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纪元6月13日讯】（大纪元记者吴雪儿香港报导）今年4月份，香港科技大学社会科学部副教授穆嘉（Carsten A. Holz）以“从事中国研究的学者都被收买了吗？”为题发表专文，将他多年进行中国研究的观察，如学术界人士如何习惯性的讨好中共，以及在中共统治下，中国社会的一些现象讲述出来。在中共接管香港将届10周年的时候，穆嘉接受本报专访指出，香港政界存在太多的自我审查，但港人在如23条立法等重大问题上都会发声。
95年已经来到香港的穆嘉视香港为家。在接近所谓回归 10周年的时候，穆嘉观察到港府有自我审查：“在政府部门工作的人很多不是首先想到什么是对香港好，他们首先想到的是北京要什么，在‘一国两制’下北京允许做的。”这是他看到香港政客、政府和立法人员的做法。穆嘉说，自己是香港政治圈的局外人，但香港是欠缺独立的思维，太多的自我审查，很在意极权统治者想港人做什么。
港人遇重大问题都发声
港人很多是多年前从中国大陆过来的，穆嘉表示，这些人会明白中共体制多一点。如果情况变差，一些重要的事如《基本法》第23条，他所在的科技大学几乎每人都上街，他相信港人在重要事情上是会发声的。“我想香港人都很清楚他们要什么。长远来讲，我是相信会有更多的人表达意见。”
穆嘉说，很难预计香港10年后是如何，或是中共对香港会如何，但他认为自己是比较乐观。
对于早前发表批评中国研究学者的专文，穆嘉表明他希望文章说明一点，就是中国大陆的情况与众不同：“如果我在美国，可能都有来自不同方面的压力，但人们可以自由地表达不同意见，同时也是自由的选择朝哪个方向走。但在中国，如果你在一些地方偏离得太远的话，你会开始害怕和你一起研究的人，你开始害怕你不能回去大陆。政治背景让科学内容不独立的情况在所有国家存在，问题是在中国，由于其政治体制，使得这方面的局限性严重。”
大陆教科书没写到实处
至于自己的文章有没有受到批评，他说：“我从来没有就我这篇文章收过直接的批评，都是朋友收到的电邮再转给我看的，对我文章最大的批评是我对于大陆书籍的说法：我投诉大陆的书籍。批评指这些书里面都讲到政府、讲到于党，他们质疑我投诉什么。我应该说清楚我关注的不是书本没有提到政府或党，他们都讲了，但我关注的是这些书本所言非实，并不应用于人们的生活。例如我要想成为人大代表，我可以把我的名字放到哪？我作为一个中国公民，如果我说要选人大代表，接着会发生什么事情？警察可能会到我家！如果我不退选也许还会抓捕我！我不会知道将会在我身上发生什么事。”
“从新闻报导，会读到有人以真名报选人大，按规定参选。但现实中，人们是受党控制的，例如参选人大的提名。因此，书本没有让人理解到体制对百姓来讲是什么，这就是我的批评。”
穆嘉回顾他撰写专文的心路历程时说，一直都很想把自己在脑海中的想法写出来，文章用了几年的时间去写，了结了几年来的心愿。他形容这篇是“一次性”的文章，之后他会再埋首研究工作。
在德国长大的穆嘉说，70年代的学校老师都有纳粹统治时期的经验，老师都很关心学生们是否了解纳粹体制。穆嘉写这篇文章时让他想起过去学校的教育：“那已经不是外交上是否正确，或是在我的事业上我该如何做，而是对与错的问题。我会表达我认为的对与错，我可以有偏向，但从我的中学教育中我认为，这是正面的偏向。我们一定要发声！”
穆嘉说：“这篇文章用了几年的时间去写。首先是在脑海里有一些零碎的想法，然后慢慢形成。我想到了一些观点就把它写下来，直到去年夏天，我在8、9月间终于把它写下来！我并不焦急，我只是想就这么一次把我想写的东西写出来，然后再继续我的经济研究。”
由香港太平山顶俯瞰由维多利亚海港分隔的香港岛和九龙半岛（大纪元记者吴琏宥摄）
重复改写5次才满意
在写作的过程中，穆嘉发现要前后一致地把这些观点表达出来并不容易，他重复地改写了5次才感到满意：“里面牵涉着很多看法，感觉我们所做的研究可能不正确，然后尝试去找出我们如何以自我为中心，在操弄着自己的同时也在操弄他人。就是因为这样我重写了我的稿子4到5次……我认为，这篇文章将我想讲的现象捕捉得很好，很出色。它捕捉了我的感觉，将其转化成论据，表达了我想要说的。”
写这篇文章有没有让他觉得恐惧，穆嘉说：“这里有几个方面。一是大学，我并不害怕大学或同事对我有任何影响。我认为，科技大学大学是世界级的大学不可能有任何审查。因此，从大学这个外因，我预计没有影响。同事有给我回馈的，但没有压力。”
即使不能再到中国也值得
“至于在中国大环境方面，可能有人现在会认为我极端、疯狂或是认为我奇怪，但我从很多人得到的回应是我准确地表达了他们的感觉。我并不害怕别人否定我。如果有人认为我离题而批评我，我会回应。在我写完那篇文章后，我一直在想一件事：就是下次我要申请到中国做研究时会怎样。不过，我认为，我是否发表该篇文章以及文章是否得到回响不应该取决于我的想法。这是一篇学术文章，我是在写学者，在写中国，我是在批评中国研究的学术成就。我知道我一定要写这篇文章，那只是一个时间性的问题，现在我把文章完成了，无论有什么后果都无所谓。”
“我经常去中国，我曾经在那里居住过，我肯定想再去中国，但如果因为我写了这篇文章而不能再去中国的话，那还是值得的。当我认定我是应该如何看待文章中的问题，如何去表达这些观点后，那已经不再是一个我想去中国或是不发表文章的问题。”
他续说：“如果我不能回去中国做我现在做着的研究，我想我还能在多方面继续我的研究。我也许不能回到中国做一些现场采证的调查和研究，那我可以不做。”
穆嘉的文章“从事中国研究的学者都被收买了吗？”可参看：http://www.epochtimes.com/gb/7/5/13/n1708928.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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