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纪元7月31日讯】
香港政府副局长和政治助理的委任风波，成了新一届特区政府成立以来的最大政治大地震。尽管扩大问责制，委任新的副局及政助备受香港各界抨击，特区政府仍在继续狡辩，把任人唯亲的新委任制说成是为最终达致双普选铺路，称这是政制向前发展的一步，实在是极尽混淆视听之能事。
更讽刺的是，面对国际油价疯狂飙升，基本粮食的价格也上升至少二至三成，大批职业司机开车到香港人气最旺的中环，抗议港府无能对他们的生计造成困窘加以解决时；当鸡贩因为禽流感来临，面临随时失业三餐无以为继时，行政长官曾荫权却率领一众新任副局及政助召开记者会，逐一公开众高官高薪优职的待遇，真是极其讽刺，也令人瞠目结舌。
今年以来国际原油、基本粮食的急速涨价，是全球性的问题，许多国家的民众都走上街头，甚至西欧一些国家的渔民以船封港来抗议政府的无能，各国政府都竭力寻求解决之道。而马来西亚政府的应对反衬出香港政府的错误行径，也显出港府对民生困苦的麻木。就在这个月，吉隆坡内阁官员自请减薪，以做兼职来增加收入，以便舒缓国内民怨。先不问这样做能否解决面临的困境，但起码这一举动让民众看到了该国政府回应民众呼求的诚意。
反观香港政府，在当前民众面对通胀困境、民怨沸腾的时候，却公然让一众高官公布高薪的待遇，实在是愚蠢至极，让人联想起二零零三年萨斯疫情刚过，港府就违逆民意硬着推出二十三条立法的事件，此次不但做法愚蠢，更显示出港府高层掌握权力的傲慢。
今年是这几年来香港经济最困难的一年，物价油价急升，股市下挫，如今面对全球通胀升温，利率有可能掉头回升，民怨日增，特区政府有责任尽快拿出良方与有力措施，帮助港人渡过难关，但不能病急乱投医。去年出现扎铁工潮、社福界员工工运，今年出现运输界示威、饮食业界的抗议行动，这些工运乃香港历史上几十年来所罕见，他们提出的“改善民生、共享繁荣成果”的口号得到许多港人的共鸣，成为市民普遍的呼声。
这些维权抗争行动反映出香港社会“不和谐”的一面，颇为让宣称“现在的香港是二十年来最好时候”的港府陷入尴尬的境地。沸腾的民意与骄傲的政府之间的博弈折射出强烈的反差，暴露出自二零零三年经济复苏以来香港社会在表面的繁荣底下有着难解的乱局。
形势的严峻程度令人对香港的前途难以乐观。民生方面的深层次问题远没有得到解决，表面上过去几年以来经济增长快速，市面似乎繁荣，但是低收入家庭大量增加、贫富悬殊不断恶化、通胀复燃导致民生疾苦、社会矛盾日益尖锐。去年夏出现的港股大起大落反映出金融市场的重重危机，以前香港经济的多元化局面已经改变，金融业和地产业不适当地主宰了香港的经济命脉。目前香港的基础经济面临崩溃，香港本身的经济泡沫也膨胀得令人吃惊，经济转型苦无出路。而今年港府却背离良善管治，以公币增加新高官职位、以公币自肥过高加薪公仆，扰乱了市场秩序，使得营商环境产生巨变，损害了本来已经每况愈下的香港整体竞争力。
事已至此，港府应当清醒地意识到问题的严重，回归良善管治。现代政府的基本职能和执政基石是维护社会公正和实行善治善政，以大多数平民的利益为施政的依归。特区政府绝对不能形成特殊阶层，拥有自己的特殊利益，不能用纳税人的高额公币去犬养自己的家丁。
社会冲突的积极意义在于揭示矛盾，宣泄民众的表达与诉求。而检验政府良善执政的标准就在于使社会矛盾和冲突减少到最低限度，促进社会公平。港府应当在此经济复苏之际还赋予民，让平民大众合理分享社会繁荣之成果，推出改善民生的举措。譬如动用资源协助基层，推动创造更多就业机会如旅游业、物流业等；增加基建投资，推动具效益的公共工程立项上马，以刺激就业；大力推动再培训工作；推动社区经济活力等等。如此才能化解矛盾，避免社会冲突的再次发生。而提高民生福利，乃是政府的最高使命。
长远来说，港府必须改变片面追求金融中心地位的做法，不能将香港塑造成一个唯经济发展是问、眼中只有资本的都市。目前香港经济重点倾斜于金融投资方面，整个经济结构处于不均衡的状况，以前香港的经济多元化局面不再。港府应当意识到重建香港基础经济的重要，想办法推动经济转型，而不是想着光靠金融业就可以养活七百万港人。香港的社会和政治运作模式长期向商界倾斜的政策也应当予以修订，以期改善整体社会环境，如此方才是长治久安之策。
自从世界银行在一九九零年代初期提出“善治”（good governance）这个使公共利益最大化的口号以来，强调责任性与透明化的“善治”的政府治理改革已成为一个世界性的趋势。港府绝不可陶醉于眼前经济的表面繁荣之中，而回避香港种种社会矛盾的存在。只有回归“善治”，尊重民意，认真反思引发民众不满情绪的真实原因，在危机与希望并存的关头提出良好又慎重的治港方略，方为管治之正道。◇
──本文转自第79期<<新纪元周刊>>自由评论
http://mag.epochtimes.com/081/5036.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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