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筱超:中共对书的暴力

朱筱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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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纪元10月5日讯】古今中外的独裁者都对好书有仇视的恶习,都对好书采取暴力手段。中国有焚书坑儒和文字狱,对书的暴力实际上是独裁者对人的暴力。我是一个老新华书店工作人员,和书共处了一辈子,对此深有感触。

国民党治下书店还有自由天地

记得小时候日本侵占中国时,国民党统治中国时,书店还是比较有自由的天地,虽有一些查禁,还没有今天这样滴水不漏、闷死人的感觉。较宽松的年代是解放初期的四,五年,书店里有古今中外的许多书,当时“延安文艺座谈会”还没有“统治”全国书店。书店里“封建才子佳人,崇洋媚外”的书,和有自由独立见地的书还不少。当时中国有不少有才华有思想的新老作家,巴金、老舍不用说,青年作家也很多。即使在“抗美援朝”前线的安东(现在是丹东),一到星期天,书店里人总是满满的。

一九五六年的所谓“胡风反革命”是五七年反右派的序曲。中国有多少优秀的人才因为书而被打成右派和反革命,无法计算,但是书也因此被打下了十八层地狱。许多许多的好书被定为“政治犯”列入报废书目,从书店消失。

一九五七年的反右派运动,是一场中国有史以来最恶劣的反人性、反思想、反文明的野蛮政治暴力,扼杀了中国大批有思想有才智的知识分子,也毁灭了多少万的优秀书籍,它比秦始皇的焚书坑儒实有过之而不及。也从此对书有了一个“新闻出版暴力署”,专门对书籍实施各种暴力。

书,包括孩子们用的课本,是人类取得知识、智慧和道德信仰的主要源泉,尤其是优秀的有创意有思想的好书,更是人们的良师益友。书也有坏书,对人进行愚昧和丑恶的灌输。

五七年反右以后,中国出版发行的书,基本上没有真实作家的作品,而只有御用文人的宣传品。即使有勇敢者敢写,也无法在中国出版发行。偶尔在文革结束的短短的时日里,有过一点“右派文学”或“自由文学”,但很快就被暴力了。中国人写了文章,只有到香港和国外去发表,出版成书,偷偷地回到中国来暗地里发行。

60年毁书多于百个焚书坑儒

新华书店公开发行的书,是经过了无数次暴力──作品审查、出版批号、印刷许可、订单审核订购,最后才能面对读者。我做过书店的进货工作,当过书的生杀手,在政治运动中稍有一点“问题”的书,我是不敢轻易进书的。有一种内部发行的书,专门供给领导的,包括《金瓶梅》等,倒是稍有开放之意。另外一种暴力是用一种书来压倒许多书。文革期间,新华书店基本上是清一色的毛泽东著作、革命歌曲、样板戏、中央文件等。许多许多的书,都被报废打入销毁的冷宫,甚至就像书法的字帖也难逃死亡的命运。可以毫不夸张的说:中国建国六十年销毁的书,比一百个焚书坑儒还要多。

所谓改革开放三十年,书的命运又走了另一个惨状,受了另一种暴力。中共的新闻出版署在加强和完善它的暴力审查系统的同时,开放了所谓的书的市场,为众多的坏书、黑书、黄书打开了大门,尤其是生财之道的书、低级庸俗的书,加上精美的包装,摆满了书架,而真正有思想有见地的书很少能够出版发行和读者见面。最可恶的是对中国历史的抹杀,凡是对中共不利的历史书,一概不能有,就连学生的课本,也要删除,而取代的则是灌输愚民的大批官样谎言文章。

对书的暴力即是对人的暴力

中共对书的暴力,实际上是对人、对作者的暴力。这种暴力,扼杀整整半个多世纪的中国作家。中国人在这种文字和书的暴力下,不可能有真正的自由写作和创作,也就不可能有真正的好作品。有人说中国没有诺贝尔文学奖不公平,这是对中共最大的讽刺。这种暴力的恶果,还会影响到中国今后相当长的一个历史时期,扼杀中国知识分子的思想解放会有久远和巨大的影响。

中国的书的命运和中国人的命运是完全一致的,只有中国人民摆脱了一切统治的暴力,中国的书才能有真正的自由天地,不受任何暴力的迫害。

转自《争鸣杂志2009年10月号》 (http://www.dajiyuan.com)

本文只代表作者的观点和陈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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