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纪元1月6日讯】年前，收到英国的汉学家朱丽叶?洛弗尔（Julia Lovell汉名蓝诗玲）女士的来信。她是《鲁迅全集》和张爱玲作品的翻译者。她说她最近准备写一部关于鸦片战争对中国近现史的影响的书，想得到我的帮助。给了我12个问答题，要我回答。
我先来介绍一下她。
Julia Lovell，中文名蓝诗玲，英国剑桥大学现当代中国文学博士、北京大学交流学者，现任剑桥大学汉学系教授，翻译作品有《鲁迅全集》、《色?戒》（张爱玲）、《马桥词典》（韩少功）、《我爱美圆》（朱文）等，并著有《长城：对抗世界三千年》、《中国对诺贝尔文学奖的追求》等反映中国文化的作品。
蓝诗玲女士通晓英、中、法和西班牙四国语言。她1997年来到南京大学学习汉语。当时我在南京大学哲学系攻读哲学博士，她在南京大学的“中美文化交流中心”读书。8个月后，她学成回国，到剑桥大学攻读现当代中国文学硕士和博士学位，并于2002年毕业。毕业后来北京大学做访问学者。2005年，英国企鹅经典文库（Penguin Classics）收入钱钟书先生的名作《围城》。针对此事，她在英国《卫报》刊出长文，以《大跃进》（Great leap forward）为题，回溯中国现代文学走向西方的历史，并剖析了其在西方始终影响甚微的原因所在。受到华文世界的瞩目。
她的专著《长城：对抗世界三千年》（The Great Wall:Against the World 1000BC-2000AD）已被翻译成多国语言，分别在8个国家出版。
来信全文如下：
郭老师：您好！非常感谢您同意回答我的问题，如下：
1、您能不能给我介绍一下您个人背景？
2、您能不能给我介绍您怎么看当代中国的国际地位，和当代中国跟世界的关系？
3、当代中国应该怎么对待世界最好?
4、您目前的思想和想法来源于什么渠道或者影响?
5、您怎么看中国近代史? 您是否觉得当代中国还需要牢记这个近代史?哪些方面? 为什么呢?
6、我目前在研究鸦片战争对当代中国显示的影响，您能不能给我介绍您自己怎么看这个战争，和其对近、现、当代中国的影响?
7、您觉得当代中国人都很爱国吗? 还是您觉得他们的爱国精神太淡漠了?
8、您怎么看去年的冰点事件?
9、您觉得近、现、当代中国的问题和困难主要是有外来的原因，还是内部的来由?
10、您觉得中国已经很强大吗?西方有一些思想家觉得中国强大之后肯定要复仇西方国家先前对她的侵略行为。您觉得他们有道理吗?
11、您是否以为您本人是一个愤青?您怎么看这个概念?
12、您觉得您的思想在当代中国有代表性吗?
请原谅我非常笨拙的中文，希望您能看得懂!谢谢!
祝您
新年快乐!
蓝诗玲敬上
才做完我的美国记者朋友Mara（汉名马语琴）代表美国纽约New Republic周刊开出的问答题，又要做英国朋友的问答题了，这实在是个忙碌的新年伊始。
回答如下：
1、您能不能给我介绍一下您个人背景？
答：我1968年5月8日生，按中国人的说法，今年“四十不惑”了。中国人之所以说四十才能“不惑”的原因是三个，一是学历，二是工作，三是社会活动。
我的学习生涯比较复杂，从大学到博士后分别的专业是中英文秘书、法学（社会学）硕士、哲学（中国哲学）博士、文学（文艺学）博士后。硕士、博士都是在南京大学在职攻读的、博士后是在南京师范大学做的。博士论文是《隋唐佛教圆融思想研究》（专著）、博士后论文是《自由与文学》（专著）。还出版过一部研究安徒生《海的女儿》的专著《解构主义的童话文本》。
我的工作也比较复杂，90年大学毕业以后，先是在江苏省金陵汽车运输公司做政工干事，然后是南京市经济体制改革委员会秘书和《改革与开放》杂志编辑，再后又做过5年的南京市中级人民法院的刑事审判庭的法官。1999年至2001年我在南京师范大学做博士后研究。2001年留校工作，担任过副教授、硕士生导师等。
我的社会活动就更复杂了。我提倡国学为体、西学为用的国民教育体系，创办过金陵国学馆（南京）；我首倡21世纪的中日关系新思维，提倡在彻底解决历史遗留问题的前提下进行“亚洲经济共同体”的建设；我还设计出“全民福利条件下的多党竞选的政治体制”模式，在此模式下帮助中国维权群体进行民生和民主的斗争。
以上三方面的思维和行为，就构成了我全部的背景。
2、您能不能给我介绍您怎么看当代中国的国际地位和当代中国跟世界的关系？
目前中国在国际舞台上的地位与其应有的大国地位极不相称。这是因为中国目前还处在一种很落后的专制主义时代。所有专制主义国家在国际上的地位都是很糟糕的，目前的中国也不例外。而且，专制主义国家与世界民主浪潮也是格格不入的，这点中国就更不例外了。目前的专制主义政权也渴望获得崇高的国际地位并想和世界人民搞好关系。但是，他们的专制主义思维和行为早已被中国人民和世界人民唾弃。
中国目前的专制主义政府不能代表勤劳善良勇敢友爱的中国人民。中国人民是渴望民主、憎恶专制的人民。中国人民在世界人民的支持下，一定有能力使得中国变成一个伟大的热爱和平的民主国家，中国必将获得全世界人民的尊敬，赢得崇高的国际地位。
3、当代中国应该怎么对待世界最好?
答：中国应该以博大的胸怀、负责任的态度对待世界和世界人民。这取决于中国能不能以民主中国的面貌出现在国际舞台上。这一民主中国的基本理念是“全民福利条件下的多党竞选的政体”。民主中国对内善待人民、实行全民福利的经济政策，对外崇尚和平反对侵略，并支持和声援还处在专制主义时代的人民终结其本国的专制独裁政权。
民主中国将在21世纪提供给全世界更大量的物质产品，让全世界人民充分享受勤劳的中国人民的劳动产品。同时，中国也将在21世纪赋予这个美丽的星球以最文明、最善良的精神力量。让全世界人民都称赞这个既有优秀传统文化又有现代民主政体的伟大国家给全世界人民带来的和平和帮助。
4、您目前的思想和想法来源于什么渠道或者影响?
我目前的思想主要表现在以下两个方面：
一是民族主义方面，但是我不是狭隘的民族主义。民族主义分为两种。第一种是狭隘的民族主义，表现是盲目排外、闭关锁国、固步自封，这是我坚决反对的。第二种民族主义是在捍卫本民族传统文化的基础上敞开胸襟、欢迎全世界追求民主、热爱和平的各国人民。我属于第二种民族主义者，我既爱中华各民族人民，也与世界各民族人民友好相处。
这方面的思想来源于我对中国传统文化的学习和研究。《论语》首段里的“有朋自远方来不亦乐乎”，就是这个开放思想的最直接基础。中国的传统文化的学理层面统称国学。国学教导了我不仅要爱中国人也要爱天下人。“仁者爱人”、“泛爱众而亲仁”都说了这个道理。
二是民主主义方面，我完全认同“人生而平等”、“人人皆有选举权和被选举权”、“人民有权选择执政党”的普世价值观。这方面的思想一是来源于我的宗教信仰，二是来源于我的社会学和哲学基础。
我是在1995年信靠基督并受洗的。我做一个虔诚的基督徒已有12个年头了。基督教教义是一种具有自由民主平等博爱理念的人类普世价值观念。基督教思想里发展出的民主理念深深影响了我的思维。对我影响最大的一本基督教民主方面的书籍是《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当然，我只接受基督教的民主伦理，而不赞同资本主义的经济分配形式。其实，目前欧洲民主国家在资本主义制度中融入社会主义理念改善社会财富不均是一个很成功的模式。所以，在经济分配形式方面，我提倡“全民福利的经济政策”。
中国的传统文化与西方的基督文明是推动世界发展的两大源泉。
提倡圆融思想的中国人民理应让这两朵人类文明的奇葩同时盛开在中国大地上。
5、您怎么看中国近代史? 您是否觉得当代中国还需要牢记这个近代史?哪些方面? 为什么呢?
答：中国近代史是一个向西方学习先进技术的断代史，其中有屈辱的回忆，也有辉煌的篇章，有值得我们当代人庆幸的历史转捩，也有让我们扼腕叹息的历史悲剧。
长期以来中国是个与世隔绝的封闭国家。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方式和重农抑商的农耕文化，限制了工业技术的发展。甚至连一些机械设计都被古代中国人认为是雕虫小技、不务正业。在中国这样一个超稳定的农业大国里，工业技术想要得到提陞的唯一办法就是应付战争的需要。而中国的华夏民族两千年来只遭遇过匈奴入侵、五胡乱华、蒙元入侵、满清入关这四次大规模的民族战争。而这四次民族战争全部都是发生在冷兵器为主的时代，战争的科技含量极其低下。满清入关之后，继续执行了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方式和重农抑商的农耕文化，甚至还保留了胡服骑射的落后战争观念。
就在清朝满足于长城内的农耕骑射欢娱宴乐的时候，西方开始了工业革命。18世纪中叶，英国人瓦特改良蒸汽机之后，由一系列技术革命引起了从手工劳动向动力机器生产转变的重大飞跃。随后传播到英格兰到整个欧洲大陆，19世纪传播到北美地区。
等待中国发现落后之时，西方国家的坚船利炮已经开到国门了。
落后就要挨打！我想这就是当代中国人要时刻牢记的历史教训。
“落后”分为技术落后和政治落后两种。满清之中国，技术和政治均为落后。“洋务运动”的目的在于提陞中国的技术而不是改善中国政治。我们知道，技术可以通过学习和购买的方式提高，但是专制集权者却不想改变落后的政治体制。专制统治者提陞技术的根本愿望在于更好地捍卫专制统治。
而这个专制政治的问题，近代史没有完成，现代史也没有完成，于是这一终结专制独裁统治的艰钜任务就落在了我们当代人的肩上。
6、我目前在研究鸦片战争对当代中国显示的影响，您能不能给我介绍您自己怎么看这个战争，和其对近、现、当代中国的影响?
答：上题已经介绍了鸦片战争前夕，中国是一个独立的封建国家。以小农业和家庭手工业相结合为基本特征的自给自足的封建经济，在社会经济中占主导地位。农民不但生产自己需要的农产品，而且生产自己需要的大部分手工业品。封建社会内部虽然孕育着资本主义萌芽，但是发展缓慢，倍加艰难。
正当清朝国势日趋衰落的时候，欧美资本主义以前所未有的速度向前发展。英国资产阶级革命后，18世纪60年代开始了工业革命，大机器工业逐渐代替工场手工业。1835年，英国已拥有蒸汽机1950台，纱锭900万枚。年产生铁102万吨，煤3000万吨。1840年，英国工业产量已占世界工业产量的45%，出口总值也由19世纪20年代初的每年3000余万镑，增加到5000余万镑。与此相适应，工业城市相继出现，交通运输业发生巨大变革，军事工业也在急剧发展，成为世界上最强大、最先进的资本主义国家。经济力量的增强和军队武器装备的改善，使英国具备了用武力拓展其海外市场的能力。
中国近代史上发生的一个影响百年中国的大事件是中英战争。这个战争在中国被叫做“鸦片战争”。其实，这场战争衹是一种贸易战争的军事化而已。这场战争起源于中国的贸易壁垒，战争的结果却使得我们走向了世界。
下面我来分析一下中英战争爆发的真实原因。鸦片战争前夕，中外海上贸易80%是中英双边贸易。到19世纪二三十年代，中国对英贸易每年保持出超二三百万两白银的地位。1765-1769年间，英国输华商品总值是1192915两白银，中国输英商品的总值则是2190619两白银，中国贸易出超达997704两白银；1795-1799年间，英国输华商品总值为5373015两白银，中国输英总值则为5719972两白银，中国出超346957两白银；1830-1833年间，英国输华商品总值为7335023两白银，中国贸易出超额则高达2615263两白银。我们再从中英双边贸易的商品构成看，英国输华商品主要是毛织品(各种呢、绒)、金属品(以铅料、锡料、铜料为主，也包括少量金属制品，如刀、钟表等)和由印度来的棉花等。由中国输往英国的货物主要是茶叶、生丝、土布，此外还有丝织品、陶瓷、糖、大黄、樟脑、水银等。由于中国社会还处于以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为基础的封建社会，对西方包括英国的工业品有一种本能的抵制作用，因而英国的工业品在中国没有多大的销售市场。相反，中国的茶叶、生丝、土布及其它土特产，在西方销路很广，深受消费者欢迎。1781-1790年间，中国输入英国的商品额，仅茶叶一项，就达英国同期输华商品总额的6倍。1821年英国运至广州的印花布、剪绒及天鹅绒，亏本达60%以上，1826年输入的棉布，也亏本10%左右。当时所有的英商都哀叹，在中国“销售英国棉制品的时代还没有到来”。
甚至，从1757年到1835年，清政府先后公布《防夷五事》、《民夷交易章程》、《防范夷人章程》等条款，对外国人的商务活动、居留期限、居住场所、活动范围、华夷交往等都作了规定。主要包括：禁止外商在广东过冬(每年五六月进口、九十月间出去)；外商到广州，必须住在洋行为他们修建的“夷馆”内，外商不得雇用中国仆妇；禁止偷运枪炮到商馆；外国妇女不许居住广州夷馆；禁止洋人兵船闯入内河；不得偷漏税款；严格禁止中国人向外国人借贷资本；禁止粮食(包括豆类)、铁及铁器(包括铁锅、铁钉及一切废铁)、硫磺、硝及中国史书出洋；不准外国人像中国官员士绅一样坐轿、乘船游玩等等
为了改变不利的贸易局面和对外国人诸多限制，1793年，英国派马戛尔尼公爵来到中国，提出了在北京设立商馆，开放天津、宁波、舟山等口岸，割取浙江沿海岛屿、减轻税率等要求。这些要求均被满清政府驳回。乾隆在给英王的信中说：“天朝物产丰盈，无所不有，原不藉外夷货物以通有无。” 1816年，英国派遣阿美思德使团来华交涉，除要求清政府放宽对广州的贸易限制外，又重申“马戛尔尼要求”，仍遭拒绝。
这样，无论是正常商品输入也好，还是通过外交途径强力交涉也好，英国都未达到打开中国大门，扩大贸易的目的。
但是，英国人很快发现中国人不需要英国出产的毛织品、金属品，但是中国人却喜欢鸦片。
于是，英国开始对华出售鸦片。1830年，英国输华商品总值为21906754两白银，其中鸦片竟占12222525两白银，而中国输往英国的商品总值则为13049574两白银。依靠鸦片贸易英国资产阶级终于扭转与中国在正常商业贸易中的逆差局面。
鸦片输入使清政府的吏治更加腐败，军队丧失战斗力。粤海关从鸦片走私中受贿，地方督抚乃至禁烟缉私的官员兵弁，也直接或间接从鸦片走私中获利。
鸦片贸易使得中国的烟民数量骤增。1835年鸿胪寺卿黄爵滋谈及京城八旗兵的情况，说：“近见有三五成群，手提雀笼雀架，终日闲游，甚或相聚赌博。问其名色，则皆为巡城披甲，而实未曾当班，不过雇人顶替，点缀了事。”遇有上级校阅检查，“率皆移东补西，或一人领充数名，或暂雇贸易之人支应塞责，彼此包庇，狡狯百出，虽大吏亦无可如何”。
到1838年，中国约有200万人吸食鸦片。鸦片使人“精枯骨立，无复人形，即或残喘苟延，亦必俾昼作夜。外则不能谋生，内并不能育子”；“片时之烟，耗数十日之费。未几，百亩尽消，囊空莫告，富豪之子，转而困厄乞丐者多矣。”
面对烟祸泛滥，国势日衰的局面，清朝统治集团内部的有识之士痛陈鸦片的祸害，提出禁烟主张，形成以湖广总督林则徐、鸿胪寺卿黄爵滋、兵部给事中许球为代表的严禁派。首席军机大臣穆彰阿、大学士琦善、太常寺卿许乃济为代表的弛禁派。1838年6月，鸿胪寺卿黄爵滋上书道光皇帝，建议采取“重治吸食”的办法，以抵制鸦片的输入。湖广总督林则徐大力支持黄爵滋的主张。林则徐指出，鸦片“流毒至于已甚，断非常法之所能防，斩挽颓波，非严蔑济”。“若犹泄泄视之，是使数十年后，中原几无可以御敌之兵，且无可以充饷之银”。道光帝感到鸦片输入将造成财源枯竭、军队瓦解的严重局面，于1838年12月任命林则徐为钦差大臣，节制广东水师，前往广州查禁鸦片。
1839年3月，林则徐到达广州，与两广总督邓廷桢、广东水师提督关天培等严拿烟贩，整顿水师，惩办不法官弁。他责令外国鸦片烟贩将趸船上所有鸦片，造具清册，听候收缴。并令其出具甘结，声明“嗣后来船永不敢夹带鸦片，如有带来，一经查出，货尽没官，人即正法”。林则徐下令停止中英贸易，派兵监视洋馆，断绝广州与澳门之间的交通。
1839年4月上旬至6月下旬，林则徐在虎门销烟。1839年8月，中国禁烟的消息传到伦敦。 9月30日，曼彻斯特39家公司和厂商联名致函外交大臣帕麦斯顿，“希望政府能利用这个机会，将对外贸易置于安全的、稳固的、永久的基础之上”。 10月1日，英国内阁会议决定派遣舰队到中国，并训令印度总督就近支援。1840年2月，英国政府任命懿律和义律为正副全权代表，并派懿律为“对华作战英军总司令”。4月，英国议会通过了对华战争案。6月，以懿律为司令，由48艘船舰、540门大炮及4000多人组成的英国“东方远征军”陆续到达中国海面，第一次鸦片战争正式开始。1842年8月中国战败，中英双方签定《南京条约》。
1851年太平天国革命爆发，太平军开展了反洋斗争。1856年发生亚罗号划艇事件和马神甫事件，1856年10月英、法两国对华宣战。1860年10月，英法联军在北京洗劫和烧毁了融汇中外建筑艺术精华的万园之园——圆明园。英国人承认：“我们就这样以最野蛮的方式，摧毁了世界上最宝贵的财富……你想象不到这座宫殿有多么华美壮丽，更不能设想法军、英军把这个地方蹂躏成什么样子”。1860年11月 战争以中国失败而告终，中英、中法签定《北京条约》。
中英战争，第一次使得中国与世界贴近，也促使中国融入世界。中国人在见识到西方工业文明的坚船利炮之时，也感受到了落后的屈辱。这一切导致了中国社会思想文化领域发生显着变化，其特征是“师夷长技以制夷”观念形成和对西方宪政思想的研究和思考。
“师夷长技以制夷”观念是技术层面的，而对西方宪政思想的研究和思考，却是政治层面的。例如，龚自珍倡言变法改革。他立足现实，联系历史，提出“更法”、“改图”、“变功令”的改革主张。他指出，“自古及今，法无不改，势无不积，事例无不变迁，风气无不移易”。肯定改革是历史的必然，痛斥那种“拘一祖之法”而不思变革的主张。
魏源赞扬美国州长和总统选举制度，“其章程可垂奕世而无弊”，并把瑞士“不设君位，惟立官长、贵族等办理国务”的联邦制称为“西土桃花园”。猛烈地抨击清朝封建统治者的复古守旧思想，力主改革社会风气。他指出，“小变则小革，大变则大革，小革则小治，大革则大治”；“天下无数百年不弊之法，无穷极不变之法，无不除弊而能兴利之法，无不简易而能变通之法”。“变古愈尽，便民愈甚”。
中英战争之后，外国廉价工业品的输入，使中国封建社会原有的农民家庭手工业和城镇手工业受到世界工业的影响。农业中商品经济作物比重增大，农民出卖自己的农副产品，换取日用工业品，与市场紧密地联系起来。
中国开始进入世界市场。中国社会的经济结构发生了新的变化。
鸦片战争虽然是一场侵略战争，但是却使得中国得到了两样来自世界的礼物：工业文明和宪政观念。这两样礼物，无论其进入方式是多么屈辱和罪恶，但是，却实实在在地影响了中国的技术和政治两个层面。在技术方面，中国早以与世界接轨；在政治方面，虽然中国的宪政之路还没有完成。但是，中国人民在打开国门之后早已知道了民主宪政要比专制集权优越。
中国人民正在为此进行着艰苦卓绝的斗争。但是，中国人民坚信，专制即将结束，民主即将到来。
7、您觉得当代中国人都很爱国吗? 还是您觉得他们的爱国精神太淡漠了?
答：我想，任何人都会认为自己是爱国者的，但是爱国的方式因人而异。甚至有人自认为自己爱国，结果却成了卖国贼。但是，历史是看结果的，不看任何人为自己的辩护。
目前中国，在爱国主义方面有三种思维：
一、部分中国人的爱国意识被过度的利益追求和共产党的一党专制教育胁迫，而变得十分不确定。过度的利益追求使得很多中国人认为“挣钱”就是爱国。共产党的一党专制教育使得更多的中国人认为“爱党”就是爱国。“挣钱”使中国人变成了经济动物，“爱党”使中国人变成了“党奴”。
二、言语文字层面的爱国者。其实，一切正直善良、对国家有历史使命感的中国人，都是反对把“挣钱”和“爱党”作为爱国的。爱国，分为言语文字层面的和行动层面两个大的方面。言语文字层面的爱国，例如撰写文章向国人介绍目前还被日本占领的我钓鱼岛情况；例如撰写文章向国人介绍中国传统文化；例如撰写文章向国人介绍如何把中国建设成一个自由民主的中国，等等。其实，用言语文字来表达爱国情怀，也就是一种行为。虽然，言语文字不是行动，但是却可以煽动行动。
三、行为层面的爱国者，例如组织并参与保卫钓鱼岛的行动（宣传或出海）；例如开办介绍国学的国学讲座和国学馆；例如参加各种要求中国终结独裁的民主运动，等等。
中国的全部历史，就是由后两种中国人撰写的。
而行为层面的爱国者注定是永垂不朽的！因为，一切做出伟大爱国主义行为的人，不仅要有一颗爱国的心，更要兼具才、胆、识、气！
8、您怎么看2006年的冰点事件?
答：“冰点”是北京《中国青年报》著名的新闻品牌栏目，创刊于1995年1月6日。 “冰点”最初叫“冰点新闻”，是每周出刊一次的专题新闻版，内容包括专题新闻和时事评论，其发刊词指出：“更多关注普通人的生存状态与想法，更多发表一些人所未言的真知灼见”。由于其敢于言论、关系民众与社会命运的风格，一直很受读者欢迎。 1998年在该版开设专门发表时事评论的栏目“冰点时评”。1999年11月改版为“青年话题”版，并保留“冰点时评”。另外开设专题长篇新闻版“冰点周刊”。
但是，这一深受人民喜欢的报纸，却受到中国共产党的严格审查和百般指责，以至停刊整顿。例如：
2005年5月25日刊出龙应台撰写的《你可能不知道的台湾》，因首次客观真实地向大陆人民介绍了台湾几十年来的变化和发展，而被中国共产党宣传部批评为“处处针对共产党”。
2005年12月7日刊登胡启立着《我心中的耀邦》，该文为中青报16年来首篇纪念胡耀邦的长篇文章，刊后中国共产党宣传部立即批评“冰点”擅自刊发该敏感话题，是违反了中国共产党规定所有媒体“不得有自选动作”的报禁政策。
2005年6月1日刊出的《平型关战役与平型关大捷》，因首次在中国大陆官方媒体上报道了国民党军队在此次战斗中的壮烈牺牲，而被中国共产党宣传部批评为“没有塑造共产党的抗日形象”。
2006年1月11日，第574期《冰点》周刊刊登中山大学哲学系袁伟时教授《现代化与历史教科书》一文，引起中共中央宣传部强烈不满，在中宣部新闻局2006年1月20日内部发行《新闻阅评》第34期上进行了严厉批评文章“为早定结论的历史问题翻案，在党的思想阵地上不止一次地散播有严重错误的观点”，“是对我们党倡导的社会主流文化的恶意诋毁”。
2006年1月24日“冰点周刊”被中国共产党下令停刊整顿，同日下午5时中国各大媒体接到中宣部、国务院新闻办、北京市新闻局等部门的通知，禁止中国大陆其他媒体报道“冰点周刊”停刊事情。2月16日，主编李大同、副主编卢跃刚被免职。
其实，袁伟时的文章衹是导火索而已。中国共产党早就蓄意打击“冰点”了。这是中国共产党“报禁”专制主义长期作祟的集中爆发。这是中国共产党一党专制的又一罪证。
中国必须立即终结一党专制的独裁统治，立即解除报禁，开放党禁。
人人皆知“得人心者得天下，失人心者失天下”的道理，而衹有中国共产党不知道。中国共产党在21世纪还在倒行逆施其极其反人类的“报禁”、“党禁”等专制主义，这衹能让人民看到他们的心虚。2006年1月24日，共产党发文通知禁止中国大陆其他媒体报道“冰点周刊”停刊事情，受到国际国内的一致谴责。2007年11月，中国共产党针对我的数封致胡锦涛、温家宝等人的公开信，这次他们心虚到只敢以“口头通知”的方式禁止中国各新闻单位报道。
中国共产党对“冰点”的停刊整顿以及对最近的公开信的封杀，使中国人民彻底认清了其邪恶本质。
9、您觉得近、现、当代中国的问题和困难主要是有外来的原因，还是内部的来由?
答：中国的近现代和当代，发生了很多问题和困难，主要的有以下四个方面的问题：
一、中国近代史的主要问题是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如何面对世界贸易大市场的问题。造成这一问题的主要原因是满清政府的闭关锁国的封建专制制度，最后西方的工业文明终结了中国的自然经济模式。这一阶段的问题的形成是内部体制拒绝对外开放造成的。中国的政府不愿意开放，中国的人民也不愿意开放，所以，必须通过外部力量来加以促进。但是，
但是，外因是条件，改变事物的决定力量却是内因。长期以来，中国是一个封建制国家，中国历史上的改朝换代，无一例外都是通过战争来实现朝代的更迭的，这是所有封建王朝的本质特点。任何一个王朝，哪怕再不会治理国家，都不愿意把江山拱手让人。于是代表新思想的力量衹能通过武装力量来获取政权，实现朝代的更迭。
二、中国现代史上的问题，主要是中国的工业化进程与日本帝国主义的亚洲政策的矛盾造成的。孙中山先生领导的中国国民党发动的辛亥革命，在三民主义的旗帜带领下，推翻了满清皇帝的家天下。孙文先生的三民主义是民族、民权和民生（三民主义在社会发展中实际运用的顺序是民族、民生和民权）。孙中山在革命成功后，还设计了“军政”、“训政”、“宪政”的三步走的三政革命路线。孙中山的这两个思维是根本不可分开的，其实质是认为解决民族的问题（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必须依靠军政，解决人民的民生问题靠的是训政（一党专政），而让百姓拥有民权，靠的是宪政（多党竞选的民主体制）。孙先生认为，未来社会的前进，靠的不是暴力革命，而是宪政，即多党竞选。但是，军政之后，必然需要恢复因为战争而遭受破坏的社会建设，这个时期直接进入宪政，无论经济条件还是民智条件都是不够的，于是，在军政和宪政之间，根据中国的实际情况，孙先生安排了一个训政步骤。北阀战争后，结束军政统治，百废待兴，国民党按部就班地实行“训政”。训政时期的特点是发展教育、开发民智，提高人民生活水平。这就是民生的内容。
但是，就在中国一切欣欣向荣的时候，日本人的枪炮打碎了中国人的强国梦。国民党被迫重新实行“军政”，直到1945年战争结束。
这一时期的问题，是外部原因造成的。问题的最后解决除了作为内因的中国人民艰苦卓绝的奋斗外，美国为首的盟军作为外因也起了非常大的作用。
三、二战结束后，国民党立即从“军政”转向“训政”。而此时的共产党和中国民主政团同盟等民主党，纷纷要求国民党实现“宪政”，即多党竞选的民主政治。但国共双方都存有私心，惟恐自己在竞选中被对方消灭，而没有彻底的要求宪政的决心。于是，内战爆发。内战中，共产党向人民承诺要建立民主中国，于是得到了中国人民的全力支持。1949年，中国共产党成功颠覆了中华民国，把中国国民党驱逐到了台湾。
这一阶段，有国共两党的内部争斗问题，也有前苏联和美国的外部对抗的原因，情况十分复杂。
四、1949年共产党取得政权之后，中国共产党在给了各民主党一些“副主席”和“副部长”的位置外，闭口不提“民主宪政”。1957年，民盟中央的罗隆基、章伯钧、储安平等领袖在共产党“党政”八年之际要求实行“宪政”，结果却被共产党打成“右派”，更多的民主人士被送入牢狱，迫害致死。从此，民主党派噤若寒蝉，“宪政”无人敢提，直至今日，中国还处在专制主义统治下。
中国当代史上的所有的社会问题，根本原因就在于中国实施了一党专制，缺乏权力制衡。“制衡”是民主的操作核心。权力必须要制衡，否则就不存在民主。任何一个不受制约的权力都会异化成人民的敌人。政党也是如此，一党执政，而没有在野党，这个执政党就不会受到制约的。
中国当代史的这一问题的由来是因为中国共产党的一党专制，问题的解决，必须靠中国人民的民主运动和世界民主浪潮的推动。
10、您觉得中国已经很强大吗?西方有一些思想家觉得中国强大之后肯定要复仇西方国家先前对她的侵略行为。您觉得他们有道理吗?
答：一切专制主义的统治在技术力量方面都是很愿意强大起来的。他们强大的目的在于，他们可以毫不留情地屠杀国内一切反对专制的人民，扼杀禁锢不同的声音。他们强大的目的还在于，他们可以毫不含糊地对比他们弱小的国家耀武扬威。
但是，一切专制主义都是纸老虎，他们必将在世界民主力量面前，被扫进历史的垃圾堆。
中国专制当局目前在军事力量方面是极其渴望强大的。但是，真正强大的力量他们根本不具备，那就是对民主的热爱和对和平的愿望。他们想强大的真实内心世界是想最好地捍卫他们的专制统治、镇压人民的起义和武力统一台湾。
至于说到强大的中国是否会报复英国等其他曾经入侵中国的问题，我想，如果中国继续处于专制集权统治下，这是完全可能的。但是，如果中国成为了“全民福利条件下的多党竞选的民主政体”的民主中国，哪怕成为世界第一强国，中国也是全世界各国人民的最好朋友。
因为衹有专制主义才导致复仇，而民主制度提倡和谐和解。
全人类必须团结在自由民主的大旗下。共同生活，共同发展。反对专制，反对战争。
11、您是否以为您本人是一个愤青?您怎么看这个概念?
答：“愤青”这个词原本出自您的祖国——英国。1945年二战结束，在战后的英国出现了带有强烈反抗情绪的作家流派，他们自称“愤怒的青年”。“愤青”派作家大多出身社会下层，毕业于普通大学而不是牛津、剑桥之类的名校。他们同情下层人民，直言不讳地抨击中产阶级生活方式、道德伦理和阶级偏见，蔑视英国的现存秩序，尤其是上流社会和中产阶级的伪善与平庸。他们有的还以自己的下层阶级生活方式为荣，向中产阶级的妄自尊大与装腔作势提出挑战。他们的出现反映了青年一代对战后现实的不满和挞伐, 他们以其正义性的英勇斗争激励着全世界青年。
很显然，“愤青”这个词的原初意义是民主意义的。但是，“愤青”这个词传入“专制中国”的时候，是不可能被提及其原初意义的。于是，“愤青”一到中国，就衹能被赋予民族意义了。
1985年8月15号（8月15号是日本战败日）日本首相中曾根在甲级战犯供奉到靖国神社以后，以首相的身份正式参拜靖国神社。从这一天起，中国也出现了“愤怒的青年”。随着日本首相多次参拜供奉有甲级战犯的靖国神社、日本有关部门篡改教科书，以及有关钓鱼岛和东海纷争的闹剧愈演愈烈，中国“愤怒的青年”和“愤青组织”如雨后春笋般地涌现。
很显然，英国的愤青针对的是本国政府，而中国的愤青针对的却是日本政府。造成这一切的，不是别人，正是日本政府自己。因此，中国的愤怒的青年，是愤怒的、爱国的、有民族正义感的青年。
“愤青”的准确内涵，是时刻寻找机会用外在行动把内心思想（愤怒情绪）表现出来的青年，“愤青”最主要的特征还有一个，即“愤青”为了表达内心思想而根本不在乎自己的行动是否触犯法律。甚至，很多“愤青”的愤怒对象就是专制主义的宪法和法律本身。
除了“民族主义愤青”外，21世纪中国还出现了原初意义上的“愤青”，即“民主主义愤青”。
我在2006年底被中国的一张著名报纸《南方都市报》确定为中国两大“愤青”之一，还有一位是2001年8月14日在日本的靖国神社涂鸦而被日本判刑而被驱逐出境的冯锦华先生。
2006年12月27日的南方都市报A特222版发表了一篇题为《民族情绪激进与理性拉锯》的文章，在其中一段“两个著名愤青”里这样介绍了我，“另一名愤青郭泉在2005年的出场同样和日本有关。2005年1月30日晚上，这位南京师范大学的副教授自备破坏工具前往安徽歙县，目标是日本人在当地修建的王直墓。有史书指控这个生前勾结倭寇的明朝人，里通外国、联手走私，顺带做些杀人越货的勾当。”
以上事件使我被界定为“民族主义愤青”。2007年11月14日，我上书国家主席胡锦涛，随后在一个月内又连续发出了八封致国家领导人和中国各界人民的公开信，并在2007年12月17日被中国新民党推选为代主席，而成为“民主主义愤青”。
“民主主义愤青”从本质上是从属于后现代的。我们反对专制集权主义，我们强调丢弃专制、抽象、冷漠的思维倾向，主张带有激越的情怀去认知世界，主张人民有权选择执政党。我们很愿意对自己的内心做一个表白，这个表白可能是言语的，也可能是行动的。行动的结果，可能成功可能失败，但是结果对我们来说并不重要，我们在意的是行动的过程。为了自己的民主信念，哪怕入狱被杀，我们也从中得到满足和荣耀。
我们一路咆哮、张扬荣耀；热情地裸露沸腾的不羁血液，努力冲破专制主义的束缚枷锁，追寻每个人心底最初的自由意志。
“民主主义愤青”正在以最快的速度从边缘角落跻身中心论述的地位，挑战专制主义的组织生活方式和思维范式。
附上我以前写的一篇有关“愤青”的小文，以使您对中国愤青有近一步的理解：
《而立之年：冯锦华、薛义和我》
一、我们都是而立之年
01年冯锦华在靖国神厕上用油漆“损害物件”，05年，我用斧子和榔头砸坏明代嘉靖年间的倭寇首领汉奸王直的墓碑，07年薛义在日本向“李总统登辉先生”投掷水弹。是年，我们都已过而立之年。 01年，冯锦华31岁， 05年，我37岁，07年，薛义，34岁。
二、我们都是研究生毕业
01年，冯锦华31岁，原东京博朗思特国际电话公司职员。毕业于日本东洋大学法学部，获得法学硕士学位。05年，郭泉37岁，南京师范大学副教授，毕业于南京大学哲学系获得哲学博士学位。07年，薛义，34岁，日本某公司软件工程师。前沈阳东软商用事业部，研究生毕业。
三、我们都坚信自己的行为是正确的
冯锦华：“有什么好着急的呢？我的想法从来没有变！”
郭泉：“我砸就砸了，我不觉得对我会有什么后果！”
薛义：“我一直有自己的原则和立场，如果不做(这件事)，我不知道今后将如何面对自己”
四、我们都今生无悔
冯锦华：“做那种事情是不会后悔的。
”
郭泉：“既然已经公开出来就不怕承担什么后果”
薛义：“我并没什么可后悔的。这件事肯定会影响我在日本的工作，也就是说，我可能不会留在日本太长时间了。因为按照日本法律，毕竟我的行为属于刑事犯罪。但是我本人无所谓。”
12、您觉得您的思想在当代中国有代表性吗?
答：中国人从思想上只分为两类人，一是捍卫“共产党垄断社会财富的一党专制主义”的“党奴”，这种人大约有几千万。随着财富越来越集中在少数高层“党奴”手里，“党奴”总人数可能还会更少。另一类人是力倡“全民福利条件下的多党竞选的民主主义”的人民。除“党奴”外，13亿中国人民都是渴望民主的。这是中国的多数派。但是，中国的一党专制，不是“票决”的民主政治，而是强权政治。
我想，我的思想是能够代表渴望民主的13亿中国人民的。当然，共产党说他们“三个代表”。但是，他们却不敢让人民投票选择人民认为可以代表人民的政党。
虽然，没有人选他们代表人民，但是这一点不影响那占少数派的“党奴”，随时可以杀掉我。他们做这些事情来，与他们掠夺人民财产一样，一点都不含糊的。
不过，我也相信，如果我被少数派“党奴”杀害，我一定会被13亿最终将走入民主中国的中国人民誉为“中国人民的民主（民族）英雄”。
中国人自古以来都提倡生前死后的好名声，而对身体的存活时间并不在意。例如“舍身取义”、“杀身成仁”、“见义不为无勇也”、“不成功便成仁”以及“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等等。
这些词语和诗句，其实都在说一个道理，即人的好名声不衹是在生前的，更是要死后的。
一般的人，死后也就没有人记得他了。但是，二十四孝的首孝舜帝，辞世数千年，中国人民还记得他的故事，这是因为他“立德”了；大禹也去世数千年，现在所有的中国人都记得他的治水功绩，因为他“立功了”；老子、孔子离开我们二千多年了，至今学校教室里飘出的“之乎者也”声仍不绝于耳，全世界各国热爱中国传统文化的人民都在学习他们的思想，这是因为他们“立言”了。
所以，我们知道，让我们永垂不朽的三不朽之事是：立德、立功、立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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