职位外流全球化 亚洲白领也不能幸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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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纪元7月5日讯】(亚洲时报 撰文 David L Llorito)加州圣荷塞、菲律宾马尼拉 — 席卷全球的业务外包浪潮,最初曾造成美国大量工作机会流向海外,并因此引发政治风暴。如今,这个浪潮在亚洲的高收入国家中,也掀起了同样的波澜。

当初,美国公司为降低运营成本,纷纷将与服务业有关的工作,外包给发展中国家。此举让美国的劳工组织大为恼火,甚至还恶化了结构性的工资价格差异,使美国社会面临前所未有的经济与金融不安感。如今,不少亚洲白领,也开始感受到了美国同行当年的遭遇。

根据美国一些经济学家的估计,由于企业业务外包,大约六分一美国工人的薪水,每年缩水至少一半。2005年,美国九成纳税人承认收入较上年减少。经济学家还估计,自2000年以来,美国有100万个服务业工作机会流向海外。

随着经济全球化的发展,工资价格趋同的经济理论,日益变为现实,因为在经济融合的趋势下,发达国家的薪金水平开始下降,而发展中国家则迎头赶上。人们最先看到的是,制造业领域的工作机会流向海外;如今,越来越多白领服务业的工作机会,也外包给了贫穷国家。这些工作,往往靠敲击电脑键盘便可完成。

这其中还包括一些被人们认为“免疫力强”的行业:最初只是传呼中心,现在却已蔓延至会计、软件开发、新闻报道与编辑、法律服务、建筑与工程设计、保险理赔、放射医学、金融分析和动画制作等领域。

耶鲁大学的经济学家布兰德(Alan Blinder)认为,在未来20年左右的时间里,发展中国家将从美国的服务业中,“抢走”4,000万个工作机会。业务外包的风潮,势必被放在政治放大镜下仔细审视;这所指的,不仅是美国,还包括那些富裕的亚洲国家。

经济数据显示,业务外包的趋势,促使成熟市场转向了价值链中附加值更高的环节;此外,业务外包带来的高效率,也令企业在不起眼的全新商业领域中,创造出了更高薪的职位。不过,最近的资料称,因业务外包而被迫下岗的白领们,并非都能轻而易举地重新成为劳动力大军的一员。

纽约罗彻斯特理工学院副教授、工程师希拉(Ron Hira)表示,被业务外包“抢走”工作的美国工人,大部分情况比较糟糕。他说,有多达三分之一的人从此再找不到工作,有六成人则不得不屈尊接受低薪工作。

美国的议员们已感受到这趋势带来的严重挑战,就连一些亚洲国家,也不得不开始面对这一问题。美国已构筑了多重社会保障网络,大部分以贸易调整协助(TAA)项目的形式出现。这项目为从事其它行业的失业工人,提供长达两年、并带有奖学金的转业培训。[注:贸易调整协助是用来协助因进口增加而蒙受伤害的厂商及劳工进行产业调整,提供技术协助或辅导劳工转业等政策措施,以改善产业的进口竞争力,或将生产资源(包括劳动力)移转至其它具比较利益的用途。]

就目前来说,这一项目并未收到明显效果。熟悉贸易调整协助计划的人士称,有超过四成的申请者被裁定为不合资格,因为该项目的主要帮助对象,是失业的蓝领工人。

这种美国已领教过的经济与社会压力,正在一些亚洲富国中积聚。新加坡就是最好的例子:按人均GDP来讲,它是亚洲最富有的国家之一。新加坡在上世纪八九十年代成功跻身于“亚洲四小龙”之列,更被誉为是新兴工业国家的楷模。在外来直接投资(集中于制造业)的刺激下,新加坡几乎是一夜间便变成了全球电子及半导体的制造中心,随后更成为全球薪金水平最高的国家之一。

然而,时过境迁。外资的电子及半导体制造企业,现在都搬迁至如中国、泰国、越南、菲律宾等成本更低的国家,令新加坡企业不得不更多地集中于服务领域,其政府也思考着如何重组国家的经济战略。

包括金融和工程等关键领域在内的白领工作,近来似乎成了业务外包的最近受害者。尽管新加坡经济走势依然健康,官方就业数字仍难掩大量白领工作机会流失的事实。为了生活,就连一些工程师们也不得不一面开出租车,一面找工作。

夏威夷的东西方研究中心高级研究员厄恩斯(Dieter Ernst)说:“时至今日,新兴工业国家模式的‘保鲜期’已变得很短。”

他指出,中国以世界低成本制造工厂的面目出现,削弱了不少地区制造商的竞争力;同一时间,业务外包的模式,也令不少发展中的低收入国家(尤其是印度),成功地完成了向高附加值服务产业的飞跃。

这一发展趋势,让澳洲等高收入国家感到格外恐惧。《澳洲经济观察》的高级IT新闻记者考诺斯(Emma Connors)指出,澳洲的工会们正积极游说,以保证白领们的工作不会流向海外。她表示,它们已取得了一定成绩,成功地令企业相信业务外包将危及数据安全。

“工会希望,能出台一部阻挠离岸业务发展的法律,”考诺斯说,“他们认为,银行等企业在决定将数据发往海外前,应征得客户的同意。对那些视离岸业务为全球化发展最终结果的人士来说,这部法律无异于一个诅咒。但他们能阻挡这一潮流吗?”

如今,在澳洲的工会与政客共同努力下,一些本土企业开始三思将它们敏感数据业务外包的计划。当然,考诺斯也坦承,国会中仍存在相反的观点,即若澳洲未能追随业务外包潮流,其全球竞争力将大大折扣。

澳洲联邦银行的前首席执行官默里(David Murray)最近表示:“我们需要异常谨慎,莫为了保护澳洲人今日的工作,而损害了澳洲人未来的工作。每个人都明白自由开放贸易的价值所在。我们之所以能取得今日的成绩,应完全归功于80年代的经济开放政策。”

日本,是另一个正与业务外包潮流“斗争”的国家。长期以来,日本企业都抵住了外包的“诱惑”,一直留在国内展开研发业务。为保护自身技术,很多日本企业甚至不申请专利,即对核心技术部分作“黑盒化”处理。

如今,互联网造就了反向还原工程技术,再加上日本产品、技术被大肆仿冒(尤其是在中国),使日本企业很难继续将高额研发专员的工资,转嫁给消费者。市场缩减的趋势,很可能将持续下去,直至日本企业横下心来,决定将其大部分的研发业务外包。

无论如何选择,日本都将面临失去愈来愈多白领工作的现实。由于业务外包的浪潮变得越来越凶猛,日本的决策者,很快将被迫面对困扰着美国及其他亚洲发达国家的就业挑战。(http://www.dajiyuan.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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