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纪元9月22日讯】（大纪元记者王文旭编译报导）2006年11月1日，中国总理温家宝签署了第477号国务院令，公布《北京奥运会及其筹备期间外国记者在华采访规定》。根据这项规定，自2007年1月1日至2008年10月17日之间，“外国记者在华采访，只需征得被采访单位和个人的同意。”（第六条）。这项“到期作废” 的规定曾被国际奥委会标榜成“一种进步”。
奥运期间，数以万计的外国记者来到中国，除了追踪体育赛事的体育记者外，也有一部分新闻记者希望前往北京以外的城市，了解这个国家的真实生活。当他们试图这样去做的时候，他们发现，即使在奥运这个特殊的时间段里，中国的现实和中共宣传之间的距离和以往一样的遥远。
德国《南德意志报》的驻京记者包克（Henrik Bork）原打算在残奥会期间写一篇有关中国残疾人生活的报导。在两天的时间里，他从北京飞到四川，再从四川飞到合肥，五个采访计划在中国安全部门的“关照”下相继流产。《南德意志报》9月15日刊登了包克的采访调查工作记录。用包克的话说：这篇文字“记录了一次失败的采访调查”，同时也是对中国当局限制新闻自由“违信背约的记录”。
一、由热变冷的中国同行
9月10日是残奥会开幕后的第五天。这天上午10点，《南德报》的驻京记者包克在《达州晚报》上读到一篇有关中国农村残疾人的艰难生活的报导。记者随即拨通了《达州晚报》的电话，该报一位中国记者表示愿意陪伴这位外国同行到乡村实地走访。“咱们记者是一家人”，中国记者在电话中非常友好地说，“您只管来。”
下午3点，包克乘坐的飞机降落在达州机场。达州是一个拥有600万人口的工业城市。在达州晚报社的门口，他见到了等在那里的那位中国同行。这位中国记者神情紧张地说：“现在有点麻烦”，他告诉德国记者必须先去对外宣传办公室和外事办公室登记。包克抬出了《北京奥运会及其筹备期间外国记者在华采访规定》，他说：“现在只要被采访者同意，外国记者就可就可以采访”。中国记者为难地回答：“现在特别严”，然后就客气地告别而去。包克知道，去对外宣传办登记之后，只能在有官员在场的情况下采访，这样取得的素材几乎没用，因为很多中国人会不敢说话。
二、沉默的残疾人救助者
晚上8点半，在乘出租车去机场的途中，包克突然想起了重庆忠县的陈玉英。陈玉英自己身有残疾，但一直在帮助其他的残疾人。包克拨通了陈玉英所在的民间组织的电话，问她能否接受采访。陈玉英回答说，要考虑一下再作答复。过了不久，陈玉英打回电话说，很遗憾，她眼下不能接受采访，但是没有解释原因就挂断了电话。
三、深夜来电的出租司机
“你怎么不去我们村看看？”听到他们通话内容的出租车司机问德国记者，“我们村里有两个残疾人，根本没有政府救济。他们过得很惨。我可以开车拉你去。”包克于是立即改变了回京计划，让司机掉转车头，返回城里，并在华夏大酒店订了房间。他们约在次日一早8点去那个村子。
深夜1点，包克所住的华夏大酒店1308房间的电话突然响起。包克接起电话，听筒里传来的是那位出租车司机的声音。他吞吞吐吐地说，不能载记者去他们村子采访残疾人了。村支书已经找他母亲谈了话。司机不愿意说是从哪里得到的包克旅馆房间的电话号码。更让包克费解的是，那位村支书怎么这么快就得了他要去采访的消息。
四、迟到的“六四”伤残者
次日（9月11日）一早，包克一边吃着馄饨，一边给一位叫方政的残疾人运动员打电话。方政不久前曾接受过他的采访。方政告诉他，他认识一位农村的残疾人。这是一个失去双臂的年轻人，曾经被视作泳坛新秀，在一个残疾人游泳队呆过。因为成绩还是差了一点，离开了游泳队。现在他只好回到村里放羊。这位残疾人的家人在电话里答应接受采访。方政也答应一同来。于是包克决定动身去安徽合肥。
下午3点，方政走进了和平国际大酒店的大厅，比约定时间晚了一个小时。他告诉包克：“你还在飞机上的时候，警察把我叫去问话。”警察对他们的计划了如指掌。他们告诉方政，如果不想有“麻烦”，就最好不要陪着德国记者去采访。包克明白，这是一个直言不讳的让他放弃调查的威胁。他知道，方政敢把自己受到威胁的事说出来已经很不一般。大多数中国人都会像那位出租车司机一样，仅仅在电话里嘟囔几句“对不起”而已。方政已经习惯了跟国安和警察打交道。他的双腿在八九年的天安门大屠杀中被一辆坦克轧断。1992 年3月他曾经代表北京地区参加了在广州举行的第三届全国残疾人运动会，取得两项冠军。1994年北京举办远东及南太平洋地区残疾人运动会，他理应在全国选拨之列代表中国参加这一国际比赛，后因他是“六．四”惨案的伤残者，被取消了参加比赛的资格。
很明显，包克的电话一直在被监听。包克写道，在这种情况下，不顾一切去村子采访那位残疾人运动员是不负责任的作法。等记者坐了四个小时的车到达那个村子的时候，那位年轻的残疾运动员可能早就“出门，不知道到什么地方去了”，或是受到警察的威胁。包克只好退掉了已经订好的出租车。
五、被强制休眠的慈善机构
晚上6点，包克决定做最后一次尝试，他给一个美国慈善组织写了一封电子邮件。七年多来，这个慈善团体在中国很多农村地区为残疾人捐赠轮椅。一年前，在一次轮椅捐赠活动中包克结识了一位名叫Jaida的藏族女士。Jaida今年 42岁，脊椎损伤造成她的手臂和腿瘫痪。一年前，她的妹妹用小推车把她带到村里的小广场，在那里，Jaida得到了她这辈子第一台轮椅。当时，包克还了解到，Jaida每天晚上睡在马棚里的一堆发臭的干草上，因为她大便失禁。那位慈善组织的人曾告诉他： “我们刚才送给一位妇女一台轮椅，她高兴得哭了。这是她第一次能出门见见阳光”。根据中国官方公布的数字，中国有八千三百万残疾人。尽管在北京和省会城市合肥可以看到为残疾人专设的交通岗，但是大部分残疾人都生活在农村。政府对他们几乎没有任何救济。即便有一些救济款，也经常被无所不在的中共腐败官员就地私吞。很多残疾人在街头流浪乞讨 。
晚上7点半，包克收到了那个美国慈善组织回复的电子邮件。这家慈善组织也拒绝了采访请求，信中说，中共当局今年禁止该组织捐赠轮椅，一批志愿者曾于4月来到中国，结果没法工作，只好把大约一百个轮椅存在仓库里，他们希望在残奥会之后或许还可以把轮椅继续送发给那些需要的人。包克引述一位消息人士的话说，“由于奥运会和残奥会，很多在中国帮助残疾人的非政府组织在今年夏天都被要求停止工作。”
六、终于现身的监视者
晚上9点，包克彻底放弃了采访计划，登上返回北京的飞机。一个早就等在那里的中国人在他落座之后对着手机说：“他上来了”，然后在起飞前片刻下了飞机。这位监视者完成了他的任务，而一位外国记者在中国的采访调查就这样彻底夭折。(http://www.dajiyuan.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