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纪元11月29日讯】二零零九年是女性获奖者最多的一年。 其中文学奖得主赫塔‧穆勒、医学奖得主卡萝‧格莱德的故事别具意义。
母亲遭流放、身经秘密警察死亡威胁及长年暴力监控，西德文学家赫塔‧穆勒在极权统治下的三十多年承载着超负荷的心灵伤痕，写作是她治疗伤痕的天赐良方，在专制环境下，创作获国际奖项成为保命的护身符。出逃到西德时，受共党迫害的历史也一并打包带走，二十多年来，一个个死去的朋友的故事、他们反抗、无力、自杀及被谋杀的绝望状态，在她诗意的语言、简洁的文句中倾泻流出，共写作了二十一本作品，作品被译成多种外语等，并且带来二十多份奖项——包括今年诺贝尔文学奖。
另一位同为二零零九年诺贝尔得主的美国约翰‧霍普金斯大学分子生物与遗传学系主任卡萝‧格莱德，早年曾患有语言障碍，为了克服先天的不足，她不断地锻炼自己的记忆力，由此学会了专注的技能。格莱德把日后的成功归功专注于目标的特质。身兼大学教授、妻子和母亲的身份，获颁诺贝尔医学奖，格莱德却只是谦虚的表示，自己之所以会成功，只是遵照父亲的信念——选择自己喜欢做的事情，再加上从小培养的专注力。
为死于暴政 的生命而活
诺贝尔文学奖得主 赫塔‧穆勒专访
文 ◎沙莉
十月十五日，诺贝尔文学奖得主赫塔‧穆勒参加六十一届法兰克福国际书展。（Getty Images）
赫塔‧穆勒，一位刚出炉的诺贝尔文学奖得主，在其耀眼的奖项光芒下，藏有一颗坚忍、沉重及不愿向极权低头的心。在极权统治下的三十多年悲惨生涯，透过穆勒凝练的诗歌和率直的散文，将被放逐者的无奈心境和官员的野蛮腐败，一一呈现在世人的眼前。
十月八日下午一点整，斯德哥尔摩老城瑞典学院大厅的一扇门被推开了，常务秘书恩隆德走了进来，他对来自世界各地的记者、作家、评论家和文学爱好者正式宣布：“今年诺贝尔文学奖颁发给德国作家赫塔‧穆勒（Herta Müller），她以诗歌的凝练和散文的率直，描写出被放逐者的境遇。”
恩隆德的话音刚落就是一片掌声。一位记者亮出了一张报纸，头版就是该报预测穆勒获奖的新闻。
德国作家赫塔‧穆勒不但是个高产的作家，且作品荣获过众多文学奖项，但华人对她依然很陌生，她的作品在中国大陆没有任何译本，在台湾仅有一本译作。穆勒的作品，以描写罗马尼亚共党垮台前的极权统治时期，人民痛苦地生活在秘密警察无所不在的监控中，震撼人心。她在世界文坛被誉为“罗马尼亚独裁统治下的良心文学家”和“当代最值得信赖的作家”。
自幼感知暴政 不与极权为伍
一九五三年八月十七日，赫塔‧穆勒在罗马尼亚西部巴纳特省的乡村出生。巴纳特省是一个少数民族混居的地方。那里有匈牙利人、罗马尼亚人、塞尔维亚人、德国人、斯洛伐克人和保加利亚人等。穆勒则来自一个德语家庭。二次大战期间，她的父亲曾加入德国纳粹党卫军，后来的职业是货车司机。一九四五年史达林下令将罗马尼亚的德裔少数族群，送到苏联做奴工，名义是为希特勒赎罪。其中包括穆勒的母亲，她在乌克兰劳改营待了五年才返回罗马尼亚。穆勒的祖父母本是富裕的农民，但在共产党统治罗马尼亚后，他们的财产尽被集体农庄褫夺。
今年五十六岁的穆勒出生在罗马尼亚，瑞典学院评价她“以诗歌的凝练和散文的率直，描写出被放逐者的境遇”。（Getty Images）
穆勒说：“我唯一记得的家里的事，就是我外公是‘地主’，我申请上大学的时候，得把这一点写上。我外公外婆从来不休息也不出门，手头一宽裕，就去买更多的地。他们日夜劳作，可是到了一九四五年以后，什么都没了。他们的地被集体农庄夺去，那时十七岁的母亲在劳教营里被关了五年。他们把那称之为‘重新改造工作’。我母亲眼睁睁看着许多人饿死。
这些事贯穿着我的童年，我们的村子里，大部分人家境都差不多。小孩没有什么政治概念，但总会有话语之外的记录方式。我们的行为很复杂，语言也说不清楚。我很早就感受到了那种压力，感觉到有些事情是不对的。
因为我的母亲被流放了，我从小就一直听到有关苏联的消息。当时这个主题在罗马尼亚还是个禁忌。这在我生活的小村子里不是个案，几乎我母亲那一辈的人都被流放了，所以这个主题是整个村子的主题。所有人都知道事情是什么样的，他们也会讨论，即使只是通过暗示。我当时还不知道大人们具体在讲什么，但我知道是些很糟糕的事儿。当时我自然而然就萌发了以后必须把这些东西写出来的念头。”
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罗马尼亚处于共产党统治下，以齐奥塞斯库为首的罗共成立了臭名昭著的“国家安全部”，即秘密情报机构。
在一九七三至七六年间，穆勒在蒂米什瓦拉大学修读德国与罗马尼亚文学期间，已对当时罗共政权深感不满，她接触了被称为“巴纳特行动小组”的德语文学社团。这是罗马尼亚的德语青年作家为寻求言论自由反对独裁专政而集结的团体，虽然这个团体并非政治性的，但成员受到国家安全部的迫害，有些甚至被逮捕。
一九七七年穆勒大学毕业后到一家工厂工作，翻译从东德、奥地利、瑞士进口的机械使用手册。但她不被允许接见外国专家。这时罗共国安特务邀请她为国安部作间谍，穆勒不肯。在她二度拒绝与国安合作后，国安警察说：“你会后悔的，我们会在河里淹死你。”然后国安在工厂里散布穆勒是特务的谣言，以此逼迫穆勒辞职。“人可以习惯死亡威胁，这毕竟是任何生命有一天要面对的。但诽谤却谋杀人的灵魂。你会感觉到被恐怖包围着。”穆勒如是说。这期间穆勒的父亲过世了，穆勒开始写作，以文字支撑自己。
一天她在路上行走，便衣警察绑架了她。然后一个警察头子开始辱骂她，说她是妓女，和八个阿拉伯学生睡觉以赚钱买衣服和化妆品。穆勒否认了这个莫须有的罪名。因为这时她没有工作，也会因为共产党发明的“寄生罪”被关进监狱。警察头子又说：“只要我们愿意，可以找到二十个阿拉伯人作证。”警察开始踢她的后背。这时隔壁传来女人的痛苦的叫声，不知是正在被殴打还是被强暴。然后警察强迫穆勒吃掉八个鸡蛋和浓盐青洋葱。最后把她踢到外边，让她在草地上呕吐。穆勒说：“被从街上绑架比受到传唤更加可怕。你可能就此消失，无人知道你在哪里。如他们所说，可能成为河里的浮尸。”
写作并在德国获奖
一九七八年她写作了第一部短篇故事集《低地》。在这部作品，穆勒将现实和幻想、恶梦与黑色幽默揉合在一起，以孩子的视角展现了乡村生活的压抑，并影射独裁统治下同样压抑的社会氛围。和当时该国所有出版物一样，作品遭到罗共当局审查删减，且四年后才得以出版。当局勒令删去的一个词汇是“箱子”，避免叫人联想到“逃亡”。穆勒对此说：“我总是警告自己不要接受政府供给人民‘词’的意义，我也意识到语言本身不能作为抵抗的工具。语言唯一能做的就是保持自身的纯洁。”
一九八四年，她将《低地》的未删减本偷送到西德出版，受到了热烈欢迎，她为此获得了“观点文学奖”。同年她出版了《暴虐的探戈》，该书描述罗马尼亚一个德裔小村的艰苦生活，以及官吏贪污腐败、欺压弱势的恶行。一九八五年她在德国又获得了“劳里斯尔文学奖”和“不莱梅文学促进奖”。因为写作，穆勒不再是默默无闻了。
穆勒说，在德国获奖当时对她意义很大，因为这个奖在一定程度提供了保护。国安部秘密警察觉得她出去一下比较好，这样会使人们认为她的确是间谍。于是穆勒第一次踏出了罗马尼亚。当行程结束返回国内的时候，西方国家已经注意到了穆勒。罗马尼亚方面也不能对穆勒为所欲为，他们要考虑到国际影响。
穆勒说：“观点文学奖让我有了一件‘防弹衣’，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它是我最重要的奖。这不仅涉及我，也涉及当年的那些受害者，他们终于意识到这些往事不应和自己一起长眠于地下，应当公诸于世。这很重要。”
之后穆勒在法兰克福书展公开发表演讲反对罗共统治，因此，她的作品被禁止在罗马尼亚出版。但是，她继续写作，即使国安警察使她的生活变得越来越艰难。
一九八六年她写作了《人是一只大野鸡》（英译作《护照》），讲述的是罗马尼亚境内一个德裔少数农民家庭，为了得到离开这个国家的护照而做出的种种努力，这部作品暴露了乡村行政官员野蛮和腐败，从邮政局长到牧师，不停向那些请求离开这个国家的人索取财物，甚至索取性贿赂。作品呈现了家国两殇的沉痛和绝望。这期间穆勒正申请移居到西德。
一九八七年，赫塔‧穆勒与丈夫得以移民西德。穆勒避难到柏林以后，罗共特务还到德国骚扰她。
移民德国后，她成为国内外许多大学的客座教授，她依然笔耕不辍，共写作了二十一本作品，作品被译成多种外语等，并且带来二十多份奖项。
赫塔‧穆勒是今年法兰克福书展的亮眼之星。（AFP）
手写我心 不刻意为之
瑞典学院常任秘书恩隆德说：“穆勒写的东西有一种不可思议的力量，她的风格非常非常独特。只要读上半页，你就立刻知道这是赫塔‧穆勒的作品。
她的语言一流，她的遣词用句极其精准──而她也有故事要讲。她讲述了人的无家可归和疏离感，表现了罗马尼亚的少数族群德裔的心声，以及人们如何在独裁统治下苟活。”
赫塔‧穆勒部分作品 （Getty Images）
台湾在一九九九年出版过她的小说《风中绿李》，这本书赢得了一九九八年都柏林文学奖。小说以一句句警钟似的短语开头，全书用第一人称叙事，描写一个个死去的朋友的故事。诗意的语言、简洁的文句直指黑暗核心，刻画罗马尼亚独裁政权底下，人们反抗、无力、自杀及被谋杀的绝望状态。“若我们沉默不语，我们的心里会觉得不舒服，若我们说话，我们会变得可笑……我们用口里的话语就像用草丛里的双脚一样会蹂躏许多东西。”
《黑色的大轴》的开头就使人感觉到她建构意境的出众能力，“并不是窗也不是镜子，向井里望久了，常常会望进去。那时，外公的脸就会从井底升起，停在我的脸旁。他的双唇是水。”
穆勒是这样谈论写作的语言，“写作的句子要准确、有它的节奏，读来朗朗上口，如果读起来佶屈聱牙，那么肯定是哪里有问题。段落间的变化，诗化的段落和纪实的段落搭配，错落有致，整体之间要有变化，环环相扣，这都是要考虑的，但是这些又都是直觉的东西，我之前也不知道，只是写到这里某个句子自己冲口而出，仿佛要将自己展示在世人面前。我只是一个媒介和载体而已。这些都是在写作中水到渠成的，在此之前我也不知道我会怎么写。”
“我现在想祝福东欧那些经历了独裁时期的人们，比如安德鲁霍维奇或那些东保加利亚地区的人们，我为他们而高兴。但我不能装作好像自己一直都在为他们着想，否则我就是自欺欺人，我的写作并没有什么任务可言，我只是写和我自己有关的事情，这些从某种角度来说都是我自己一直承载的伤痕，而我并没有刻意让它们成为我的文学的某种使命。如果可以带来一些积极的结果，那自然很好，但我不能说我一直为此而奋斗，否则我肯定不会成功。我认为任务化写作让人变得失去灵感。”
有一回当穆勒看见一个搬家公司的广告：“我们给你的家具安装一只脚！”她惊心地浮现了特务到家里来时，将厨房的椅子拉进客厅的情景。穆勒从来不寻找写作题材而是题材找上她，“一个作家要是没有这种感觉就不要写作，世界上的书已经够多了。”
反思共产党的罪恶
从一九九五年起，穆勒成为德国语言和诗歌科学院成员。她也是德国笔会成员，直到一九九七年她退出笔会。两德统一以后，笔会也合并，穆勒不愿意跟前东德的作家待在同一个写作团体，她批评那些与特务有关系的东德作家，“既不认罪，也不曾解释发生过什么。”
虽然已经住在德国二十余年，但她仍时刻对罗马尼亚进行反思，她曾对一位罗马尼亚记者这样说道：“对我而言，最令我难以忘怀的经历，便是在罗马尼亚独裁政权下的生活。即使我住在德国，几百公里之外，仍然无法抹去我往日的经历。我离开时打包带走了我的过去，独裁政治依旧是我写作的出发点。”
“我的许多朋友都死了，我不知道为什么我还活着。”在她记忆所及，她不停自问罗马尼亚为何变成这样一个社会。也记得家乡的每一个人都在恐惧里生活，“我怕，所以我写作。”
一九八九年，东欧掀起民主化浪潮，齐奥塞斯库被赶下台，随后被审讯及处决。但罗共独裁统治的结束，并未令穆勒释怀。
她在《时代周刊》发表文章说，罗马尼亚国安特务在独裁者倒台后还没有解散，它依然存在，因为40％的前国安特务仍在今日的罗马尼亚情报局（SRI）工作。今日罗马尼亚看似开放、民主，但对于以往与旧政权妥协的行径，今日大部分罗马尼亚人竟装作失忆，令穆勒感到愤怒。
今日罗马尼亚看似开放、民主，但对于以往与旧政权妥协的行径，大部分罗马尼亚人装作失忆。（AFP）
穆勒认为世界对于共产党历史上所实施的恐怖主义暴行，远远没有足够的认识。她在接受德国《时代周报》采访时说，人们应当密切关注世界上专制政权的所作所为，而不应当对它们听之任之。遗憾的是，世界上还有那么多专制政权的存在。
十月十五日穆勒特意拜访法兰克福国际书展的《大纪元时报》展区。她表示，她完全、公开地声援流亡的作家和流亡的文学，她说只要有需要，对独立的中文媒体和流亡的学者她愿意给予任何形式的帮助。在呼吁营救人权律师高智晟的征签表上她郑重地签下了自己的名字。
欧洲《大纪元》总编周蕾（右一）向赫塔‧穆勒（左一）赠送《九评共产党》和中国著名人权律师高智晟的传记《神与我们并肩作战》。（摄影／吉森）
她还说：“中国在经济和其他领域的发展令人眼花缭乱，但是对人权问题却不闻不问，当局禁止谈文化大革命，更不许谈天安门六四屠杀学生的事件，他们不明白，意识形态有可能走得太远，而完全违背了正常人的状态，把整个民族控制在手中。”
米勒在谈到自由媒体时，对《大纪元》表示：“我能够想像您们所有人为此付出了怎样的代价，而且要为此承担怎样的风险。希望您们能够因为您们所做的事情而得到回报。希望不久以后在中国出现一个来自内部的或者是来自外部的强制力量，改变中国的人权状况。”
荣获诺贝尔文学奖后召开记者会时，穆勒说自己是所有独裁政权的目击者：“你可将纳粹政权、集中营、军事独裁和在一些伊斯兰国家的宗教独裁算在内。很多人都遭他们迫害，许多生命都被毁掉。”她感觉自己为被迫害而死的挚友，以及一切死于暴政的生命而活。◇
====================================================================================
从语言障碍 到诺贝尔奖
诺贝尔医学奖得主卡萝‧格莱德专访
文 ◎范琳莎
格莱德站在四膜虫生长的池塘里 （约翰‧霍普金斯大学提供）
因为好奇心驱使加上专注于目标的特质，让幼时患有语言残障的卡萝‧格莱德教授，一举拿下今年的诺贝尔医学奖。身兼大学教授、妻子和母亲的身份，获颁诺贝尔医学奖，格莱德却只是谦虚的表示，自己之所以会成功，只是遵照父亲的信念——选择自己喜欢做的事情，再加上从小培养的专注力。
二零零九年诺贝尔医药生理学奖由三位美国学者共同获得，约翰‧霍普金斯大学分子生物与遗传学系主任，卡萝‧格莱德（Carol Greider）教授，加里福尼亚大学的伊莉莎白‧布莱克本（Elithzabeth Blackburn）教授，和哈佛大学医学院的杰克‧左斯泰克（Jack Szostak）教授。表彰他们在二十五年前发现的染色体终端端粒酶（telomerase），为治疗癌症以及衰老而导致的疾病做出了突破性的贡献。他们将分别获得诺贝尔奖证书和勋章，分享一百四十万美元的奖金。
获奖出乎意外
格莱德说她是十月八日清晨五点钟接到来自瑞典的电话，告诉她被提名二零零九年诺贝尔医药生理学奖，四十五分钟后就要正式宣布这个结果了，听到这个消息，她激动地心怦怦直跳，对方接下来再说什么都听不清了。当时她正在叠衣服，准备去上健身课。格莱德还是一名运动健将，喜爱骑自行车、游泳、步行等，因为要做运动，她通常都起得很早，虽然平常她并不是在这个时候叠衣服，但那天正好看见眼前一堆衣服就叠了起来。接下来，她给一起上健身课的朋友发了封短信，“我不能来上课了，因为我获得诺贝尔奖了。”然后，叫醒还在睡觉的两个孩子，告诉他们“我获得诺贝尔奖了。”
自从一九零一年诺贝尔奖设立以来，共有一百九十二位获得医药生理学奖，格莱德是其中获奖的九位女性最年轻的一位。从一九零一年到二零零八年，共有七百五十四名男性获奖，只有三十五名女性。二零零九年是女性获奖者最多的一年。
格莱德电脑荧屏上显示的是当年她发现端粒酶的证明 （摄影：范琳莎／新纪元）
依约来到约翰‧霍普金斯大学格莱德博士的办公室，这位诺贝尔医药生理学奖历史上最年轻的女性得主比照片上见到的要瘦小一些，言行给人一种平实、干练、果断的感觉，办公室的门上贴的是她和儿女在宣布她获奖的新闻发布会上的合影，和给她的贺词，办公桌上的一盆白玉兰和墙边的绿色植物让人感觉很温馨雅致。
格莱德、布莱克本和左斯泰克于二零零六共同获得阿尔伯特‧拉斯卡基础医学研究奖，这个奖被称为美国的诺贝尔奖，因此被猜测他们有可能会获得诺贝尔奖。格莱德说获奖完全出乎意料，她事先毫不知情，也不能期待，因为很多在基础科学上做出重大成果的人一辈子都没有获得诺贝尔奖。另外，诺贝尔奖的提名过程是保密的，她以前也为别人提名过，诺贝尔委员会的要求是不许告诉别人你为他们提名，因此，人们事先不知道他们被提名。
在约翰‧霍普金斯大学为她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格莱德说她感谢诺贝尔委员会肯定对这种纯粹由好奇心驱使而导致的基础科学的发现。
格莱德在实验室 （约翰‧霍普金斯大学提供）
成功的秘诀：专注与好奇
格莱德于一九六一年四月十五日出生在加里福尼亚州的大卫斯市，父亲是加利福尼亚大学大卫斯分校的物理学教授，母亲是生物学家，在她六岁那年，母亲去世。父亲那种学术自由和必须喜欢所从事的工作的信念，对格莱德一生有着深远的影响。格莱德说父亲曾经告诉她：“你想做什么都可以，但是无论你做什么，一定要做你喜欢做的事情。”
格莱德早年曾患有语言残障（dyslexia)，虽然父母亲都是科学家，可是她在这方面的功课并不好。在小学和中学时，由于学习成绩不好，还被送去上辅导课，因此，她觉得自己很笨。
为了克服自己无法拼写的不足，她不断地想办法来弥补，努力地锻炼自己的记忆力，由此她学会了专注（focus）的技能，培养出了很强的记忆力。格莱德把自己日后的成功归功于那时学到的这个技能，她说：“我认为小的时候克服那些困难帮助我专注于我真正想要做的。如果我想要做什么，我就会对那些障碍视而不见，完全专注于我要做的事情。小时候，我就知道如果想要做成什么事情，我必须非常努力地专注在这个事情上，找到能够让我在这条路上走下去的方法。所以，我认为那些经历对我很有帮助，因为当你进入科学的领域，你总是会遇到各种各样的问题，试验的问题，发表你研究成果的问题等等。那些我在小时候学到的技能是非常有用的，能够帮助你不退缩，勇往直前。”
在中学时，格莱德发现在化学和解剖学这种需要记忆的课程上，自己能取得很好的成绩。她对做生物试验感到趣味无穷，感到这种需要动手做试验来解决问题的领域很适合自己，于是上大学时选择了生物系。
在大学一年级时，她曾试着在不同的实验室做实验，几经尝试，终于发现生物化学是自己的兴趣所在，从此以后，她在那个实验室一待就是两年半，她说：“不在实验室，你不会真正知道科学的工作方式，一旦你进到那种环境，找到适合你自己思考问题的科学方式，马上就上轨了。在那个实验室，我可以整天都泡在那里。”即使她去德国读大三时，还找了一个生化实验室工作。一九八三年，格莱德博士毕业于加里福尼亚大学桑塔‧巴布拉分校（Santa Barbara）生物系。
为了继续享受在实验室做试验的乐趣，格莱德决定攻读研究所。她向加州的许多大学都递交了申请。虽然她有着很强的实验经验，很好的推荐信和优异的成绩，但由于GRE成绩不好，很多学校都拒绝了她，只有加利福尼亚大学伯克利分校和加州理工学院愿意与她面谈，后来这两个学校都录取了她。但格莱德选择了加利福尼亚大学伯克利分校，一部分原因是当时与她面谈的是伊莉莎白‧布莱克本。布莱克本从事的研究很吸引人，而她谈论起她的研究时的那份热情又很感染人。
一九八七年，格莱德获得加利福尼亚大学伯克利分校分子生物博士学位后，到位于纽约长岛的冷泉港实验室做博士后研究，继续端粒酶和基因复制的研究工作。这是一个以男性为主导的实验室，但专注的本领让格莱德无视这些潜在的玻璃天窗。冷泉港实验室给了她三年的独立奖学金，没有按常规分配她去为别的研究员做研究，而是让她负责一个实验室的研究。现任纽约长岛的冷泉港实验室总裁布鲁斯‧斯迪尔曼说：“她可能是我见过对工作最有热情的研究生，她用三年不到的时间，就被我们提拔为研究员。”
一九九七年，格莱德来到约翰‧霍普金斯大学工作。
格莱德说她从来没有规划过自己的职业，上大学时，从没有想过将来要做教授，一切都是兴趣与好奇心的驱使，这使她无视那些障碍，勇往直前，早年锻炼出来的那种专注的能力使她的适应力很强。她是为了能够继续做这种有趣的试验研究而读书的研究生。
端粒酶的发现及意义
端粒的概念最早是由H.J.穆勒和巴布拉‧米克林道克在上个世纪四十年代年建立的，他们提出在染色体的终端一定有像帽子似的特殊部位，扣在染色体的两端，含有细胞的基因资讯，称之为端粒。一九七八年，伊莉莎白‧布莱克本和乔‧高一起确证了端粒DNA序列。
布莱克本提出了端粒酶存在的假设：每次细胞分裂，染色体就会变短，但是端粒通常不变短，所以一定有一种酶的物资在保持它的长度平衡。
格莱德于一九八四年四月加入布莱克本的实验室后，就开始这项证实端粒酶的研究。她们是用四膜虫的染色体来做这些实验的，这是一种在池塘里生长的原生动物，有大约四万染色体，远远超过人体细胞中的二十三对染色体，是非常理想的实验品。布莱克本说：“这项研究对研究生来说是要求很高，可是卡萝对这个项目很清楚，如果你很容易就被吓倒了，你不会去做那个项目。我们必须既严谨又积极进取，这些正是卡萝具备的特点。”
格莱德说：“一九八四年，当我去伊莉莎白‧布莱克本的实验室开始做这项研究时，最令人兴奋的问题就是，‘如果我们发现端粒经过一段时间后变短了，如何使它再恢复原来的长度？’我开始寻找这种在端粒变短后再让它恢复原来长度的端粒酶。通过生物化学的证据，在一九八四年耶诞节的那天，我找到了端粒酶的存在依据。找到后，我回到家里，放上刚发行的布鲁斯‧斯布林斯丁的《美国出生》的歌曲，就不停地跳起舞来。”
但布莱克本和格莱德并没有马上宣布这个结果，她们又做了一系列的实验，直到一九八五年六月，他们完全确证了这一发现才宣布这个成果。格莱德说：“当你找到令人激动的新发现时，你脑子里首先应该想，‘这还有可能是别的什么东西吗？我怎么能就这样被愚弄了呢？’”
格莱德当年发现端粒&酶的Ｘ光证明 （约翰‧霍普金斯大学提供）
接下来的两年半，格莱德对端粒酶的特性进行了进一步的研究，她和布莱克本经常在实验室里针对这些问题发生争论，直到说服对方为止。布莱克本说格莱德在科研上非常出色，她很积极主动。
在冷泉港实验室期间，格莱德与麦克马斯特大学的凯文‧哈利合作，发现了端粒酶与癌细胞成长的关系。端粒是随着细胞老化而变短，端粒功能的丧失会导致一些细胞停止分裂或死亡，另一些细胞进行染色体的重组，成为癌症的起因。他们发现与成人体内大部分细胞不同，癌细胞含有启动的端粒酶，使得细胞不断地分裂，从而保持染色体终端长度不变。一九九零年，他们一起提出了端粒的长度与细胞老化的早期证据，他们发现在癌细胞中，端粒酶启动了，这使得这些癌细胞不老化，永不死亡地发展。
他们开始设想一种对癌症的疗法，抑制端粒酶直到恶性细胞中的端粒完全消亡，这会造成癌细胞中端粒的死亡，但不会影响正常细胞中那种较长的端粒。
在格莱德目前所从事的老鼠模型的研究中，根据培育出的没有端粒酶的人体细胞和老鼠基因的研究证明，对端粒酶的抑制能够限制癌细胞的分裂和肿瘤的生成。格莱德说：“我们相信在医疗中，某些癌症是可以通过阻止端粒酶来治疗的。但是就癌症而言，由于癌症有很多种，肿瘤有很多种，因此没有一个总的治疗方法。”
格莱德说断裂或缩短的端粒与许多疾病有关，五、六年前，她们以及其他的研究组发现了端粒变短与细胞分裂一定次数后无法再分裂有关系，因此，对这类疾病，这个发现开启了探索生物化学的疗法。
创始人效应
对于端粒酶的研究吸引了很多女科学家崛起的这一现象，格莱德认为是创始人效应，而不是这个课题吸引女性。乔‧高是一个异数，身为男性，他在分子物理和遗传学领域培养出了一批女研究员，那些乔‧高在早年培养出的女研究员在全国各地又培养出了更多的女研究员。
格莱德认为在科学领域里有微妙的社交效应，她说：“男人帮助男人的文化偏见依然存在，这不是说他们有反对或伤害女人的偏见，只是他们根本就想不到女人，这是一个舒适性的问题，他们觉得提拔男性同事更舒适，这些微妙的效应确实对结果会有影响。因此，也形成了女人愿意为女人工作的偏见。”
格莱德认为前哈佛大学校长劳伦斯‧萨莫斯有关女人不能以科学的方式思考的言论很荒谬，她说：“女人做事的方式不同，这也是为什么更多的女性参与到医药学术界很重要，这样可能会促进更多的合作与交流。这会改变如何进行科学研究，甚至科研机构如何运行管理。这并不是说女性对实验的操作一定有着不同的思考，而是一种不同的人际交往方式可能会导致以不同的方式做出成果。”
作为年仅二十三岁的研究生，就成功地发现了端粒酶，格莱德说在科学领域能够有所建树的困难不在于背公式和解译资料，而在于是否有能有在一个竞争极为激烈的氛围中生存的策略同盟。
一个年轻的科学家要想提高，需要参与重要的专案，最好是和一个有所建树的导师一起工作。
对于年轻的女性科学家，格莱德的建议是做自己感兴趣的事情，而不是去想着那些障碍。事实上，现在有些女性在实验室和科研上有很高的地位，这说明年轻的女性可以做到，像很多榜样那样，她们就是按照自己的兴趣勇往直前，不去担心那些可能的困难或障碍，很明显，这是可能做到的。当你工作时，你感到是一种享受，这是最有乐趣的事情。把工作当作一种享受，还是把工作当作一份苦差，这是我们的选择。
家庭永远是第一位
一九九三年，格莱德与科学历史学家南森尼尔‧康佛特结婚，现有一子一女，儿子十三岁，女儿九岁。对于如何平衡好家庭与事业，格莱德的诀窍就是专注于眼前的事情。她说：“如果你想要做什么，而且值得你去做，那么就努力好了。我想要有家庭，也想要有事业。所以我必须要专注于眼前所做的事情。我没有那么多时间用在工作上，所以当我工作时，我非常专注。当我回家时，我就专注于家庭。我不会在一个地方的时候担心另一个地方的事情，因为我没有那么多精力来同时操心两者，所以这又是专注，这个我在早年学到的技巧帮助我能够做到这样专注。”
格莱德说：“我的家庭永远是第一位的，我周末都是和我的家人在一起。如果他们需要我，我总是在那里。我的实验室很近，当我在实验室时，我工作的非常努力。”
格莱德在孩子还很小的时候，会带孩子去办公室开会，同时也鼓励她实验室里处在哺乳期的妇女把孩子带来开会。这次在约翰‧霍普金斯为她获奖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她把一对儿女带到现场，她说可能没有哪位获奖的男士带着孩子去开新闻发布会。几天后，当她听说奥巴马总统获得诺贝尔和平奖时，她的反应是：“祝贺总统获奖，我相信他听到这个消息时，一定不是在叠衣服。”
卡萝‧格莱德（前排右三）和一对儿女（前排右一，右二）在实验室前与工作人员及学生一起庆祝获得诺贝尔奖。（约翰.霍普金斯大学提供）
基础科学的胜利
诺贝尔委员会通常在一项发明做出多年后，其功效被证实了，才会予以授奖。格莱德说她们二十五年前的发现是出于想要知道“染色体是怎样工作”这样一种兴趣，在过去的二十五年里，她们的实验室以及其他很多实验室继续在研究端粒酶的功用，现在她们知道端粒酶在癌症和老化性疾病中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刚开始获得这个发现时，并不知道这个发现——端粒酶会有哪些作用，需要这么长的时间来做各种研究。
格莱德说未来会继续努力研究端粒在分子结构方面和医疗方面的功效，以及端粒酶变短的结果。虽然人们在努力把这个发现运用到医疗中去，他们也在用老鼠做试验品来研究端粒酶在癌症方面的作用，但有很多关于老化的疾病都与端粒酶有关，至于说什么时候这个发现能够运用到医疗上，很难预料一个具体的时间。
格莱德说：“获得诺贝尔奖让我有机会向人们解释什么是端粒酶，为什么由好奇心驱使的基础科学研究这么重要，当时并没有抱着要为某种疾病寻找疗法的目的，只是纯粹地想要了解端粒分子的结构。在这样一个科研非常注重得到具体的短期收益的时代，我认为这个奖象征着基础科学的胜利。”◇
本文转自【新纪元周刊】149期“封面故事”栏目（2009/11/26出刊）
http://mag.epochtimes.com/gb/151/index.htm (http://www.dajiyuan.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