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纪元2月13日讯】
一位母亲临死前的最后愿望：吃一块干粮
我们到达山东省会济南时，正赶上省里为贯彻《中共中央关于农村人民公社当前政策的紧急指示信》而召开的全省五级干部（省、地、县、公社、大队）大会，于是我们大家都作为出席五级干部会议的一员，参加了这次会议。
我们新华社这次下放到山东的干部分两个队，分别包了鲁西北的两个重灾县：一个是惠民县；一个是沾化县。领队的分别被任命为地委委员兼县委第二书记。我们是惠民队的，领队的任丰平是新华社秘书处处长。他是1938年参加抗日战争、行政12级的老同志，被任命为淄博地委委员兼惠民县委第二书记。另一位是新华社电务处处长张连生，被任命为淄博地委委员兼沾化县委第二书记。与此同时分配到惠民县的30多名下放干部，分别包了两个重灾区中的两个重灾公社，分别任区委委员和公社副书记以及包队(村)干部。我先是被分配到胡家集公社皂户杨村当驻队干部，后来又调到大于公社大于大队当驻队(村)干部。全省五级干部会议期间，我们分别被分配到出席会议的惠民小组和沾化小组，大家见了面，并一起参加大会听报告和分组讨论。
主持大会的是新任省委第一书记曾希圣。他当时是华东局第二书记，还兼任安徽省委第一书记。原山东省委第一书记舒同，因为“五风”问题严重，已于10月被撤职。当时安徽的问题，特别是淮北和皖东地区的问题也很严重，死人不少，但“盖子”还没揭开，中央还认为他那里不错呢，所以撤掉舒同第一书记职务之后，就派曾希圣来兼任山东省委第一书记职务。
曾希圣新官上任，从安徽调集地瓜蔓等代食品来支援山东。不久，安徽问题的“盖子”揭开了，曾希圣也被免职，由山东省长谭启龙任第一书记。
五级干部大会的主要内容是：以贯彻执行中央《紧急指示信》为中心，进行整风整社，检查和纠正“共产风”、浮夸风、瞎指挥生产风、干部特殊化风、强迫命令风。会上首先传达了中共中央《紧急指示信》，省委第一书记舒同和省委常委、农村工作部长张新村分别作了检讨。他们在分析全省农村形势之后，着重检查了自己犯错误的原因和危害，比较实事求是地讲了山东的实情，以及面临的严重困难。他们的检讨是绝对保密的，会上既不准作记录，也不准外传。分组会讨论和向我们介绍情况时，又讲了许多重要“机密”。我这里仅是摘录当年我的日记本中追记的几个有关片段：“山东去冬今春(不到一年的时间) 非正常死亡达69万多人，这是张新村在大会检查时谈到的。多惨!”大会的一位领导说：山东省过去(1957年)人口为5500万，不到3年的时间，现在 (1960年冬天)还有5000万，减少了500万。省委领导在谈到当前形势时说，今年(1960年)农业生产又比去年减产，而且幅度很大(20%— 30%)，粮食征购任务完不成，城镇供应十分紧张，不少地方已经出现脱销断粮问题。入冬以来，浮肿、干瘦病日趋增多，非正常死亡人口在增加，如不采取紧急措施，形势将更加严峻。从现在起到明春青黄不接，这段时间将是最大难关。当前一些重灾区的中心任务是“四保”：保人、保畜、保生产、保社会治安。“四保”首先是保人，这是压倒一切的首要任务。在分组讨论舒同和张新村的检讨时，我们分别参加淄博地区(后来改为惠民地区)和惠民、沾化两县的讨论。他们一方面在学习讨论中央《紧急指示信》，揭发批判省委的“五风”问题，同时联系实际揭发检讨本县、本社、本单位的问题。
惠民地委第一书记王成旺不久前才从外地调来，他向我们介绍了淄博地区情况。他说：山东是全国出了名的重灾省份之一（被中央点了名的），山东的形势不大好的地区重点是在鲁西北三个地区(惠民、德州、聊城)，其中又以惠民地区尤为严重。惠民地区地处鲁北平原，北濒渤海，是个老区，抗战时期是渤海军区所在地。这里交通极为不便，全区不通铁路，甚至一条像样的公路也没有，经济贫困落后。这里几乎没有任何工业，是一个纯农业区。近两三年来，山东的自然灾害频繁，惠民地区更加严重，由于引黄河灌溉引进的黄河水排不出去，造成全地区土地盐碱化，农业生产受到严重影响；再加上在舒同的错误思想指导下，大刮“五风”，反右倾搞浮夸，卖过头粮，全地区灾上加灾。去年以来不断发生粮荒，人民生活苦不堪言，处于水深火热之中。在谈到惠民地区灾情严重到了何等地步时，王成旺书记引用了不久江西省慰问团来区慰问时一位负责人概括的话：“惠民地区已经山穷水尽!”的确，这句话一点儿也不过分。惠民给他们的印象是满目荒凉，人民生活极端困难，没有粮食，草根、树皮成为百姓的主要食物。代表团在访问一位老太太时，问她有多少钱，老人家摸了又摸，掏了又掏，掏了半天从腰中掏出仅有的3分钱。一些上了年纪的人在一起闲谈时，只有两个话题：一是谈论死人的情况，不是说这家死了人，就是说那家死了人；二是谈论自己几时死，还能活多长时间，能不能过了年等。有人说，活着挨饿受罪，没有盼头，不如早点儿死了好。王成旺说：问题更为严重的是灾情,不但没有得到控制，而且还在进一步发展。入冬以来，浮肿病、干瘦和非正常死亡在大量增加……
在小组讨论中，我的笔记本上记录了以下几个片段。
惠民县北镇（惠民地委所在地）公社书记说：全公社近4万人，今年以来(不到一年的时间)已经死了1000多人，只生3个孩子(不到万分之一)。入冬以来，病号、死人的情况越来越严重，看来明年春天将会更加严重。
麻店公社书记说：全公社大部分社员群众都得了水肿、干瘦病；4594名中青年妇女(16—45岁)，有2188名闭经，占总数的476％，子宫脱垂的84 人。他说：由于没有吃的，营养不良，3岁的孩子(1957、1958年生的)不仅不会走、不会坐，连头都抬不起来。很多社员群众头不梳，脸不洗，普遍感到生活没奔头，没有活下去的信心。
单寺公社高家生产队的社员说：“粮没了，柴光了，人病了，屋倒了，哪里黑了，哪里住，走投无路，没了办法，就等着死。”有的外出投亲靠友，有的乞讨他乡，有的卖儿卖女，有的两口子闹分家，有的妇女丢掉家里男人和儿女去改嫁。病的病，死的死，逃的逃，到处是一片悲惨的景象……
几年来，年年如此，一年不如一年，没饭吃，没柴烧，地荒了，耕畜大量死亡，人们无心生产。谈到社会治安时，群众说：这几年来社会风气极端反常，好人受打击，老实人吃亏；有些地方是坏人当权，横行霸道，老百姓受气，既不敢怒，更不敢言。有的说：“三只手吃饱饭，两只手饿着干”，“共产风吹散了心，浮夸风要了命”，“受苦受难被活活饿死的都是咱老百姓，上什么天堂呀，都下地狱了……”他们在会上发言时，有的边说边流泪，有的泣不成声，会场里引起连锁反应，以至于听会的人个个泪流满面，有的痛哭失声。他们是在揭发控诉“五风”带来的灾难!
“五风”刮得好惨哪!共产风把农民刮得一贫如洗，浮夸风要了那么多农民的命，瞎指挥风剥夺农民的一切权利，强迫命令风使农民成了农奴，干部特殊化风催生了一批新的统治阶层。“五风”是一场史无前例的大洗劫，是历史的大倒退!
有人听说我们是从北京来的，是从中央国家机关来的，便悄悄问我们：这些情况党中央、毛主席知道不知道?他们(指地方领导)为什么不向上级报告呢？
省委第一书记曾希圣结合传达贯彻中央《紧急指示信》，发表了重要讲话。他主要是在总结经验教训、提高认识的基础上，从理论上进行分析探索，重点讲了要弄清的五个问题：一是要弄清一大二公与一平二调的区别；二是要弄清共产主义与平均主义的区别；三是要弄清大集体下的“小自由”与资本主义自发势力的区别；四是要弄清政治挂帅与物质保证的区别；五是要弄清不断革命论和革命发展阶段论的关系。曾希圣这个洋洋数万言的长篇报告，理论色彩很浓，不仅可以听，而且还可以记，会上打印出来之后还可以摘抄。在讨论中大家普遍认为，曾老的讲话很重要、很好。从理论上对农村的问题，进行了深入探讨和分析，应当说是颇有建树的。理论固然重要，但理论不能当饭吃。与会者、各级领导最关心的是眼下日益严重的灾情，救灾的中心是如何解决老百姓吃的问题。为此，曾希圣决定从安徽调点儿粮食和地瓜干、地瓜蔓等代食品给山东。但是，后来事实证明安徽的灾情并不亚于山东，安徽已经自顾不暇，无力支援山东了。
12月25日，在济南市职工电影院，山东省长谭启龙在全省五级干部会议结束时，发表了重要讲话。主要讲了以下五个问题：
一、正确认识当前形势。第一，对当前全省形势要有正确的认识：既要认清大局，也要认清小局；既要认清困难，也要认清有利条件。各地都有大不好、不大好、大好的三种形势。第二，要弄清造成大不好形势的原因：山东的问题主要是由于舒同同志的错误领导所造成的。他虽然已经检讨了，但并不等于全完了，没事了，大家还可以继续揭发批判。但对各级领导来说，这毕竟是外因，各地有各地的具体情况，各级领导有各自的具体问题。舒同同志的检讨代替不了各地的具体情况和各级领导应负的责任。第三，扭转形势的关键，是靠党的政策。既要有坚强的决心和本领，又要相信中央政策的正确性。要很好传达贯彻党中央为扭转形势所制定的一系列政策，深入发动群众，政策一旦为群众所掌握，就会产生强大的精神和物质力量，形势就迅速扭转过来。
二、要切实抓好救灾工作。要保证实现毛主席提出的“五个月扭转形势”，当务之急是要搞好生产救灾工作。要抓好“四保”（保人、保畜、保生产、保治安），其中首先是“保人”。全省几千万人吃饭活命是件天大的事，今后五个月是困难最严重的时期，要尽一切力量减少水肿、干瘦病的发展和非正常死亡。目前形势很紧张，还有30%的人口生活没有着落，有的是没有安排，有的是安排了没有落实，问题很大。这是重中之重，是压倒一切的中心任务，各地必须尽一切力量，千方百计做好。在此基础上，进一步做好冬季生产和明年的备耕工作。
三、认真贯彻落实中央《紧急指示信》的各项政策，强调：(一)领导要有坚强的意志和决心；(二)要坚决彻底兑现；(三)要彻底改正违背三级所有制的一切错误做法。
四、深入开展整风整社运动，纠正“五风”，肃清影响。强调：(一)整风整社必须围绕当前生产救灾进行；(二)整风整社必须采取领导与群众相结合的“两头挤”的办法，要加强领导，充分发动群众。(三)整风整社要有步骤分批进行。从现在起到明年五月底分三批完成：第一批重点是三类社，用一个半月的时间；第二批重点是二类社，用一个月多点时间；剩下的是第三批，用一个多月的时间。
五、制订1961年农业生产计划，争取1961年农业大丰收，扭转形势，改变面貌。明年全省粮食计划播种面积为9000万亩，产量为230亿斤—250亿斤；棉花900万亩，产量为270万担—300万担；花生600万亩，产量108亿斤；烤烟100万亩，产量110万担；麻65万亩，产量65万担。明年全省粮食征购任务为56亿斤。
从1961年1月13日至29日，惠民县召开了县、区、社、队四级干部大会，传达贯彻落实中央《紧急指示信》精神，进行整风整社。会议重点是：揭发批判“五风”问题，揭发批判以惠民县委第一书记孙铭春为首，背离党中央指示，大刮“五风”所犯的严重错误。
这次会议开了整整半个月，我们自始至终都参加了。会议仍然规定，揭发的问题不报导、不外传，也不准作记录。我只是根据会议讨论的主要内容，在会议结束那天写了一个综合材料，记录在我的日记本上。现摘抄如下：
饿死人的情况过去不准说，更没有人敢统计。这次在揭批“五风”时的4000人大会上，做了个初步统计：去年(1960年)一年的时间(实际上主要是初春那段时间)，惠民全县非正常死亡人口3万多，现有的浮肿、干瘦病人10多万。
据各组讨论时说：去年春天这里的情况极为悲惨，人们长期吃不上饭，饥寒交迫，病的病，死的死，已经到了穷途末路、难以为继的地步。有位小组代表在发言时说：这里的人们过日子有三种现象：一种是盼着过。他们盼着好年月，盼望着党中央和毛主席能够知道这里发生的深重灾难，早日得救！另一种是挨着过。他们对目前生活没有办法，挨过一天是一天，有了吃的就吃，没有就拉倒，挨到哪天算哪天。第三种是等着死。他们对生活失去了信心，觉得没有希望了，特别是一些由浮肿发展到干瘦的病人，他们骨瘦如柴，奄奄一息，知道自己没救了，就等着死了。
大家在发言时普遍讲到去年冬春，尤其是新年前后最惨，死人最多。过年时(新年期间)不但没有吃上饺子，而且连顿饭都没有吃上，一些人就是在那个时候饿死的。有的村几乎家家户户都死了人，有的人家饿死了大半，有的人家死绝了。人死了，没有棺材，没有人抬，用车推。直到现在有些人一想到当时的那种悲惨情况就想哭。去年开春以后，开始有了野菜、树叶等吃的了，特别是夏收以后情况好转了些，但秋季又减产。连续两年多了，人们元气大伤，劳力减少，体力虚弱了。入冬以来，由于吃不上饭，营养不良，浮肿、干瘦病在发展，非正常死亡又在增加。现在全县农村适龄妇女，几乎全部绝了经，部分严重的子宫脱垂，丧失了生育能力，已经基本没有新出生人口，许多农村已经是几年没有出生过孩子。
说到保畜，农民都知道牲畜的重要性。可是一讲到这些，人们就都伤心不已。这几年的共产风使牲畜遭受到严重损失，人们顾命都顾不上，哪里还顾得上牲畜。当人们对生活失去信心，特别是当他们吃不上饭的时候，庄稼人虽然打心眼里疼爱牲畜，但此时他们不是盼着牲口活，而是盼它们死，对于未来谁也不愿意去想了。本来在共产风的摧毁下，牲畜数量已经普遍大幅度下降，去年一年的时间又死了一半，有的村只剩一两头，不少村已经死绝了。
在分组讨论的基础上，李宅公社党委书记在大会上的发言，最深刻、最沉痛、最具有代表性。下面是我当时在笔记本上的记录摘要：
他说：“去年春天大部分地区都是两三个月没有吃到粮食，很多人死得很惨!全县一年的时间死了3万多人，相当于现在一个公社的人口。也就是说：一年的时间死掉一个公社。各个公社的情况不同，有的公社达11%；各生产队的情况也不同，有一个生产小队160口人，死了60口。大批人员死亡使无数完整和睦的家庭受到严重摧残和破坏，死去父母的成了孤儿，死去妻子的成了鳏夫，死去丈夫的成了寡妇。不知道有多少和睦家庭被破坏而妻离子散，有的一家人各自领各自的粮，各吃各的，多少感情很好的夫妻为吃而分家，多少翻了身的农民又回到了过去痛苦的深渊。家家庭院破落，家里一贫如洗，屋子里除了几床破被子，就是几把毛草了。院子里，甚至大街小巷到处是人粪便，妇女和小孩头不梳、脸不洗，没心过日子……人们饥不择食，只要是能解饿的东西见着就吃，甚至偷、抢，人到饥饿而不知羞耻!人，只有当他饿急了的时候，才知道粮食对人是多么重要！而今饿死的绝大部分都是老实农民，甚至是在战争年代，为我们夺取天下出生入死、立过战功、负过伤的复员转业军人……”
接着，这位公社党委书记讲了这样两件催人泪下的事例：有个生产小队干部，去年春天几个月没有粮食吃，全家五口人饿死了三口，当他娘已经奄奄一息了，还对她的儿子说：“儿呀，给娘一块干粮吃吧!”当儿子把唯一的一个糠饼子给了娘，娘看了看说：“儿呀，为啥不给娘一块干粮（粮食）饼子呢?”儿子说不出话来，哭了！娘明白了，脸上也流出伤心的泪水。在她快要咽气时，用微弱而颤抖的声音，断断续续说了最后一句话：“儿呀，千万……不要……忘记你娘……是—怎么死的……”说完，就咽了气。
还有一个生产队社员，因为抵制“五风”，被干部扣了全家五个月的口粮。为了不致全家都饿死，他动员妻子和自己离了婚，然后让妻子带着两个孩子嫁到前庄求生。他和妻子本来感情很好，家庭和睦，此举实属生活所迫，不得已而为之。此后，他非常想念妻子和孩子。每当看到自己的孩子，他的眼泪就没法控制，妻子对现在的丈夫没感情，非常想念他，但不敢来看他。现在他妻离子散只剩一个人，家徒四壁，不仅生活艰难，思想感情上受到很大刺激，病情严重，骨瘦如柴，给他什么吃也没用了，估计也不会活多长时间了。
大家听了李宅公社书记的揭发，感到讲出了广大农民的心里话，许多人流出了同情的泪水，会场上一片抽泣声。他们说，像这样的事例不知有多少，但过去连说也不敢说，如果不是反 “五风”，这些事根本没有人敢反映，一直压在心头。这次会上揭批“五风”的发言，把大家带回到令人心寒的那段岁月，今日一吐为快。因此，尽管现在灾情仍很严重，生活还十分艰难，但大家知道中央发了《紧急指示信》，表明党中央和毛主席已经知道了下面的一些真实情况，并采取果断措施开始解决问题，所以他们普遍感到虽然为时已晚，但总算是把问题的盖子揭开了，感到有了奔头有了希望。这一切，意味着农民穷困潦倒的悲惨生活已经到了尽头，农村开始出现了新的转机。
万户萧疏人似鬼
西马虎、皂户杨、朱老虎，是1960年冬天我到重灾区山东省惠民县农村后蹲过点的三个村子。当时我在这三个村的主要任务是了解灾情，救灾“保人”。我在这三村住的时间比较长，情况了解得比较细，并且当即作了笔记，下面是部分笔记摘抄。
全省五级干部大会在济南开了整整一个星期，12月25日才结束。我们离开北京已经一个多星期了，大家心里都很着急，想尽快到灾区第一线，到受灾的群众中去。会议一结束，第二天（12月26日）上午就离开济南，中午到达当时淄博地委所在地张店。在地委招待所用过午餐，下午3时乘大卡车北行，从张店去北镇（当时惠民县委所在地）。离开了张店，很快就进入黄河下游冲积平原。这里地广人稀，空旷的原野上目无遮挡，一望无际，到处是一片片白茫茫的盐碱滩地。一路上人烟稀少，偶尔看到几个推着独轮车的农民在运地瓜蔓。时过冬至，夜长昼短，下午5点钟一轮红日就已经落入地平线，茫茫田野，云雾弥漫，四处无声，死一般的寂静。这令人感到难以言喻的凄凉晚景，很快给人一种到了灾区的感觉。晚7时，摆渡过黄河，到了北镇。从张店到北镇，说是160华里，车行了3个多小时。
北镇是黄河岸边的一个新兴小城镇，原属滨县。大跃进时搞“一大二公”，什么都是越大越公越好，于是就把惠民地区和淄博地区合在一起了，地区所在地设在张店。与此同时，也把惠民县同滨县合在一起，北镇就成了惠民县委所在地。在此之前惠民地区所在地是在北镇，惠民县委所在地在惠城。此后不久，又恢复原来的地、县建制，北镇仍为惠民地区所在地，而惠城仍为惠民县委所在地。
北镇招待所是一排排红色砖瓦平房，看来是新盖不久，似乎没有住过人。屋子里空旷潮湿，没有生火，冷得很，冻得我一夜没怎么睡着，当了一夜“团长”，早上早早就起来了。这里每天两顿饭。早饭9点，每人两个地瓜面窝头，白开水就咸菜；晚饭下午3点，也是地瓜面窝头就咸菜。在北镇招待所住了两天，顿顿如此。地瓜面窝头北京没有，过去是很少吃到的，黑中发褐，很瓷实，硬得像块砖头，表面有些光亮。刚吃时，咬到嘴里有一股汤药味，难以下咽。头一顿吃不下去，后来就不够吃。虽然吃下去胃不好受，但没得吃只好如此，逐渐也就适应了。可老百姓连地瓜面也吃不到。
在北镇待了两天，听听惠民县领导简单介绍情况，然后研究我们下去的具体地点和任务，以及我们的生活安排。我们到惠民的，先安排到两个公社的两个大队：一个是桑落墅；一个是惠城公社翟家大队，我被安排到翟家大队。
惠民县委第一书记孙铭春简要地向我们介绍了一下情况。他说：惠民县是重灾区，县委准备新年前召开四级干部大会，传达中央《紧急指示信》和省委五级干部大会精神，纠正“五风”，进行整风整社。现在还有一段时间，大家可以先下去熟悉情况，搞点调查研究，然后回来参加四级干部会。他说：当前已经进入隆冬季节，从现在起到明年4月，正是灾情最严重时期。由于连年减产，吃的紧张，代食品也很少，有些人家已经断炊。现在农村浮肿、干瘦病和死人的情况还在进一步发展，死人不断增加，情况十分紧急，当前首要任务是千方百计保人!
12 月29日，我们来到了惠城公社，第二天到这个公社灾情最重的翟家大队，当晚我们住在大队部。第二天，我被分配到这个大队的重灾队西马小队西马村，全称是西马虎村。这里离大队队部只有两华里。翟家大队党支部书记郭玉山用他的自行车把我的全部行装驮到西马小队，一路上我们边走边看边谈。这里的土地已经一片荒芜，到处是白茫茫的盐碱滩，有的寸草不长。所有的树木已经全部砍光，有的树根已经被挖走，有的还残留着伐根。地里没种庄稼，大部分已经抛荒，有的只是一座座新坟丘。走进村里，都是泥土房，有的多年失修已经倒塌，有的只剩下残垣断壁。村子里声息皆无，一片寂静。这一切，与当年的鸡鸭成群、犬吠鸡鸣、人欢马叫的农家景象形成了鲜明对比，倍感荒凉凄惨!
下面是我当时的一段日记：“我被送到一家姓尚的农民家的南房，这个屋子是没有人住的三间空房子，窗户没有糊纸，顶棚塌下来了一大块，炕上只有一块破席头。会计给我背来一大筐麦秸，外屋灶堂上没有锅，锅在大炼钢铁时被砸了，灶台也塌了，不能烧火。我知道麦秸是好东西，用它铺炕可以隔凉。天黑了，没有灯，也没有人来，我孤独一人，早早就躺下了。毛衣棉裤都没有脱，还戴着皮帽子，厚厚的被子上面压上毛毯、大衣等全部行装。实在太累太困了，但怎么也睡不着。到了下半夜，刚迷糊了一会儿，就被冻醒了。我摸了摸脚，冰凉，已经冻麻木了，不敢再睡下去。屋里漆黑，什么也看不见，耳边北风呼啸，敲打着窗棂，沙沙作响。不知怎么，想到白天听说的这个村死人最多，顿时毛骨悚然。我想也许我现在住的这个屋子就死过人呢，想到这些真有些害怕。天刚刚放亮我就起来了，发现被头和帽子前面，已经挂了一层白冰霜，放在漱口杯子里的湿毛巾也已冻成了一个冰坨子，拿不出来了……”
按照中央对万名下放干部一再强调的，必须实行“三同”，以及遵守“三大纪律八项注意”的要求，我起来之后，想帮房东扫院子，可怎么也找不到扫把。想挑水，找不到水桶。这家已经家徒四壁、一无所有了。天已经大亮了。可老百姓都还没起来，于是我就在村子里转转，转了一圈没看到一个人影，也没看到炊烟，依然是听不到鸡鸣，也听不到狗叫，甚至连麻雀也看不到，一片寂静。没有什么事可干，我就回到二里以外的大队部食堂去吃早饭。
同吃“三同”中的第一条，按要求，我们必须在公共食堂中与农民同吃，中央《紧急指示信》中的第九条强调“公共食堂必须办好”、“政治到食堂，干部下伙房，是办好食堂的关键”、“公共食堂的制度必须坚持”。但是，我们到惠民之后，才知道惠民全县的农村公共食堂，因为没有粮食难以维持，入冬不久就全部垮了。于是，我们到哪儿去吃饭，成了县委和下放干部领导的一大难题。最后研究决定的原则是：有条件能到社员家里去吃饭的，就尽量争取到社员家里去吃；实在不行的，就暂时分别集中到所在大队部吃饭。根据这个决定，我想为了实现“三同”，尽量争取到农民家中去吃饭。我把这个意见和西马小队干部们说了，他们说：这很难办!我看没哪一户能同意。一是因为他们自己都没有吃的，拿什么给你们吃，即使给他们钱和粮票也得现去买；二是买回来又怎么吃呢?给你一个人单做单吃又有什么意义呢?在一起吃，你那一点点粮食定量，连你自己都不够吃的，又让人家全家怎么吃?他们为难，你也为难。这不是一天两天的事，时间长了，不但救不了大家，把你们也搭上了。
翟家大队虽有个干部食堂，不久前也解散了，干部们都带着自己的口粮回家吃去了。那套炊具还在，只是暂时停办而已。这次为了解决我们的吃饭问题，根据公社指示，又重新开伙了。这样，我们这个小组的8名下放干部，工作分散在附近各队，大部分住在农民家里，少数住在大队部，早晚两餐都集中到翟家大队食堂来吃。 “三同”最难解决的是同吃问题，最好解决的是同住。因为死人太多，空房子不少，只不过是条件很差，现在只好暂时将就一下。同劳动问题，现在正是冬闲季节，救灾第一，根本谈不上什么劳动了。按照全省五级干部大会精神要求，当前的中心任务是保人，保人就必须解决食品和代食品问题，县里要求我们在四干会前，集中力量，到重灾区边救灾，边进行调查研究。
我包的是西马小队，原有48户人家，不到200口人。会计告诉我，今年以来已经死了21人，现有浮肿、干瘦病人50多人，其中已由浮肿转成干瘦的有十七八人，估计其中有七八个人过不了旧历年关。全村绝大部分适龄妇女都已经闭经了。支部书记郭玉山告诉我，这里是老区，抗日战争、解放战争时是要人有人，要粮有粮，作出过很大贡献。这个小村在战争年代，参军的就有10多人，牺牲3人，伤残和立过战功的有五六人。至于担架队和支前的就更多了，除了老人和儿童外，几乎是全民皆兵。这些人在枪林弹雨的战场上没有牺牲，最近几年，特别是去冬以来，大部分都已经不在了。这一带，今年春天，有四个月的时间没有吃到粮食了，那种饥饿的情况实在悲惨!树皮扒光，不管死物、活物只要是能吃的都吃。家畜、家禽全都吃光了。不能吃的也吃，刺猬、癞蛤蟆，甚至老鼠。天上飞的、地上爬的，只要是喘气的，都吃！他说，今年入冬以来，又是这样，全村除了人以外，你都看不到一个活物！十几头大牲口，已经死光了，即使不死，老百姓也盼着它死，甚至想办法让它死！庄户人家谁不知道耕牛多重要啊，你说没了耕牛，明年怎么种田呀?接着他唉声叹气地说：“我也不知道我能不能活到明年呢，想这些也没有用……”
我的房东姓尚，主妇是一位30多岁的妇女。她说：我家原有4口人，婆婆和丈夫，还有一个两岁半的小孩。婆婆今年春天饿死了，现在还有3口人，生活十分困难。不久前公共食堂因为没有粮食，散伙了，叫各户自己想办法。家里有什么办法呢？国家救济说是每人每天 8两地瓜干，实际上2两也拿不到。家里没吃又没烧，没办法，他男人每天出去找代食品，刨草根，捞湖菜，搂草籽……
我到她家屋里一看，真是一贫如洗。没吃没烧，屋里很冷，炕上躺着一个孩子。我走近一看，真吓人！大脑壳、小细脖，脸色苍白，额头上青筋暴露，一双大眼睛深陷，面部没有任何表情。他妈妈说他是前年(1958年)生的，现在两岁半了。“他真命苦呀，一生下来就遇上了灾难，到现在不用说会走，就连头也抬不起来，看样子……”这个女人说着说着流下了眼泪，以至于泣不成声。我边劝边走到孩子身旁，打开被子一看，浑身上下皮包骨，骨瘦如柴，一根根肋骨像搓衣板，头很大，几乎占了身子的三分之一，被窝里散发出一股难闻的屎尿气味，臭气熏天!
面对令人心酸的悲惨情景，我不由得想起北京，想起自己家的孩子，那真是幸福!他们是吃农民种的粮食长大的，而今农民的孩子却在死亡线上挣扎着。想到这里，我心中实在难以平静，终于控制不住内心的激动，热泪簌簌而下！他们竟然穷困潦倒到如此地步，这是我完全没有想到的！这孩子的爸爸和妈妈都说孩子没救了，只是早一天晚一天的事儿了。事实很清楚，什么浮肿病、干瘦病，都是营养不良。其实治这病很简单，给他点儿吃的，增加点儿营养就行了。但是这里的农民连饭都吃不上，谈何营养!
粮食紧张是带有普遍性的，首都北京虽然供应也很紧张，但比起其他地方还是好得多。虽然粮食和副食供应都凭本、凭票，但样样都还能有一些。比如：每人每月2两糖、半斤点心等基本上都能保证。我来山东灾区之前，家里听说了这里吃不饱饭，大家都为我的身体担心。我离开那天，家里人把全家节省下来的几两糖果和几块点心包好，塞到我的背包里，嘱咐我说实在饿急了就吃一块。那时规定下放干部不能搞特殊化，要与灾区人民实行“三同”，但这是家里人的心意，就偷偷地带来了。下来已经20多天，大家一直都在一起，没有机会吃，所以一直没有动。这次我把它拿出来偷偷给了房东，叫他们给这个孩子吃。他们一方面非常感激；另一方面，又不好意思。他们说，到了这个地步，已经晚了，吃什么都不行了，还是你留着自己用吧。我说：我留着没用，还是快给孩子吃了吧，试试看或许能解决点问题。就这样，他们总算是收下了。此后不久，我就离开这个村子了，后来究竟起没起作用，我也就不得而知。不过我想可能不会起到什么作用，但这毕竟是我和家人的一点心意。这件事按当时说是“违反纪律”的，因为当时规定下放干部绝对不准搞特殊化，不准带吃的，所以我一直没敢向任何人讲，一直埋藏到今天。我对那时的一些说法和规定，始终不大理解，这只不过是其中的一件区区小事而已。
村干部告诉我，我的房东是个出身成分好的老实庄稼汉，他家生活条件在全村来说还是比较好的。原来安排我住到他家就想吃住都在他家。村干部把这个意见跟他们透露了，他们表示，住可以，但是要在一起吃饭有困难，因为他们都没的吃，给我吃什么?即使我的那份口粮全交给他们也解决不了问题。他们说，党中央、毛主席知道了我们的情况，关心我们，又从身边派干部来帮我们克服困难，共渡难关，这我们就非常感激了！他们的定量，按当地脱产干部每月17斤地瓜干也很低了，也吃不饱，那点定量又怎能解决我们全家的问题？他们明确表示，不希望占我们的“便宜”，不忍心让中央下放干部跟他们一样挨饿。后来我又亲自去了，当面向他们表示要与他们同吃，有难同当，不怕挨饿。这位主妇听了之后，感到很为难，也没有直接回答我，只是让我到厨房去看看。我看灶台上是一只缺了口的破铁锅，旁边有个类似沙锅的瓦罐。她说：现在不只是没粮食吃，没柴烧，连口像样的锅都没有了。家里原来的铁锅，大炼钢铁时被抢去砸了，以后就都去公共食堂吃大锅饭了。不久前，公共食堂散伙了，只得自己回家做饭吃。可是锅没了，没钱买锅，也买不到，只好用这口破铁锅先对付着。说到这，她伤心地哭了。大队书记郭玉田说，现在几乎是家家户户都缺锅，供销社只有公共食堂用的大锅，最小也是 “三印”的，家庭用的饭锅（五印的）没有货，这是公共食堂解散后出现的一个带有普遍性的大难题。我明白女主人的意思了，以后就再没提和他们一起吃饭的事了。
谈到公共食堂问题，社员普遍对它没有好感。有的说“早就该解散!”“如果不是公共食堂，还死不了那么多人!”有的回想起1958年大跃进、大炼钢铁，他家的锅被抢去砸了的情景时说：“我们全家男女老少，伤心极了，大哭一场，打那以后，就没吃上一顿像样的饭。”当听说中央《紧急指示信》中，还有一条规定“要办好公共食堂”时，他们心有余悸，胆战心惊，生怕再办。看来，公共食堂剥夺了农民吃饭权，大伤农民的心，没有一个人说它是好的。他们列举公共食堂的罪状，实际上是控诉！
他们对公共食堂的看法，我是很同情的，因为我不久前在农村吃过几个月的公共食堂。
1958 年夏天到1959年春天，我们在河北省徐水县和宁津县（后来划归山东省）搞人民公社调查，那时也搞“三同”。我们都在生产队食堂吃饭，每天交一斤粮票、两毛钱，农民在食堂吃饭不要钱。那时有些领导的确昏了头，报上宣传水稻亩产上万斤，十几万、几十万斤，粮食多得不得了，连毛主席都说吃不了怎么办?于是有些地方就提出了“放开肚皮吃饱饭”，甚至秋收时地里的粮食也不收了，损失浪费十分严重。白薯不收犁掉，豆子不收豆荚爆裂掉在地里烂掉。后来又提出了减少种植面积，少种、高产、多收，实行“三三制”（用三分之一耕地种粮食）。那时因为刚开始吃公共食堂，粮食问题还没有暴露出来，还能够吃饱肚子，不至于挨饿。即使如此，如果让农民讲真心话，他们对吃公共食堂也是普遍不满意的，打心眼里不赞成。可是，官方的宣传机器却把公共食堂说得那么优越，那么好，硬是把它强加在农民头上，说是社员的“普遍要求”、“迫切要求”，说公共食堂怎么怎么好。一句话，说它是“社会主义的新生事物”、“共产主义萌芽”、“谁反对，谁就是资产阶级思想，谁就是走资本主义道路，就进行批判，甚至斗争”。我记得那时有一位社员说了一句：“大锅饭就是不如小锅饭好吃。”人家批斗他说：“这是资本主义思想。”他不服气争辩说：“这是事实，不信你试试看，小笼包子和大笼包子哪个好吃?大锅面条和小锅面条哪个好吃?大锅炒的菜和小锅炒的菜哪个好吃?” 他逼着一些人当场回答。等了好一会儿，没有人回答。这时一位年轻人站出来喊：“大笼包子好吃，大锅面条好吃，大锅炒菜好吃!”于是后边一群人也都跟着喊： “大笼包子好吃!大锅面条好吃!大锅炒菜好吃!”有的质问说：“听到了没有，这是大家的意见，怎么，你还不服气吗?‘一大二公’，‘大’就是社会主义的，大就可以放开肚皮吃饱饭……”有人对此感到奇怪，私下偷偷问我，你说大锅饭好吃，还是小锅饭好吃?我说：“你们说哪个好吃?那是你们的事，反正我快走了，回到北京家里还得吃我们的小锅饭。”
刚开始办食堂时，尽管大锅饭不好吃，但还都能管饱。不仅食堂管饱、随便吃，有的还把饭打回去喂猪、喂猫、喂狗，浪费极大。可是这种情况没有持续多久，进入 1959年冬天就不行了。因为粮食供应出了问题，对此人们没有思想准备，再加上庐山会议整了敢于从人民群众利益出发反映真实情况、以彭德怀为首的“右倾机会主义反党集团”，上上下下大批“右倾机会主义”。人们再不敢反映真实情况，不敢讲真话，都在闭着眼睛，饿着肚子为公共食堂、为社会主义优越性大唱赞歌。以致到了1960年春天青黄不接的时候，一些地方发生了由于吃不饱饭、营养不良、大批农民被饿死的情况。
我刚到西马小队时，正是死人的高峰期。这个40多户人家的小村庄，差不多一个星期就死一两个人，情况十分紧张，今天这个刚死，人们就议论下一个该是谁了。我进村第三天就听说有一家3口人都死了。最后死的那个人，队干部竟找不到壮劳力去抬尸，我自告奋勇跟去了。到他家一看，屋里空空如也，只看见一具男尸躺在炕上，看上去50多岁，尸体已经僵硬了，不知是哪天死的。来收尸的几位骨瘦如柴、病病歪歪的农民，都是街坊邻居，把尸体连破炕席卷在一起，抬上一辆平板车拉走了。当时正值数九寒天，冰封地冻，人们体虚没劲，坚硬的冻土根本刨不下去。没有办法，只好找点浮土压上。这哪里是什么安葬？连土都没入！他们说现在只好先这样吧，明年春天再下葬。我说：“这怎么行?尸体被狗吃了怎么办？”他们说：“哪里还有狗，有狗人们怎能不把它先吃了，还能等到它吃人？”说着，我往旁边看了看，就在旁边还有三具尸体都是这样“埋的”。他们说：“你看看那丘子已经是一个来月了，不还是好好的吗?”他们这么一说，我仔细想了想，可不是嘛，自从到了惠民农村以来还没有看见过一条狗，也没有听到过狗叫声，更没看到家畜、家禽等，甚至连个野兔子都没看见过。有的说，这里的活物就剩下一些还喘气的人了。除非发救济品，否则什么会都开不起来。什么生产呀、整风、整社呀，挨家叫都不出来。没有别的办法，只有挨家挨户“专访”。可是，即使我们这些从北京、从党中央来的，有时也吃闭门羹!
这一切，是我们在北京时想都没有想到的！
摘自 张广友着 《抹不掉的记忆》新华出版社出版(http://www.dajiyuan.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