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个人争取到集体维权

【大纪元8月11日讯】(编者注﹕本文是发表在《新纪元周刊》第30期焦点新闻﹐讲述在大陆投资失败的港商成立关注团体维权的故事。）

从个人争取到集体维权
港商成立“保障港商投资权益关注组”

文 ◎ 吴雪儿

今年五月二十日，在香港一个代表着百多名港商的自发性民间团体“保障港商投资权益关注组”宣告成立，这些港商都有一个共同的特点：他们都是曾受到内地政府及法院不公对待的港商。他们在过去一直都在各自争取他们被强行剥夺的权益，他们当中在维权路上最长的已走过十六个年头，最短的也有六年多。

单打独斗不会有好结果

他们对自己的争取坚定不屈，但相信以个人一己之力，最终是鸡蛋碰石头：“多年来维权路上受到的屈辱和辛酸教育了我们，如果我们只是单打独斗，很难有好结局。”

关注组又希望能争取成立“保障港商投资权益基金会”，他们表示：“我们十分赞同著名学者郎咸平教授的呼吁：争取成立‘保障港商投资权益基金会’。世上没有救世主，唯有团结起来救自已，我们也不会像霍英东先生受一方小官僚的欺凌，直到临终才出声。希望通过媒体的报导，联络到更多的港商促成基金会早日实现。”

除了争取成立基金会之外，关注组又敦促中港两地设立专职机构，彻查港商在大陆遭受司法不公正的问题，及惩治掠夺港商资产的中共官员。

关注组成员林惠云说，关注组首先是由受害港商透过熟悉的朋友介绍，而联络起来的，接着在报纸登广告联络有相同遭遇的港商，他自己也是看到报纸的广告才加入关注组的。见到报纸上的广告，林惠云觉得很好：“有人愿意站出来，团结受害者。”加入了关注组后，林惠云才发现像他这样遭遇的人有很多。

林惠云说：“全部的关注组成员都是在大陆投资受到司法不公的对待，甚至受到司法迫害。他们很多个人的行动都没有效果，都没有受到当地政府的重视，有的都打了很多年的官司，结果下场悲惨，有的甚至家破人亡、有的破产，很多这样的故事。”

林惠云是于一九九三年到重庆市投资钢铁厂，但遭合作方、重庆龙溪信用合作社以虚假合同骗去三百多万。

林惠云说：“原来与我合作的中方与地方上的信用社，他们之间的债务无法清还，他们就让我们投资开发大西北，进来以后，合作方将他们的债务转移到我们合资公司的账上来，签一些虚假合同，然后就把我们的钱拿去了。”

偏离性质手法处理官司

林惠云一直在国内打官司，他说：“在国内可以找到律师打官司，但是都是偏离案子的性质来处理。”最初林惠云并不知道情况，很相信当地的律师，但每打一次官司就输一次，林惠云觉得不妥当，感到事情不应该如此处理，例如律师会建议说，找法官去一些娱乐场所，付钱来解决问题。不过，付完钱后，官司照样败诉。

几年前，重庆市市长在香港招商时，林惠云就向他们提出他的案子，之后，有关当局给了林惠云一点补偿。对于当局的回应做法，林惠云形容说：“这就好像是一群土匪硬把你的钱全部抢了，见你没钱坐车回家，就给你一点钱去坐，还说：‘算你好运了，因为我们没有杀死你！’”

同样是因为看到报纸上的广告，而成为关注组成员的香港退休警官陈昱宏，曾经拥有五十个中港货运牌照，资产超过千万，但被广东省前政府官员伙同省公安厅抢去所有财产。
　

未交易公司忽成他人财产

十多年前陈昱宏想卖掉已经做了三年的中港运输生意：“我通过朋友认识一个张先生，张先生是广东省办公室一个下海的处长，后来到香港开了公司，想收购我的公司。当时我和他签订了一个临时协定，订金十万人民币，但我们的资产值一千万以上，我们订好三十天内双方律师来做这个交易。但三十天过去，他们没有来做正式买卖的行为。张先生还把我和他签订的临时协定，拿到广东省办公厅，说我的公司已经是他的了。”

一九九六年九月二十四日，陈昱宏在珠海拱北海关过大陆办事，过关时边防局的人就把他的回乡证、身份证收起来，并把他关了大约十个小时，晚上大约十点左右，曾和陈昱宏做买卖的张先生，就带了广东省公安厅八科的人，把他带到附近的派出所关起来。到第二天早上，张先生把陈昱宏领出来，到派出所的餐厅跟他说：“现在你的公司是我的，你一直不承认，现在你让我损失二百万，你要写借据二百万。”我说，“为什么要写？”他说，“你可以不写，但我就可以扣留你。”

强迫签欠单再流浪廿月

陈昱宏说：“我是一个香港人，我以前也是一个警察，我非常守法，我在这种野蛮的情况下，在权钱和权权之下，我为了自身的安全，我写给你。他后来放了我，说我欠了二百万，就把我推出派出所。我说我要见派出所所长，但他说，你不用见了，什么人都见不到，回乡证、身份证不还给我，把我推出去。”就这样陈昱宏被迫在广州流浪了二十个月。

陈昱宏批评港府没有切实保护港人的投资权益：“一九九七前我写信给（前港督）彭定康，他最低限度有一个回复给我，他会关注，把这个事情和国内有关部门联系。但九七以后，我写信给（前任特首）董建华等所有官员，他们一封信都没有回复给我。”

陈昱宏说，关注组很多成员追讨过程漫长，他本人就追讨了十年，单是个人的争取并没有很大的意义，他们希望受害的港商能组织起来，以团体的方式向中共有关的领导人争取。

陈昱宏说：“我的事情已经十年过去了，我是认为十年都过去了，投诉无门，也没有人关心和关注，因为个人努力没有成果，所以看到报纸的广告才会跟关注组联系。”

另一位关注组的成员汪森荣于九三年购入深圳布吉镇国都花园商场一铺位，合同由公证处公证，付清全款。九六年发展商国都集团公然拆掉他的商铺改建大型商场，但不付租金，汪森荣指对方的行为与土匪黑社会无异。

经法律诉讼，一审胜诉，深圳中院九八年二审判败诉，后坚持上访，深圳市委书记张高丽干预，二○○○年深圳中院纠错平反再判胜诉。

判决不执行如一纸空文

七年过去了，判决是一纸空文，根本执行不了，然而国都集团却可以通过国土局将抢来的铺位合法化，这不是官商勾结吗？

汪森荣曾经想过自资在香港报纸要求刊登致温家宝总理的公开信，都没报纸敢登！他追问不让刊登的原因，得到的回复是“上司不允许！” 。

据悉现在汪森荣的物业已经再被转卖给另外一家公司，汪森荣说：“我现在投诉更是无门，我的楼都没有了！”他质疑再转卖手续的合法化：“它（有关当局）为什么可以办房产证给他？法院判办房产证给我，它（有关当局）不办给我！”

汪森荣希望关注组把受害港商们的事情向中共政权反映，引起重视。

六月二十六日，关注组派了六名代表到北京向中共领导人请愿。不过，代表在抵达北京国际机场后，即被近百名警员缠扰，并遭到软禁在机场的VIP房，后来被“安排”到酒店入住，期间更被阻止外出，要去吃饭也有港澳办官员及公安人员跟着。港商批评当局表面是招呼实质为软禁。

港澳办官员向关注组代表承诺，指会将他们的请愿信及诉求转达，并于七月底确实地回复，建议他们返回香港等候消息。

本来也打算去北京请愿的陈昱宏，因为工作上的问题，没去成，留在香港作联系。关注组代表到了北京遭到软禁后，陈昱宏与入境处联系了三次，以了解情况，质问北京当局的做法，后来得知中共这样做是出于“关心”他们的情况。

两天后六名代表回香港，关注组联络人陆伟萍说，目前还在等待有关当局的回复，不打算做一些什么。

解决迫害要先凸显问题

“台湾投资中国受害者协会”理事长高为邦，对于关注组的成立表示非常赞同：“要想解决港商在中国被迫害问题，必须先凸显问题，只有中央重视，问题才有解决的可能。”

拥有美国堪萨斯大学化学博士头衔，握有超过二十年技术经验的高为邦，曾经是玻璃纤维强化塑胶的中小企业老板，到河北投资五十万美金，成为受赞扬的外商独资企业主。其间他被自己亲手提拔的大陆青年干部，在地方政府大胆包庇不法、保护特权的欺压下，债权变债务，终致放弃一切逃出大陆。

学者从商的高为邦，动用一切关系，甚至恳求已去世的江泽民恩师顾毓琇仗义执言，都没有用。他呼吁台湾政府应尽速对历年来受害的台商，做一彻底的调查与统计，警惕未来，以免更多“台胞”成为一贫如洗、落荒而逃的“呆胞”。

高为邦的著作包括《投资中国你须知道的陷阱》，将受害台商的三十多个案例归纳成十二个陷阱（www.vica.org.tw），并于二○○三年七月十五日成立“台湾投资中国受害者协会”，宗旨是“敦促中国政府力行法治，惩治违法乱纪的官员，以确保台商权益不被侵占，台商企业不被掠夺。”

协会并将透过文字、媒体、网路、电视等方式，将台商受害的故事一一报导出来，期能以团体的力量为台商讨回公道；并提供前车之鉴供后继台商参考，避免重蹈覆辙；最终的目的则是呼吁两岸政府重视台商受害问题，尤其希望中共高层领导，不要只是在表面上强调保护台商权益，私底下却纵容知法犯法的官员，并包庇侵占台商权益的罪犯。

没有一个得到公平处理

高为邦指出，今年六月国台办公布的台商投诉案件，自二○○二年以来，共一万零九百六十六件，这仅是向国台办系统投诉的案件，真正的数量远高于此。“他们从来不认真解决问题，却谎报结案率高达百分之八十六点三。而本协会追踪了约一百个案件，没有一个得到公平的处理！” 高为邦说。

对于关注组争取成立的“保障港商投资权益基金会”，高为邦认为，如果能筹募到足够的基金，可以成立一个律师组织，为受害者在发生地打官司，将其不公不义的结果再公告世人，同样一批律师可以很快地累积经验与受害者的资料，再直接上访并逼迫港府向中共中央抗议。

高为邦希望投资中国的受害者能串联起来、共同打拼。“不但为了个人的权益，更为了中国的前途，如果中国连起码的‘法治’都做不到，怎么可能去追求一个‘和谐社会’？因此要逼迫中共当局面对现实，解决问题！”高为邦沉痛地指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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