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纪元3月28日讯】笔者非常同意中共老干部李普先生的文章“文革是一场邪教大骚乱”，不过，笔者认为岂止文化大革命是一场邪教大骚乱，整个“共产革命”何尝不是一场名副其实的邪教大骚乱！
李普先生在该文中说：“多年来我想了又想，那十年究竟是怎么回事？……结果是，那是一场邪教大骚乱。包括我自己在内，全国许多人都像吃了什么迷魂药一样，失去了理智，失去了正常的感觉和思维，陷入了那场邪教大骚乱……。”笔者认为，如果将李先生文章中所有的“文化大革命”改为“共产革命”；将所有的“十年”改为“五、六十年”，李先生的文章不但仍然正确，而且更加准确。
什么是“邪教”？什么是“大骚乱”？
窃以为，邪教就是利用迷信的反科学的教义迷惑民众将其引向灾难的邪恶宗教，其特征往往是盲目和狂热的；大骚乱就是打破原有和谐秩序的群体性动乱，将社会引入无序状态，同时企图人为地取而代之一种新的社会秩序。
而自上世纪二十年代开始迄今在中国大陆发生的“共产革命”(或称“社会主义革命”)就是完全符合这个定义的一场邪教大骚乱，六七十年代的“文化大革命”不过是其中的一个组成部分而已。
首先，领导这场邪教大骚乱的共产党本身就是一个邪教组织，它有严密的组织系统，铁一般的纪律，后来更加上疯狂的领袖崇拜，所有参加进去的人都变成了一个盲从的信徒，一个“驯服工具”，失去一切自由和人格，包括独立思考的自由和明辨是非的能力，像日本“真理教”一样必须将个人的一切，包括灵魂和肉体都奉献出来，无条件地被这个邪教组织支配，他们不但用沙林毒气杀害无辜的同胞，最后还导致信徒本身的集体自杀。共产党不但要党员献出个人，还要献出自己的亲属：邪教党内的老党干，地位高如彭德怀就曾经这样对待过他的同志；而曾志也曾经被她的党这样对待过。“大革命”时期，彭德怀就曾经将他的同志兄弟黄公略之同父异母大哥黄梅庄私自灌醉然后杀害了，还将他的头颅割下来，放在皮箱里交其随员带回去，“断绝蒋介石的幻想。”然后才将事情经过告诉黄公略本人，原因是黄梅庄奉蒋介石令前来策反黄公略。私自杀死别人的大哥却连问都不用问一声，几十年后还以此为例子，作为自己“党性强”的证据，这就是共产党这个邪教组织不打自招的邪恶本质(见“彭德怀自述”)。无独有偶，作为一个老资格的女共产党员，曾志在福建厦门地下活动时，被自己的党私自将刚出生的孩子卖掉，卖得一百大洋作为党的活动经费。临分别时两夫妻抱着出世才四十多天的儿子前去中山公园玩了半天，从此生死诀别，孩子送走二十六天就死了，“党组织”还一直瞒着她(见“曾志回忆录”)。“党”有权卖掉别人的孩子问都不用问一声，孩子的父母作为这个邪恶组织的成员，不但无力保护自己的孩子，甚至不敢哼一声，还将其视作对邪教组织的忠诚，真是可悲可叹！将其成员当作奴隶，还把他们的亲属都看成是供品，只有邪教组织才做得出来。
其次，凡邪教组织莫不以教主盲目崇拜和信众迷信狂热为特征，要做到这一点，就需要一套欺骗信众的教义，并为教主披上一件神秘的外衣。中国历来的邪教组织还多了一个特点，就是既要引入外国的宗教来唬弄百姓，又要改头换面为自己立威。太平天国洪秀全去广州学基督教，改头换面创立他的“拜上帝会”，自称是“上帝之子”，传扬他的“原道”教义，外国传教士企图向他讲解基督教，反被他斥为异端。无独有偶，中共先从苏俄输入“马列主义”，毛泽东延安整风斥之为“教条主义”，其后索性改为“毛泽东思想”，宣传毛泽东是人民大众的“救星”，将其至于神圣的地位，强迫全体中国人民每日数次对他顶礼膜拜，三呼万岁，谁要是不小心涂污了他的神画或者打破了他的神像，就得以命抵罪。共产党要求全体人民为他的教义去死，像黄继光那样堵枪眼、像邱少云那样被烈火烧死、像董存瑞那样举炸药包……，甚至要求女教徒自动献身，教主毛泽东一生奸污女教徒无数，主管知青的各级共干蹂躏女知青，这还不是十足的邪教组织吗？
几千年来的中国社会，和近一世纪来剧烈动荡的社会相比，其实一向是安居乐业和谐共处的社会，特别是广大农村，人们默默耕耘、安贫乐道、息讼平争，大家和睦相处，各阶级互相依存，早已是和谐社会。所不和谐者只是少数妄图不劳而食的地痞流氓和无业游民，但是他们在强大的传统道德和民间法统的群众压力下，几千年来一直无所作为。即使期间不断改朝换代，但是传统的社会制度和秩序一直得到维持。直至近代历史上罕见地出现了一个以“痞子运动”为“革命先锋”的异类毛泽东，引入外国的“马列主义”，成立了共产党这个邪教组织，蛊惑人心，进行所谓“共产革命”才将中国数千年和谐共处的社会秩序彻底破坏，引致社会大动荡和大灾难。毛泽东公然称这些痞子流氓的不劳而获、懒惰欺诈甚至嫖娼聚赌为“革命行为”，心理变态地为他们“爬上地主太太小姐的牙床上滚一滚”叫好……，不幸的是适逢外敌入侵，内战不止的乱世，给他们带来了千载难逢的机会，至使他们肆无忌惮地武装叛乱，杀人放火，赤地千里，他们用武力了夺取政权，破坏了社会脉络，毁灭了伦理道德。“旧社会”砸烂了，然而对自己要建立的“新社会”却毫无准备毫无把握，结果就乱搞一通，一会儿这样，一会儿又那样，到处碰壁，搞到国弱民穷，民不聊生，甚至饿殍千里。
共产党武力夺得政权后，跟随苏俄在中国进行了一场空前规模和空前惨烈的社会主义试验，彻底摧毁了固有的社会秩序，实行“无产阶级专政”，用公有制代替私有制，声言要“消灭阶级差别”，结果却导致全民彻底丧失生产积极性，社会长期处于贫穷状态；用计划经济代替市场经济，导致国家经济从此一蹶不振，陷入一潭死水，比例失衡，几至崩溃边缘；用集体主义代替个人主义，试图改造人的灵魂，使其“觉悟极大提高”，结果却造成整个社会道德崩溃，贪污腐败横行。总之，这一场史无前例的社会主义大试验，在夺去了八千万无辜同胞的生命，留下了满目疮痍的烂摊子以后，最终以失败告终。所以说，不单止“文化大革命”，而且始于上世纪二十年代迄今的整个“共产革命”或称“社会主义革命”，实质上都是一场邪教大骚乱。
笔者同意李普先生所说的对于邪教大骚乱，最重要的教训是：“抵制邪教，就是再也不要发生个人迷信。对任何人、任何事都要经过自己头脑的思考。允许怀疑，提倡怀疑。我们再也不要迷信任何人，再也不要认为某个人每句话都正确，都是真理。对任何人说的什么话，都要认真想一想他说的对不对。永远不要盲从，要警惕个人迷信，坚持独立思考”。笔者认为，不但永远不要迷信“某一个人”，更加永远不要迷信“某一个党”，希望全体中国人都从这场邪教大骚乱中，从这一场失败的社会主义大试验中汲取惨痛的教训，避免全民族的悲剧再次发生。@
(16/3/07)(http://www.dajiyuan.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