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纪元9月4日讯】持德国护照在香港被阻
本来我天真的以为，自己持本德国护照，就可以走遍民主天下。嘿！居然我还是撞了黑，一头栽进了香港海关警察手里，遭到拘禁二十五小时后遣送离境的待遇， 碰了一鼻子灰。我至今还迷糊不解的是，香港始终是我心目中民主制度的圣地，是我们中国民主化可以借鉴的模式和样板，居然发生如此荒唐的一幕，实在令人匪夷 所思。
这里借《争鸣》杂志一席之地，忠告香港政府和香港同胞，香港的民主制度正在倾斜和倒塌；也请中国政府关注此严峻问题，香港“五十年制度不变”的承诺已经在动摇和扭曲。
八月一日早晨六点半，我和费良勇（民主中国阵线主席）登上香港国泰CX521航班从法兰克福准时抵达香港。我们匆匆来到空荡荡的海关检查口，各自走向检查柜位前。我递上护照，海关警察把我的护照在电脑上一刷，随手在一张表格填着什么，回头招来他们的长官。我心里纳闷，我的护照没问题呀。不由的回头看一下费良勇，他也正在面临与我相同的待遇。上来了一位肩上扛着两颗花的边关警察，礼貌的说：“我们需要例行公事的检查，一会儿就好，请你随我来。”但是事情的 发展并不像他承诺的“一会儿就好”，我们失去了自由。
被拒入境还遭拘禁
我被带入海关警察办公室，按照要求通过安全检查程序，然后警察要我拿出手机拆下电池板。我很纳闷，电池板与检查证件有什么因果关系呢？没多久费良勇也被带来，同样被收取手机电池板。后来我们才意识到当局不让我们与外界联络。
一位被称为“主任”的警官与我们谈话，询问姓名、住址、工作、家庭情况以及我们的旅行行程和目的。询问完毕，嘱咐我们等待，不能随便走动。始终有一个警官距我们约三十米处监视我们。
我们耐心的等待了两个时辰。这期间不断有人被带进来，过一阵又不断的被放行，而我们却动弹不了。我和费良勇这时开始意识到了问题的严重性，我们窃窃私语，自然与“北京奥运”和“国家安全部”挂起来。由于不知事情的深浅，我拿出在德国登机前，法兰克福机场给我们每人一张七十六港币价值的礼券，向警官申请外出用早餐，并说行李放在这里。结果遭到拒绝。
两个多小时后，与我们谈话的“主任”正式通知我们：核查结束，你们不受欢迎，等待遣送回法兰克福。我们问：什么理由？他不直接回答，只是说：“我们上级不同意。”并让我们在一张“致乘客的通知书”和“遣送通知书”上签字。我内心虽然很伤感和失落，但我是守法公民，既然香港政府不欢迎我，我就不进入香港，直接去日本。我毫不犹豫地签了字，配合香港当局完成了法律程序。
签字时我们尚未意识到失去自由的概念。当我们在警界线内墙上读到“被拘捕∕羁留人员可以与亲属、朋友、律师通电话，得到同意还可以获得探访”的内容，费良勇急步走出隔离带找警官评理。结果冲过来几个警官，大呼小叫让他立即回到隔离栏内，并命令他不允许走出这隔离栏。当费良勇使用自己的电脑时，忽然七八个警察如临大敌一般冲过来。我惊惧的看着他们，他们直冲到我身后的费，围着他，大声嚷嚷“你在干什么？”费回答：“我写东西呵。”其中肩上有几条杠的头说： “不可以使用电脑。”我说：“他电脑没有连接网络，你们怕什么？”其中有警察应声“是，他没有网线。”随即他们散去，那个头又走回来好言说：“请你也不要在这里写东西。”费说：“我可以不写，但是在德国就是坐牢的犯人也可以写东西，可以读书，还可以著书立传呢！”我也来了劲：“别说写东西，看电视、喝咖 啡、抽烟，要愿意还可以把老婆、情人带进来住。”那个警官看我一眼，坚持要费良勇收起电脑。这时我才意识到我们失去了自由，受到了行为限制。
我们的基本人权遭到严重侵犯。其依据是：其一，我们是根据德国与香港政府签署的两地公民免签证协约进入香港的，香港政府却拒绝我等入境；其二，我们并没有被告知原因而被拒绝入境，是当局无视法律，我们客观上遭到了歧视；其三，我们只是被拒绝入境，并不是违反香港法律，但遭到非法拘禁，客观上我们失去人身 自由。
人的尊严不可侵犯
在拘禁期间，香港当局把我们视为罪犯对待。
没多久，过来三个下级警官押解我和费良勇取行李。一路走去，那个跟着我的警察不停地大呼小叫，我实在受不了这种语言摧残，忍无可忍的说：“你不会好好表达你的意思吗？何必大呼小叫呢，要知道我们是从法治国家来的。”一阵无声后，他平缓声调问：“你们是从台湾来的吗？”我都懒得回头看他说：“不是！”可能是好奇心理，顿了一阵他还是接着问：“那你们是从哪里来？”我回答：“德国！”在我背后的他紧走到我边上细声问；“去几年了？”我回答：“二十年！”小警官一下子变成了温顺的羔羊。
取回行李后，不久进来四个荷枪实弹的武装警察，让我拿着行李跟他们走去一个小屋，说是履行安全检查。本来屋子很小，他们四个分头一站，中间也只能勉强将箱子打开。他们细细搜查箱子，每一个角落，每一件衣服，每一个口袋，然后搜我身，差不多摸个遍，我尽管知道我没事情，但是这架势还是让我起了一身鸡皮疙瘩，心里一阵阵心酸和悲凉。 接着费良勇也被带进小屋进行搜查。
没多久，又来了一个警察要求搜查我，我抗议道：“不是刚才进行过了吗？”他回答：“这是不同部门的执行程序。”然后在我身上细细搜查，甚至把我皮夹也打开，一张张纸币翻看。 这一过程我真的感到很受侮辱，我实在憋不住了大声说：“我感到受到了羞辱，皮夹是很私人的东西，你们怎么不懂尊重人的尊严。我们是路过香港，你们可以不让进入，但是不可以把我们当作罪犯对待。”这样的搜查在以后又进行了一次。
在接下来的二十个小时，香港当局始终将我们与偷渡客拘禁在一起。我们深深感受到了侮辱，这已经不是什么法律范畴内的事了，而是在制造威慑和恐怖，已经严重侵犯了人的尊严。
京奥波及香港草木皆兵
在等待遣送的时间，我们要求直接送我们去日本，事实上原本我们就是在香港转机，原计划是第二天赴日本参加东京“全球支持中国和亚洲民主化论坛”的国际会议。我们向当局提供了行程和机票，但是遭到拒绝。
香港立法会议员、民主党主席何俊仁先生，以及香港立法会议员梁国雄先生来探访我们。何先生解释说：“估计是北京奥运非常时期，搞得香港草木皆兵。”
事实上我们民主中国阵线是支持北京奥运会的，老百姓喜欢的事，我们当然支持。支持可以有不同表达方式，三呼万岁是支持；善意批评，敦促履行改善人权、开放新闻承诺也是支持。无论是民主人士、异议人士、宗教人士等，都是“社会和谐”的标志性指标，连这些社会群体都容纳不下，“和谐社会”又从何而谈起呢？
香港社会的正气和善意
何俊仁先生是一位律师，他征求了我们的意见后，归纳提出这样的诉求：第一、坚持争取进入香港；当然这看来没有可能性，但是也要作为诉求之一。第二、在机 场旅馆过夜，明天赴日本，反正已经预定了旅馆。第三、在入境羁留处过夜，委屈一晚上，明天赴日本。总之，目的是不返回德国，去日本参加会议。
之后何先生几次与当局交涉，一再保证我们是正派的文化人，不会出问题，并再三强调，他和梁先生愿意为我们签署担保书。尽管协商过程中又出现了几次反复，最终我们得到答复：同意我们去日本。不过还是留了个尾巴，假如西北航空公司不愿意配合遣送，我们还得回法兰克福。
我们非常感谢何先生和梁先生的亲临援手。在与他们话别时，何先生一再嘱咐“发生问题时，马上与我联络，我会关注此事进展。”
事后我们从不少媒体以及香港朋友们得知，媒体新闻人员这天都在机场大厅声援我们，要求采访我们，质问香港入境处，但入境处官员只是一味推诿：“无可奉告。”
德国驻香港领事馆岑斯麦斯特女士（Zinsmeister）也打来电话找我们。她了解了前后情况后，祝愿我们顺利赴日本参加会议，并表示德国领事馆会继 续关注我们的情况。事后我知道我家里的电话不断，朋友们纷纷来电询问和安慰我太太。在德国的朋友们也很快与德国外交部联系上，并得到了我们安全的承诺。
在这里我衷心感谢声援和帮助过我们的所有朋友们！
没有结束的结语
八月二日八点半左右，三个警官遣送我们登上国泰飞往东京的航班。一路上他们向我们道歉：“对不起，对不起！”费良勇说：“不是你们对不起我们，是胡锦涛，是温家宝，是中共专制政权对不起我们！现在他们这样对待我们，以后也会这样对待你们。”
原以为这件事就此结束了。不然，八月六日我们从东京回程香港，在香港转机回法兰克福。但是我们在东京机场办理登记卡时，对方叫来他们的头头与我们谈话， 给了我们新的机票，让我们去法国航空公司，从巴黎转机，或者从埃及转机去法兰克福，理由是香港有台风。我说；“我们愿意在香港机场等待，或者推迟起飞。” 国泰航空公司小姐们说什么也不让我们登上此次班机。滑稽了，选择什么乘坐什么航空公司飞机是顾客的权利，怎么可以硬是把我们转给法国航空公司？难道这不是人权侵犯吗？
回家后，我才知道盛雪、杨建利、张晓刚、阿海等朋友都遭到拒绝入境和遣送的结局，稍前还有秦晋、潘晴等同仁遭到同样待遇。我们深深的感受到北京奥运使得人权恶化直接波及香港。
在此，我们也正告香港政府：这事发生了，就不能让它轻易的过去，这关系到我们这些人的人权尊严，关系到维护“香港制度五十年不变”的既定方针。我们会采取一系列行动，讨回公道，维护香港社会的法治健康。我们也希望得到香港社会的积极支持！
二○○八年八月二十二日德国
──转自《争鸣》2008年9月号(http://www.dajiyuan.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