“可结果常常蹂躏了人民的利益，或是让人民在战胜贫困的旗帜下去进一步发展贫困，或是使人民在革命的名义下去互相厮杀……整个民族的元气大伤“

既然承认了毛泽东的所有重大举措，无一例外都是祸国殃民，难道还非得给他硬安个“理性探求的光芒”，好的“动机”和“理想”，而且还不伦不类地以此来论证他反右不是“阴谋”或“阳谋”不成吗？

“他（毛）亲自送上滩头阵地的先头部队，在进入阵地后却向他开了火。尽管众多的知识份子随后有了被一个‘阳谋’愚弄了的感觉，殊不知在这之前，毛泽东多半就有了一个遭知识份子欺骗了的感觉……”（页282）这和李志绥的“上当说”何其相似乃尔！

“毛泽东却竭力要走出这个一踩下去泥巴便翻作浪的困境，而且竭力要不以弄脏自己‘英明’的鞋子为代价:5月15日以后，经毛泽东起草，或是经他看过再发出的犹如雪片般应接不暇的党内文件，似乎无不向全党表明，从双百方针的提出，到号召党外人士给党提意见，这都是为着‘引蛇出洞’最后予以‘聚而歼之’的战略假象运动。”（页288）这和凌锋的论述又是如出一辙。

“他（毛）的震怒，以及他对彭德怀几近悍妇骂街似的羞辱，显然与他被“小资产阶级狂热性”这一词组刺痛有关。

“1957年由整风一转而为反右，1959年庐山会议由纠正大跃进以来左的错误而一变为反右倾，从中我们是否能发现毛泽东心中存有这样一个有意思的恚怨:在罗隆基这样喝过洋墨水、学贯中西的大知识份子面前，他恼于被说成是‘无产阶级的小知识份子’；在彭德怀这样大老粗出身、且戎马一生战功赫赫的人面前，他又耻于被看做是‘小资产阶级’。”（页286）李慎之先生和本文《引蛇出洞小考》一节，对上述二者已分别作过辨正。至于把二者相提并论，则难免穿凿附会之嫌。我们探讨一事物发生的原因，就要分析它发生的必要条件和充分条件，首先是必要条件。因为必要条件是这样一种条件，有了它事物未必发生，但是如果没有它，则事物断然不会发生。试想，如果罗隆基没有说“无产阶级的小知识份子”，彭德怀没有说“小资产阶级狂热性”，那么，1957年的反右派运动，1959年的反右倾机会主义反党集团的斗争，就断然不会发生吗？不一定。所以，这些条件正如农民的谚语所说:“大年五更拾到一只兔子___有你没你都要过年。”

请看下面下面《禅机》自己的论述，你就会发现它就会全部推翻了自己上面的所有论断。

“绝大多数的中国知识份子也像刘光华一样，相信在毛泽东开的这家‘整风’酒店里，门口挂的是羊头，香气扑鼻时端出来卖的，也绝对是货真价实的羊肉。”（页181）这就说明毛泽东不是真心诚意整风，也不是阳谋，而是货真价实的阴谋。挂羊头卖羊肉是“真心诚意”；挂狗头卖狗肉是“阳谋”；挂羊头卖狗肉就是“货真价实的阴谋”。只要看出整风是一场阴谋，就击中了要害。否则就是不得要领，就是王顾左右而言他。

这里提到的刘光华，是《文汇报》驻京记者，于5月27日在该报发表了一篇通讯《北京大学“民主墙”》，结尾写道:

“就在这个激荡的时候，我看到了同学们是多么地有条不紊，遵守着次序。他们照样地用心听讲，在实验室中专心一意地工作，在运动场上打球。图书馆中仍是座无虚席。年轻的孩子们，尽管他们唇枪舌剑，争辩得面红耳赤，但没有人不尊重对方所出的大字报和发言的权利。他们自己要讲话，但也让别人讲话。

“我不禁想:我们党有这样生龙活虎的年轻人，什么困难也是能克服的。”刘光华被划了右派。题外附带一句，母亲刘王立明也划了右派。

“所谓反对官僚主义、教条主义、宗派主义，便成了镜框里一幅美丽的风景画，一个掰开来不见肉馅的包子，一位年过半百的遗孀关于少女时代怀春的梦。

“试想想，当猫在玩捉弄老鼠的把戏的时候，猫怎么可能腾出爪子来清点自己身上的虱子和跳蚤呢？”（页259）事实摆得好，道理讲得对。

毛怎会真心诚意整风呢？

“波匈事件大大强化了毛泽东心目中的两个必要性:一个是党牢牢掌握枪杆子的必要性，另一个是改造知识份子的必要性。匈牙利那震惊世界的十三天的教训正在于:成分复杂的军队，与思想复杂的知识份子联起手来，置工农政权于血泊之地。”

“在中国要出问题，便出在知识份子身上！

“多半毛泽东再在某个领域、某个方面去进行批判、斗争，在严峻的阶级斗争形势面前已经显得杯水车薪了，工农政权必须正面地、全面地与知识份子做一次大规模的较量，这既可以彻底卸去这颗‘定时炸弹’上来日爆炸的引信；又能将全党和全国人民的视线，从由于合作化运动造成的农村各方面紧张关系上，转移到新的兴奋热点上来。”（页271）还有工人罢工，学生闹事以及波匈事件所暴露出的诸多制度弊端，如刘宾雁所说，毛不思改革，只企图引蛇出洞，通过打“蛇”，通过杀鸡给猴看，把矛盾镇压下去。

说明毛根本不可能要整风，只能是反右，因为他有了“明确的结论”:“是修正主义而不是教条主义，将使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深受其害。”（页282）当时用政治语言表述的形势为:“右倾机会主义，或说修正主义，是当前的主要危险。”；如果改用哲学术语，那就是当时毛主席的哲学语录:“抓住主要矛盾，一切问题便会迎刃而解。”

综观《禅机》:当他谈“树木”的时候，总是成竹在胸，头头是道；一进入“森林”，便乱了方寸，把不准调。这主要是因为对反右运动的阴谋策划者毛泽东缺乏本质的了解。

4，《禅机》一开始就误解了毛泽东:

“延安进行‘抢救失足者运动’时，作为党的最高领袖毛泽东并不’左’，事实上正是他，鉴于运动日益明显的偏向与恶果，主张党中央作了《关于审查干部的决定》，在决定中他批判了‘逼、供、信’的错误行为，提出了审干工作中包括‘一个不杀，大部不抓’的九条方针，他并发出一系列关于甄别工作的指示，有力地推动了这一工作；也正是毛泽东，就这一运动所造成的大量冤假错案，在全党面前承担责任作出检查，而主要肇事者康生却从未在何时何地作过任何检查……”（页16）是呀！毛为什么对康生那么宽大为怀，而对其他任何人，如“富田事件”中的人，如彭德怀、刘少奇、林彪……要斩尽杀绝呢？问题是康生完全是遵旨办事，他再坏也只是助纣为虐。毛泽东才是暴虐无道的殷纣王。据《新发现的毛泽东》和《毛泽东执政春秋》两书揭露，还有其它如曾志《一个革命的幸存者》、韦君宜《思痛录》，特别是高华的《红太阳是怎样升起的—延安整风运动的来龙去脉》的大量揭露，说明康生（实际上还有刘少奇、彭真、高岗、任弼时等）所做的一切，达到毛的目的后，毛才假腥腥地在局部范围内避重就轻地承认了错误，以骗取人心。这正好说明他是耍阴谋的能手，是善于制造“斯德哥尔摩综合症”的魔鬼。

同时，胡绳主编的《中国共产党的七十年》也承认:“1943年4月3日，中共中央发布《关于继续开展整风运动的决定》，要求在整顿党的作风的同时，对全党干部进行一次认真的组织审查。《决定》对敌情作了过分的估计。7月15日，总学习委员会副主任、中共中央社会部部长康生在延安干部会上作了《抢救失足者》的动员报告，掀起了所谓‘抢救运动’，大搞‘逼、供、信’的过火斗争，在十余天中造成大批冤假错案。”当然，像胡绳这样的官方学者，他的责任，就是专门蒙骗读者。当读到他把罪责一古脑儿推给了“副主任”康生的时候，令我想起一个与此相反相成的笑话:有一个赛跑运动员，向别人夸赞运动场上跑“第二名”的那个运动员，跑得如何如何的快，简直就是飞毛腿！听的人满头雾水，不由得问:“那你光说第二名，难道第二名会比第一名还跑的快？”“不好意思！第一名是我。”“那你可真够谦虚的了。”看来，胡绳是在替毛泽东谦虚。

《党史笔记》用大量事实证明：毛泽东是真正的罪魁祸首，毛自任总学委主任，直接抓整风审干。臭名昭著的抢救运动就是根据毛泽东的指示发动的，1942年4月7日毛在政治局会议上提出在整风学习和检查工作中要审查干部，发现反革命分子加以清除；6月19日在政治局指示“现在的学习运动，已在中央研究院发现王实味托派。我们要发现坏人，拯救好人。要有眼光去发现坏人，即托派、日特、国特等三种坏人”；还说过“要查清革命和反革命两条心”、“要注意反特”。毛泽东在1943年8月8日《在中央党校第二部开学典礼上的讲话》中说：一个2500人的党校己挖出250个特务，而且估计不止此数，“恐怕是250到350的数目，还举了行政学院的例子说，“除了一个人外，教员、职员全部是特务”，“学生中很多是特务，恐怕是过半数”（杨奎松：《延安整风的台前幕后》）。

王实味案是毛直接抓的第一个案子，毛是第一个诬陷“王实味是暗藏的国民党的探子”，毛还说“王实味是托派，又是特务”。毛泽东此前此后，一贯是用制造冤假错案的狠毒手段来消灭自己的对手，难道这还没有堆积如山的例证吗？

可惜《禅机》最终归结为:“动机与效果的背离；理想与实践的分裂；理性与感性的抵牾；是晚年毛泽东这出悲剧的苍凉而又无奈的基调。”

应该说，毛泽东的一生是一场大闹而特闹的大闹剧。连中共四川省委张宣传部长（须知，宣传部长这个职业是专门卖狼奶的），都没有用“动机与效果的背离”等等，来为毛遮羞，而是看穿毛搞“文革”是为了“扩增自己的私权”，并且“非闹个底朝天不能达到目的”。甚至，连一个农妇都知道:“毛主席要当世界领袖”。其实，本书作者何尝不知？他曾引用了周扬投毛所好的一段事实:

1955年年初，周扬在出席第二次苏联作家代表大会回国后向文艺界作报告时说了这样一段话:在苏联访问期间，他们说斯大林去世后，世界革命的领袖就是毛泽东了。苏联现在也遇到了许多问题，斯大林不在了，只有毛泽东才能像斯大林一样解决好这些问题。所以他们希望把毛泽东请到莫斯科来住。周扬说他向毛泽东汇报时转达了苏联人民的愿望。毛主席笑了笑对周扬说:“我不是神仙啊。”

作者还是看出来了，说:“毛泽东不想搬去莫斯科住，但这不妨碍他企及登临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奥林匹斯山。”（页88）我敢说，谁也无法否认这个路人皆知的事实。我还敢说，任何人在解释毛泽东的重大举措时，若撇开这个路人皆知的事实，不管你是亏心还是迷信，没有不自入绝境的。

相反，只要你把准了这点，多么复杂、难缠的问题，都可顺理成章，按图索骥，例如:文革闹得底朝天，大跃进饿死人四千多万，人民公社猛刮共产风，土法上马人人发疯，彭大将军窦娥冤，反修维护斯大林，反帝支援亚非拉……有人说，毛泽东成了个大疯子，也有人说这都发轫于反右派；可反右派又发轫于什么呢？。。。。。。

前面提到的毛泽东的三对因素，人们可以用肉眼看到的，是:实践、效果、感性；看不到的是:理想、动机、理性；结果是，“只知其一，不知其二”。根据实践检验真理的原理，用逆推法、穷举法、总分法、内外法。。。。。。即可得到“其二”，并可加以确证。这一点，我们在前面已经做到，已经弄清了他人生行为的这个主要精神动力就是:“一大”；“二公”；“三斗”。

他的动机是一个“大”字，就是终生追求“我要大”，大了还要大，越大越不嫌大:延安整风后实现了“朕即党”，不行，还要大；全国篡权后又实现了“朕即国家”，但毛欲壑难填，还要大，如普希金《金鱼的故事》所讲的那样，人心不足蛇吞象……

他的理想是一个“公”字，就是实现全民所有制，也即国有制。因为“朕即国家”，所以即为“朕有制”，连农民手中的几个鸡蛋，也要由朕管起来。但朕念念不忘搞世界革命的最终理想是要实现天下为“公”，即实现“全球所有制”。那时实现了“朕即球”，我就可以去见马克思了。

他的理性是一个“斗”字，就是“生命不息，斗争不止”。“朕即球”在望，是最高纲领；现实的斗争目标是抓紧坐上斯大林的“世界革命导师”宝座，着手领导社会主义阵营和亚非拉，先实现最低纲领:“朕即半球”。世人奇怪，毛泽东为什么死前最想见的是尼克松？就是为的以“洋半球”为物证，进行自我心理确认。

中华民族之所以要经受如此亘古未有的大灾大难，不能怨天尤人、，只能庆幸我们民族要出一个世界领袖，因而才须付出必要的代价。反右派，把几百万知识份子和非知识份子划做右派（包括中右），也无非算是必付代价之一而已矣。

。

4-1-2004初稿；3-19-2006二稿于日内瓦。

附注：

（1），（56），（58），（59），（60），（62），（77），（78）《邓小平文选》第二卷:页258-259，325和263，293，273，305，三卷:182，209，211；

（2）（3）（4）（5）（6）（7）（15）（28）（36）（37）（38）（39）（40）（46）（50）《毛泽东选集》五卷:页437，438-439，412，333-334，414，355，424-425，432，四卷本:页1374，1375，1376，1384，1398，五卷:页279，435-436，

（8）舒湮《1957年夏季我又见到了毛泽东主席》；

（9）（75）《走向混沌》:页18和87，35；

（10）《毛泽东怒批我们四小时》《争鸣》（2001，2）；

（11）《伴君如伴虎》（《争鸣》2001，4）

（12）《回忆与研究》（下）

（13），（14），（16），（17），（19）（20）（21）（22）（23）（24）（30）（33）（47）（51）（53）（55）（66）《毛泽东私人医生回忆录》:页189，188，114，111，174，185，186，187，188，190，195，188，137，442，191，204，117-118，322，

（18）《赫鲁晓夫回忆录》页659；

（25）（26）（27）《傅雷家书》页158，163，167，

（29）《中共风雨八十年》页124；

（31）（32）《鸿》页156，157-158，

（34）（35），<最后的遗言》417，540；

（41）转引自赵瑄《北京政府的“日本情节”》，世界周报1995，11，26）；

（42）（43）（44）（45）《庐山会议实录》页221，238，223，333；

（47）转引自邱路《斯大林特使密访西北坡—来自俄国档案的秘密》见《百年潮1998第1期

（48）徐铸成《阳谋-1957》，《新华文摘》1989，2；

（49）《毛泽东新闻工作文选》页188；

（52）参看张紫葛《心香泪洒祭吴宓》页326-330；

（54）金钟主编《反叛的御医》页105-10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