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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宇新:知识青年到农村去真的是为了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吗?

周宇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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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纪元7月3日讯】一

1968年12月22日,《人民日报》在刊登甘肃省会宁县部分城镇居民到农村安家落户的报导所加的“编者按”中,发表了毛泽东的指示:“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很有必要。要说服城里干部和其他人,把自己初中、高中、大学毕业的子女,送到乡下去,来一个动员。各地农村的同志应当欢迎他们去。”为了贯彻这一“最高指示”,中共的宣传机器对“知识青年到农村去”进行了精心的政治包装,宣称它是“知识青年与工农相结合的光辉道路”、“加速思想革命化的根本途径”和“反修防修的百年大计”。在这种背景下,很快,从乌苏里江畔到天山脚下,从阴山漠北到澜沧江两岸,1623万知识青年奔向那里,在“广阔天地”农村插队落户,开始了史无前例的“上山下乡”运动。在全国范围内迅速掀起了一个以“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为内容的“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

在那个个人崇拜盛行的疯狂年代,成千上万的知识青年都是怀着真诚的革命理想奔赴农村的,他们真地以为自己是在响应“伟大领袖的号召”,去农村反修防修,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走一条与工农相结合的光辉道路,加速思想革命化。直到“文革”结束后,“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的真相方才大白于天下,原来,毛泽东和中共当年之所以要把千万知识青年赶到农村去,纯粹是为了解决城市劳动力大量过剩的社会问题,而不是真地为了让他们去反修防修,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走一条与工农相结合的光辉道路,加速思想革命化——这一切都不过是哄骗那一代青年的政治幌子。

1966年夏季,随着“炮打司令部”一声令下,文化教育、工农业生产和其他各行各业,都受到猛烈冲击。8月在各大中城市掀起的红卫兵运动和尾随其后的“大串联”,将“造反”的狂潮迅速推向全国。

1967年初,伴随各地“造反派”夺权任务的实现,“文革”的领导者着手建立各级革命委员会控制下的新秩序。针对教育部门,首先向全国发出了停止外出串联,大、中、小学开始“复课闹革命”的号召,促使桀骜不驯的红卫兵们回到学校,置于纪律的约束之下,此后各地学校陆续复课。

中学普遍复课后,一个严峻的问题很快便凸显了出来:“文革”爆发不久,所有大专院校就停止了招生,小学毕业生升入初中、初中毕业生升入高中的工作同时中断,使毕业生的升学道路完全堵塞。另一方面,“文革”引发的大动乱造成1967年生产大幅度滑坡,工农业总产值比上年减少9.6%,其中工业产值减少13.8%。各地工矿企业大多苦于派性争斗,生产步履维艰,接纳新工人入厂的工作无从谈起。这样,中学毕业生就业之路也变得异常狭窄了。

当时全国中学积压的1966年、1967年两届初、高中毕业生多达402万人,大批毕业生分配无门,终日无所事事,成为学校恢复教学和招收新生的障碍。1967年10月22日,教育部在关于复课闹革命情况的材料中,将毕业生分配作为亟待解决的首要问题,指出:毕业生不分配出去,新的学生进不来,而今年毕业和招生人数又比往年多一倍以上,这不仅涉及教师和校舍问题,还需要解决这些学生是一批毕业出去,还是分批毕业的问题。进入1968年,解决中学毕业生分配的问题已经刻不容缓,积压在校的毕业生除1966、1967两届,又加上1968届的598万人,三届毕业生(以后习称“老三届”)共达1000万人。

如此众多的毕业生积压在校,他们的出路何在?在以后若干年里,高中和大学停止招生,升学道路被完全堵死。而整个国民经济又呈现继续衰退的形势,1968年工农业总产值在上年已经下降9.6%的基础上,再降4.2%,只相当于1966年的86.2%。在这种令人沮丧的形势下,对绝大多数工矿和基层单位而言,招收新职工根本提不上议事日程。“老三届”毕业生实际上已经成为城镇的剩余劳动力。于是,在中共的导演和强制下,一场声势浩大、旷日持久的上山下乡运动便应运而生了。据统计,在“文革”10年中,一共有1400万以上的城镇知识青年上山下乡,也就意味着,十分之一以上的城镇人口在这种形式下被送往乡村和边疆。
  

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给全社会带来了严重消极后果。

大批知识青年下放农村,在生活上遇到许多困难;因为被迫中断了学业,原本学到的一点科学文化知识走向退化。许多青年的人身权利得不到保障,首先是家庭出身不好的青年,受到歧视和迫害;女知青受到性侵犯的案件层出不穷。农村的艰苦环境,因无节制的繁重劳动、营养不良而罹患各种病症并累及终生的青年,不可胜数。

上山下乡运动不仅触动几乎每一户城市居民,而且波及到广大农村,几亿农民受到它的影响。知识青年给农村带来的一些新气象,不足以弥补农民的实际损失。知青下乡,在许多地方不过是壮大了当地剩余农业劳动力的队伍。直接损害了农民的利益。

国家花了许多钱,却没有真正解决劳动力就业问题。“文化大革命”以后,知识青年大举返城。国家不得不为他们重新安排就业,以前的开支全部浪费。1978年,有人将上述问题归纳为“四个不满意”,即知青不满意,家长不满意,农民不满意,国家不满意。

1980年,中共终于明确指示停止让城市青年下乡种地的办法,为这场旷日持久的运动划上了一个句号。尽管如此,知青上山下乡运动留下的严重后遗症却至今没有消弭。

“文革”结束后,下乡青年陆续返回城市或留在当地就业,但在以后的岁月里,他们中的许多人继续被运动造成的后遗症所困扰:许多人找不到比较理想的工作;回到城市没有住房。与农民结婚的知青,为了返城与配偶离了婚(因为在很长一段时间里,官方不允许农业户口的配偶一同进入城市),导致家庭破裂;而极少数留在农村的,虽然保全了家庭,却注定要过一辈子远离城市文明的贫寒生活。

80年代以来,在经济改革的大潮中,大批当年的知青成为企业大刀阔斧裁减的对象,沦为新时期社会中的弱势群体。一位在美国的中国年轻学者陈意新,写过一篇很有影响的研究知青上山下乡史的论文,题目就叫作《从下放到下岗》,集中概括了一代知青走过的坎坷人生历程。

上山下乡运动留给一代知青(在多数情况下,还包括他们的父母和子女)的精神和肉体的创伤也永远不会痊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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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7-07-03 1:18 P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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