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纪元7月18日讯】老学校的存废能否单以数字和金钱来衡量？校舍一味求新求大，失去的却是社会的集体回忆。珍惜过去的经验，能让社会吸收创建未来的养份。
今年三月二十七日，香港教协发起爱校护校黄丝带大行动，教协在有关活动发出的紧急号召声明中指出，教统局勒令收生不足的三十一所小学，下学年停收小一学生，今后亦不准再收小一，即该些学校不出五年便要被封杀。
教协又指杀校行动已经由去年集中在规模小的村校，扩展至今年大部分是市区学校，只要学校达不到二十三人的收生死线，无论是否只是一年收生不足，甚或只短欠一个学生，都足以令学校陷入杀校困境，让多年来办学的努力和心血，从此一笔勾销。
声明提到现时被勒令停办的有很多是办学出色，且深受家长拥护的学校；有些更获教统局拨款，正在进行大规模的学校改善工程，这些投资合共逾亿元的工程尚待完成，学校已面临关闭。
教协批评教统局政策短视，造成荒谬矛盾的局面，令学校、教师、家长和学生无所适从。
香港仅存的公屋式学校
位于黄大仙区九龙东头村天主教溥仁学校是其中一间面临杀校的学校。该校已经有四十三年的历史。溥仁学校校长黄振宗回忆当年建校的情况。
在六十年代，政府极需在短期内安置住在山边木屋区的居民，所以以英国军营的模式，建盖了大量H型的楼宇，里面隔开了很多小单位。
由于当时单位很小，煮饭也要在单位外的走廊进行，还要一层楼需共用一个公厕，这种居住标准对于当时等待安置的市民来说是可接受的，因为当时这些居民住在山边，连自来水都没有。
接着因为大陆政治气候的改变，很多人就在那个时候来到香港，适龄入学的小孩很多。政府为了要照顾这些学生，当时培训了很多师资，黄振宗也是当时的“产物”，读完中学后进入了师范学校，毕业后开始投身教育。
当时政府盖建的这些公共房屋是没有包括学校的部分，上课就安排在天台，日光很厉害，后来将课室搬到地面一层，当时能容纳四到六个课室。有天井可以作简单的操场，但就不能进行活动，因为地方狭窄，加上楼上住户抛垃圾，所以环境并不卫生。
最早期在五十年代，学校要收三元学费，而当时的政府官立学校要收五元学费，后来政府推行免费教育就不用收费。几元钱好像不多，不过，以当时平均人工只有几十元，如果家里有几个小孩上学，负担也很重。
建于一九六四年的天主教溥仁学校是第一间出现的公屋式学校，按当时的标准来说算是“最靓、最豪华”的学校，因为是独立于公屋而建的学校，不过，学校与公屋之间有通道连接，所以当时很受欢迎。到现在该校也是香港仅存的公屋式学校。
从“天台学校”到“千禧校舍”
公屋式学校的构思是从天台学校，学生上楼去上课，到学生可以走通道到隔壁上课。黄振宗指这种构思的好处是为上下课疏导学生，尤其遇上天气不好的日子。通道还可以作防火用途。
不过，六十年代公屋治安不是很理想，加上有瘾君子在梯间吸毒（当时隔壁就是城寨）对学生的安全有影响，因此，以后再建盖的学校，在结构上就完全独立于民居。
溥仁学校共六层楼，有二十四个课室，二楼是教员室。一开始学校开设小学一到三年级，很快小学一到六年级都开班，高峰期时，试过一班就有四十八个学生，分上、下午班，学生接近两千人，而一九六八年是学校第一届小校毕业。
当时香港一年有八万小学生入读一年级，随着时代变迁，人口结构的改变，到现在每年进入小学的幼稚园学生只有四万左右。学生减少主要原因是家庭成员减少，以前六、七个孩子的大家庭是很普遍的。
七十年代溥仁学校更试过有日本学生，因为当时香港开始兴建地铁，请来日本的工程师，附近的新浦岗是工业区，有些到香港工作的日本工程师就住在附近，他们的孩子就到溥仁学校来上课，通常选择本地学校的日本家庭都是因为父母当中一人是中国人。
到了九十年代，政府开始有“改善工程”，觉得学校的活动空间不够。住宅也开始改变，不再是以前的七层公共屋村。但学校就维持多年不变。学校也有受惠，在二零零零年时完成在原来的校舍加建了一栋楼房。
进入二零零零年，开始出现“千禧校舍”，都是大面积的学校，是旧式学校面积的四到五倍，设备先进，有礼堂，主要的考虑是如果将来人口有变，学校可以转型做中学。
环境变迁带来废校处境
黄振宗指政府有意推广“千禧校舍”。因为从营运来讲，无论学校大小都是需要雇一定的教职人员，一间大的学校就可以代替两三间小的学校，所以较之划算。
他说，新式的大学校的兴建，会吸纳现时旧学校的学生，旧学校会自然萎缩到最后被淘汰。现在慈云山重建后，有一处地方就变成了学校村，内有几间中学和小学，吸纳附近的学生，旧学校续渐被淘汰。其实其它一些地区如沙田、屯门、大埔等区也出现同样问题。
黄振宗指，学校的学生长大后不在同区居住，剩下老人家，造成了该区人口老化。溥仁学校也经历过几次的变迁：学校对面的操场以前是一些工厂和农民的耕地，也是住了很多人口，后来陆续搬走。
在八十年代，附近的九龙城寨整个要拆掉，城寨住了几万人，相当挤逼，很多低收入家庭的小朋友，很需要学校照顾，因为是教会学校，很多物资可以免费提供给学生。
九十年代，附近的启德机场搬走，整个九龙城的经济效益也急速下滑，因为机场养了很多人，不单只是交通、运输。未拆机场前，整个区都很热闹。酒楼、旅馆每天都客满。因为有运输业，司机都在附近住，加上机场就在附近，新浦岗有很多加工厂和货仓，方便制成品的运输。
整个黄大仙区新校不多，但社区老化的问题较突出。不过，纵使如此，对学校的影响其实并不很大，因为学校的旧生虽然搬离该区，但对学校有信心，所以也继续将孩子送到学校上课。
今次溥仁学校引来杀校危机，主要是因为政府拟清拆连接学校的东头村第廿二座，消息酝酿了几年，去年政府公布决定清拆，一些家长担心学校会连带被清拆，没有选择溥仁学校，影响到学校今年九月份的收生。
而去年九月溥仁学校不断与房屋署和教育局开会，争取保留校舍，今年一月中，政府才有回复指可以保留校舍，但在时间上已经过了招生期，无法再就今年九月份进行招生。
今年三月份有关当局通知学校，指因为学生不足，所以将不会派位给学校，当局提供学校一些选择，学校选择于今年九月份招生，但还未获当局落实。黄振宗认为，今次学校收生不足，不在于学校不想开班或家长不想选择学校，而是在很大程度上受到不稳定因素影响，希望当局认真考虑学校的情况，批准学校在零九年继续招生。
用心办学或营办生意
黄振宗认为，现时政府杀校的政策欠缺人情味，他解释说，作为一个监管机构，如果学校做得不好，应先有警告，让学校有改善的机会，更何况学校以往在监学来巡查时都是受到赞赏。溥仁学校有很多活动都是得到社会的认同，学生过往参赛也是得了不少奖，更有杂志将该校评为名校之一。黄振宗说，总体来说，学校是得到社会认同的。他认为政府不应只看数字，一次定生死。
黄振宗说，对于杀校的处理，在过往也有向政府提出很多建议，但政府充耳不闻。很多学校有悠久的历史，也很有特色。黄振宗表示，不反对一些学校进行合并和重组，过程中应以合作伙伴的形式进行沟通。但政府现时是将学校的营办当成一门生意看待。
新学校也不一定能够直接代替原有的学校，黄振宗说，学校是要用心思去经营，例如学校由上下午班转型到全日制，如何“平稳过渡”就很考验溥仁学校管理的技巧，天主教溥仁学校从二零零三年开始转型，到今年已经顺利变成全日制学校，黄振宗更被邀请到其它学校交流经验。
虽然周围社区的环境村变迁令人口迁离区内，不过，学校对面、东头村第二十三座原址正在打桩，将于二零一零年入伙，到时会是两座公共屋村，合共一千三百五十户。另外，附近有两幢差不多完工的私人住宅，这些都意味着区内对学校的要求仍然存在。
面对社区发展的新需求，黄振宗有信心学校可以应付，虽然学校面积少，课室以外的空间不够新建学校多，但学校的教学设备一应俱全。政府对旧学舍要求不像新校舍，例如新校舍开足二十四班，旧校舍可能开十八班或十六班或更少，这样课室便可以有更多空间。
黄振宗指出，由于现时学生比以往少，要推行小班教学就不用增拨资源，如果不推行小班教学，就会出现盈余，所以这几年教育方面是出现了盈余。
杀校抹去社会集体回忆
黄振宗认为，杀校对家长和学生带来最大的伤害，因为一间自己出身的学校，很有怀念价值，却从此消失，就像没有了根。今次遇上杀校危机，学校收到很多已经到了海外的旧生关心，希望可以帮忙，一起争取保留学校。
很多在社会上发生的事，对于不少市民而言，只不过是擦身而过的事情，然而在不知不觉中，失去的却是社会的集体回忆。而珍惜过去的经验，能让社会吸收继续创建未来的养份。
黄振宗有信心如果零九年政府允许学校招生的话，学校可以开班。
黄振宗有感香港的教育政策的考虑不够全面，需要的时候，大量建校和培养师资，不需要的时候，又很快把学校关闭。他认为，政府在规划方面应该就人口分布和变化等作较长远的考虑。同时，教育方面的管理不能单从经济效益作为唯一衡量的标准。
在采访期间知道黄振宗是第三任校长，同时发现学校员工很多都已经在学校里工作十多年，从小的细节可以看出教职员对工作的投入。学校在承传文化上扮演着重要的角色，当一间间有着不同社会经历的学校被“杀”时，到底意味着有效的管治？还是社会价值进一步被漠视？◇
本文转自第75期《新纪元周刊》焦点新闻
http://mag.epochtimes.com/077/4923.htm(http://www.dajiyuan.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