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纪元12月5日讯】从前有一首儿歌，一个表现警察的电影插曲，像我一样大的孩子几乎都会唱，现在想起来还是那样的清晰——“我在马路边拣到一分钱，把它送到警察叔叔手里边，叔叔拿着钱，向我把头点……”，多么稚朴上口的旋律，颂扬着人的童心——天真和纯洁。
“一分钱”送到“警察叔叔手里边”？那是因为视警察为公正的象征。家长曾叮嘱：“路上遇到坏人，找警察”。那叮嘱，出于善和信任。随着党的政策的发展，警察叔叔开始到百姓家里抓人，那时我刚记事，被抓的叔叔没有杀人放火，没有对不起街坊邻居，更没有社会危害性，罪名是“现行反革命，反党分子”。那时我不明白什么反革命正革命的，只记得歌声里总唱着要把党当妈妈。尽管那叔叔反对的是“妈妈”，可是他还曾经送给我一只我最喜爱的竹笛，因而对他还是有好感。后来听说那叔叔被抓的原因是他在文章里说共产党不敢开放新闻是经不起“揭盖子”，如果敢让人们公开言论，共产党很快就倒台。
随着成长进入了学龄期，大脑也成熟了许多，接受的教育从家庭转移到了学校。再拣到钱也不会给警察叔叔了，怕被嘲笑，因为警察叔叔变了。
为了让人们相信警察就是人民的警察，记得学校组织的第一个集体电影就是歌颂警察的反特影片《铁道卫士》，影片表现某公安人员高科长（男主角），为了保卫人民和铁路同特务马小飞之间的生死较量，最后特务被抓捕，铁路保住了，高科长在搏斗中身受重伤。影片看完了，心中产生了对警察的敬佩和崇拜，以至于Q几年以后以作者的身份去听“高科长”讲课时，还怀着一种崇拜的心理，致使对如何拍电影、什么是蒙太奇制作这些技术问题都没能全神贯注，更傻气的是当印志明（高科长扮演者）讲述这些人物是怎样塑造出来的时候，心理上竟有一种难以接受的感觉，不愿相信此非真人真事这个现实。
然而现实却是残酷的，在不断为心理崇拜的对象寻找现实原形时，两个邻居的孩子被警察抓走了，一个是在路上抢同学的“军帽”，人家想讨回，竟然被他打了一顿，“真是太霸道了，该抓”；另一个是偷看女同学洗澡，“该抓，谁让他思想品德这么龌龊”。几日后，邻居家传来悲凄的哭声，急忙跑去看，是那个偷看女同学洗澡的孩子的母亲在哭，街道代表和警察正堵在他家门口索要子弹费。因为是“严打”期间，两个孩子都被执行了死刑，因为是立即执行，所以没通知家属。死刑的法律依据并不是法律条文，而是四个字：从重从快。街道代表严肃的对跪在地上泣不成声的母亲说：“一颗子弹三毛五，你家是三毛五，他家是七毛，一枪没打死，又补了一枪”，站在旁边的警察接着说：“别哭了，先交钱吧，这是政府的规定。”
我想到在电影的台词里应该是“党和政府”，因为是凡让老百姓认可的时候一定要有“党和政府”、“党和国家”、“党和人民”这类台词。此时没把党露出来，是不是因为在母亲悲哀的泪水里，除了自己那苦命的儿子以外，什么党，什么政府，都是狗屁了。
此时的我，已被眼前的情景惊动得目瞪口呆。
唉！——人啊，那是两个生命啊，难道没有法律吗？如果是草菅人命，为什么还要对失去亲人的母亲做雪上加霜的侮辱，难道那个宝贵的生命只能抵三毛五分钱吗？
唉！——讨帐乎，侮辱乎；伟光正乎，残酷乎。
看着那母亲的哭诉，我的泪水已不只是同情，还有悲哀，为那和我一样大的孩子悲哀；为那和我母亲一样的母亲悲哀；为那个时代的现实的存在悲哀。
多少年了，那母亲的哭诉却始终不能忘记——“我可怜的孩子啊，你不爱说话，我可怜的孩子啊，妈不该生你……”
多少年了，我想不透该怪谁，怪警察？警察不是“为了母亲的微笑”去抓人的吗，况且警察要完成上级下达的死刑指标，先别说这是什么混账逻辑；怪法官？法官不是也得把“从重从快”当做法律依据吗，更别说他们根本没有司法独立权。
多少年了，那首儿时的旋律已是梦中渺歌。直到《便衣警察》上演，我又一次被剧中的主人翁——便衣警察——所感动，警察不是也有被冤枉的吗，何况那两个孩子，我相信了警察可能真是人民的警察，还常常声情并茂的喊上几句主题曲——“为了母亲的微笑……”，也没弄清是党这个母亲还是正在哭泣的母亲！
“六四”刚过，天安门的枪声平息了，长安街上反腐败的激昂的人潮消失了，买菜的买菜，逛商店的逛商店，没有人公开谈论昨日漫天的枪声和遍地的尸体，表情淡漠的好像什么事都没发生一样；曾经走在游行队伍中气语激昂高喊“要新闻自由”的中央电视台的工作人员更没了踪迹，第二天坐在主播间里仍是气语激昂的声讨曾视之为伟大壮举的“六四”运动为反革命动乱；曾经昂首挺胸高举“反对权大于法，要求司法独立”标语的法官们第二天又坐到了国徽下，审判那些曾和自己走在同一个队伍中相互声援的队友们；真是全民参演着由党中央导演的一场大闹剧：曾经混在游行人潮中穿着便衣的警察们又穿上了警服，开始挨家挨户的搜捕“嫌犯”，罪名是“谁给游行学生送过吃的”。
我的一个朋友家传出凶猛的狗叫声，警察被恶狗挡在门外：“把你的狗管好，跟我们走一趟。”
“为什么？”
“为什么”，一个警察站了出来：“还认识我吗——学生会主席——十箱水五箱面包。 ”
“是你？怎么变成了警察？”
“知道什么是便衣警察吗？”
“不是你说的水和面包是送给学生吗，我才没要钱……”
“那就抓对了，你他妈很有钱那。”
“妈的，有钱不给人民警察。”
恶狗张目咧呲的样子像是随时可以为主人献身，我的朋友冤枉的样子拍拍狗的头：“黑子，听话，我没事的”，恶狗乖乖的看着主人被警察带走了。忠实的狗哪里知道，主人一走就是三年，三年后回到家连买狗食的钱都没有了。
我想像着便衣警察扮演的学生会主席，这分明是欺骗吗，哪里是我心目中的便衣警察呀，我开始调整电影给我造成的错觉，好像现实有意让我产生这种错觉，那些文学家、艺术家们在党的面前使尽了媚态，歌颂警察的影视一个接一个的出现了，不论什么样的剧名，情节都一样，表情也一样，都像个正义君子，台词也只记住一个：“为了……，出发……”。“为了”什么？是人民的利益吗？还是为了“母亲”微笑？“出发……”干什么去？抓坏人吗？还是去抓人民币。总之不论再写多少剧本，再费多少胶片，主题只有一个：歌颂，歌颂被人们憎恨了的警察和警察后面的伟光正。
母亲曾告诉过我，歌颂出不来人心的善良，一个人能修炼自己的心才是真正伟大的，如果人人都能做好人，坏人就少了，也许用不着警察了。
我相信母亲的话总有一天会实现，因为在中国已经出现了这样一个修炼团体。
一天晚上，一群警察闯进我家，要抓走我的母亲，我问为什么？回答是：“因为她修炼。”
“修炼身体好，做好人……”
“管你好人坏人呢，让共产党害怕就不是好人。”
“什么逻辑？”
“什么逻辑？去问共产党、江魁首。”
“你们没有头脑吗，没有眼睛吗？”
“我们的头脑就是‘党叫干啥就干啥’。”
“街坊邻居这么多年，你们看不见我母亲是好人坏人吗？”
“已经告诉你了，我们不管那个，共产党给钱，你给吗？”
是啊，共产党给钱，我给不了，我的钱已经转换成了为国家创造的价值，共产党的钱就是我们的钱。
母亲被抓走了，就像中国成千上万的父亲母亲、兄弟姐妹一样被关进了臭名昭著的劳教所，并被强迫一天十八至二十个小时的劳作，没有法律依据，党中央、江党魁说了算。
选择，摆在了我面前：
母亲——老百姓，警察——共产党；
修炼——做好人，抓人——不许修炼；
这已是两种不同的概念和两大对立的阵营，水可载舟亦可覆舟，是非一目了然，我当然选择了前者，选择了让我坦然、让我问心无愧的人间伦理——善恶有报。如果说共产党这个自称的伟光正让我信了半生，那么他对做好人这个信念的不容忍、对修炼团体的残酷镇压瞬间撕下了它的伪装面纱，也铸锭了它的消亡。
一声枪响，又一个年轻的心脏停止了，这就是杀警察的杨佳，这么严重的罪行却没索要子弹费，为什么？有人说了，杨佳是现代黄继光，这就对了，人家黄继光身上被打了多少洞，都没被索要子弹费，杨佳最多一个洞，你黄继光是英雄，那是共产党封的，我杨佳也是英雄，那是老百姓封的，如果找你黄继光索要子弹费那是对共产党的侮辱，找我杨佳要子弹费，那是对老百姓的侮辱。还有人说，不收子弹费那是共产党自己已经自顾不暇，天天要防着会不会再来个王佳、郭佳的给个说法。全中国要讨说法的人已经成千上万，说不定哪天早上起来就发现自己被清算了，哪还顾得上要子弹费。至此，我的联想也该结束了，只可惜那首稚朴上口的儿歌，将和所有共产党制造出来的动听旋律一样成为时代的绝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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