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纪元9月27日讯】三鹿毒奶粉事件引发世界对中国产有毒品食物的一片恐慌，人们似乎都把其归罪于中国大陆人道德沉沦的问题。今天香港苹果日报评论指，毒奶粉事件不是道德问题，而是社会问题和制度问题。
评论称，毒奶粉事件爆发以来，香港舆论尤其是网民都纷纷责骂大陆人没有道德：奶农没道德，二道贩子没道德，制奶粉及奶制品的工厂没道德，各级干部没道德。温家宝前两天在纽约谈到毒奶粉时也把此事件的矛头指向企业家的道德，而轻轻放过高层官员的责任，尤其是，有没有因为举办京奥的政治考虑而封锁8月1日就已确知的毒奶粉消息。
评论称，若这是道德问题，那么整个社会的道德沉沦又是怎么发生的？道德问题最重要的门槛是“同理心”，也就是孔子说的“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这是孔子回答子贡问：“有一言可以终生行之者乎？”的答案。当中国质检总局局长李长江先前说，对制奶粉企业进行专项检查，80%都是合格的。他不会想到，如果他的孙子所吃的奶粉，正是那20%不合格企业所生产的占市场80%的产品，他会不会这么说。
评论称，如果胡锦涛、温家宝或其他政治局常委的孙子，是毒奶粉的受害者，他们会压下公布毒奶粉的消息吗？这就是同理心。也许我们还会问：奶农、二道贩子、奶粉生产商，他们是不是也没有同理心了呢？“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这个最基本的道德门槛，是不是大陆绝大多数人都跨不进去？
评论称，中国大陆社会的财富分配，一直向资本（与权力“联婚”的企业主）与政府（不断加大税收）倾斜。中国社会遂陷入既发展又穷困的怪圈。社会消费也出现富人消费高档产品与穷人消费低档产品的两极分化。为迎合低收入者的消费需求，自然有生产者生产低档产品以至伪劣产品。在成本压力下，生产者无法顾到道德。而低收入者也只能食用这些不合格的甚至有毒产品，他们可以有别的选择吗？
国企改制与圈地，使社会贫富分化益趋严重。上月底中国农业部长孙政才披露，2007年城乡居民收入比，已扩大到3.33比1，而在1984年改革开放初期，城乡收入比例只处于1.71比1的低水平。被中国界定为农村人口的农民，则有将近8亿人。
评论最后指出，有广大的低收入消费者，就有难以抑止的不道德的生产商，就有与这些生产商相勾结的各地官员以至中央官员。中国每年投入上百亿元在航天工业，而这是科技与国力都远超中国的德、日、英、法都不会发展的。神七升空，供奉着这项国家荣誉的，则是数亿食用低劣产品的穷人。他们无法分享国家荣誉，因为从根本上说，他们是衣食不足无以知荣辱的社会底层的一群。毒奶粉不是道德问题，而是社会问题和制度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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