杜拉克所关心的事物，经常是以人为中心。人再怎么伟大、再怎么有钱、生活再怎么快乐，死去时都只有自己一个人。人，有这种“个体性的存在”。
但与此同时，人也有“社会性的存在”。他们会需要社会性的连结，以及藉由对社会有所贡献，而找到人生的意义。唯有这两种存在同时成立，人才能够真正存在于世界上。再者，如果只考虑到社会，对社会而言也是一种不足。
杜拉克针对人的个体性只在一九四九年写了一篇文章，投稿到美国的地方刊物《思望尼评论》（Sewanee Review）去，就是收录在一九九三年《生态愿景》（The Ecological Vision: Reflections on the American Condition）一书中的〈另一个齐克果〉（The Unfashionable Kierkegaard）一文。
杜拉克所写的其他文章，谈的全都是身为“社会性存在”的人，是如何在社会上活跃、提出贡献，以及自我实现。杜拉克的焦点，是放在人的“社会性存在”之上。为了让身为“社会性存在”的人能够幸福，社会必须要能够发挥它身为社会的功能才行。而予以实现的条件是什么呢？则是杜拉克问题意识的基础。
社会应具备的条件
要让社会发挥它身为社会的功能，就必须在社会中建置“继续”与“变革”的机制。人所需要的，是“继续”的部分。然而，以世间常理而言，任何东西都会渐渐陈腐起来。日本人所熟知的“诸行无常”就是。因此，才需要“变革”来防止社会的劣化。“变革”是用来确保“继续”之用的。
针对社会之所以能成立为社会的条件，杜拉克已经在一九四二年的第二本作品《工业人的未来》（The Future of Industrial Man）里详细地谈到了。要让人的集合不会只是群众，而可以发挥社会的功能，就必须让社会里的每个人都有自己的定位才行。如果只是一群没有定位的人集合在一起，就只是群众而已。同时，每个人还必须要有可以扮演的角色。如果只是一群没有角色可扮演的人集合在一起，就只是乌合之众之而已。
社会要能成立为社会，就必须让里头的每个人都取得定位与可扮演的角色才行。
以一般倾向而言，或至少以世人的一般认知而言，一直以来，欧美较为重视人的“角色”，日本则较为重视人的“定位”。但以杜拉克的认知来说，二者都不可或缺。人若只有工作会很可悲，人若只有存在会很困扰。
除了这两项条件之外，还必须有第三个条件，“其中存在的权力必须有正当性”。也就是说，权力一定得是大家所能认同的才行。只要大家能认同，无论权力是世袭自双亲，或是由神所授与，都没有关系。以上是社会，或者说是组织以社会的形式存在的三个条件。
这和社会是好社会还是不好的社会并无关系。总之，在功能上它可以成立为社会。这就是杜拉克的“关于社会的一般理论”。
当然，人也会追求自由与平等。大家不能忍受当别人的奴隶，也不能忍受有人天生条件好、有人天生条件差。不过，什么是自由，什么又是平等，会随时代与社会而有所不同。过去曾有视人类为神之子的时代，也有视人为政治性存在的时代。
资产阶级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的本质
一七七六年，詹姆斯．瓦特（James Watt）发明了实用蒸汽机，大幅提升了生产力。因而诞生了人与人一起工作的工业社会，也就是组织社会。
奇妙的是，同样在一七七六年，亚当．史密斯（Adam Smith）写下了《国富论》（The Wealth of Nations）一书，宣称人只要自由追求利润，就会幸福。自从亚当．史密斯指出“人是经济的存在”，把人比喻为“经济人”（economic man）、“经济的动物”（economic animal）以来，这样的观念就一直持续至今。
资产阶级的资本主义认为，只要以经济为中心，神那只看不见的手就会把社会调整成对最有益的状态。然而，据以得来的结果，却会造成差距与疏离。获益的只有原本的丰足者而已，他们变得更为丰足。
相对于此，马克思社会主义认为，只要从资本家手中夺取生产工具，无产阶级（劳动阶级）就能获得解放。然而，据以得来的结果，却使得精通教义的人，也就是党政当权人物（特权阶级）得以支配大众。俄国已经因为第一次世界大战中的革命，而更换了支配者了。
看起来，资产阶级资本主义与马克思社会主义似乎都坐上了救世主的宝座，以异质而完全对立的态势彼此交战。目前在学校的课程里，也都还是这么讲的。
然而，有一点必须要注意的，就是资产阶级资本主义与马克思社会主义虽然彼此激战，事实上二者却都是以经济为中心的主义，也就是“经济至上主义”。@
摘自 《一本读通克拉克》 商周出版社 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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