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0年8月27日，在北京东城区前圆恩寺胡同内，一个普通男孩降生在一个老北京普通四合院里，这个男孩名叫杨佳。当这名男孩降生时，他的家人以及他自己可能都没有想到，他之生死会与整个司法体系之生死联系在一起。
杨佳出生前一年的2月23日，第五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六次会议决议设立“法制委员会”。将近20天后的3月13日，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制委员会正式成立，并召开第一次会议。这是中共当局为其开始司法体系建设所做的“组织”准备。在此之后，出于对毛泽东时代“无法无天”的反思，知识界进行了关于“法治”和“人治”的讨论。
而杨佳出生那年的11月20日，中共当局开始对林彪、江青等10人进行审判。这次审判通过电视向全国转播。知识界一般把这次审判看作是中共从“政治之治”转向“法制之治”的开始。这是因为在此之前，历次中共内部的政治斗争，依照“胜者为王，败者为寇”的逻辑来进行，斗争结束后，胜利者一方总是要描述自己多么 “伟大”、“光荣”与“正确”，总是以历史书写者的姿态自居。而这一次，将“政治犯”送上法庭，尽管是特别法庭，但在中共历史上却开了一次先河。所有这些都是中共为其司法制度之生所作出的努力。
从中共为审判林彪、江青等人而设立特别法庭也可以看出，其司法体制建设自身就带有很强的功利性。所谓的“法律”，还是其维护统治的工具。这一点，如果说审判林彪、江青中表现还不是很明显的话，那么它在28年后的案件中得到充分的表现与说明。
斗转星移，27年之后，杨佳已经长成了一名高高大大的青年。他是一名“连玩丢沙包的游戏都从不作弊耍赖”，不乱穿马路，看不惯父母乱丢垃圾，会跑过去捡起来的青年。但让凡事讲规则的他想不到的是，他在上海旅行时租用的自行车却遭遇到“合法性”危机，警察认定他是偷的。杨佳以“你为什么要当着这么多人的面查看我的证件，限制我的人身自由？”反问警察查车的“合法性”。由于这两个“合法性”问题，最终引发了杨佳对上海闸北公安局的击杀，致使6名警察死亡。此后，中共当局利用整个政权、国家机器来对杨佳进行了成功“剿杀”。2008年11月26日，也就是杨佳28周岁生日之后第90天，他被中共当局执行死刑。
在杨佳一案中，中共的公、检、法、律、司、媒等“暴力”机关，公然公开地违法、作假欺骗民众，标志着中共司法体系的死亡。这正如著名艺术家艾未未在《杨佳案连带死亡人数统计》中所言：“从一辆自行车的合法性问题引发到一个国家的司法合法性问题，从个人死亡到国家司法伦理死亡，可以说伤亡惨重。”
美联社曾在报导杨佳一案中说中共司法体系“重建的时间刚刚超过杨佳的年龄”。而事实却是，杨佳之生即中共司法体系之生，杨佳之死即中共司法体系之死。中共宣判杨佳死刑，而杨佳也宣判了中共司法体系的死刑，甚至是整个“改革”的死刑。
实际上，宣判中共“改革”的不祇是“杨佳事件”。在杨佳被中共杀死10多天以后，一本由香港夏菲尔出版有限公司出版的《改革之死》正式在香港出版。这是宣判中共所谓30年“改革开放”死刑的重要著作。
这本书中的“法政”部分是《从政治到法治》，总结了中共30年司法体系的进程，也就是中共司法体系之生，而没有提到中共司法体系之死。这也许是因为，作者写作时还没有发生杨佳事件的缘故。
但无论如何，这本书从各个方面宣判了中共“改革”的“死刑”，其总论部分就是著名学者陈永苗的《给“改革”一个死刑判决》。
对于中共这30年所谓的“改革开放”，有人曾把它比作是清末的“洋务运动”。祇不过，“洋务运动”最终因一场“甲午海战”而宣告失败，而这一次新“洋务运动”却因杨佳事件而宣告失败。
有朋友把杨佳事件中的4656名社会各界人士签署的《关于特别赦免杨佳先生的公民建议书》比作“1894年孙中山上书李鸿章”。朋友的意思是，孙中山因为上书失败而选择革命手段推翻清朝。
但我更愿意把它看作为“1895年康有为的公车上书”。因为他们一个是呼唤清朝进行变革，一个是呼唤中共进行变革。虽然这份建议书看似祇是简单的特赦杨佳，但实际却是鉴于“我国正在面临解决社会危机，改革警察国家的国家形象，动员民心，恢复国家元气，重启文明进程的历史时刻”，因此要求“对杨佳先生实行特别赦免，并以此为发端，开始在中国废除死刑的历史进程，永久确立特别赦免之文明制度，建立文明法治之现代国家。”
祇不过，康有为的公车上书3年之后，清末还实行“百日维新”，但清廷最后还是拒绝变革，导致谭嗣同最后被残杀。而这一次，从发出建议书到杨佳被杀死，祇有短短的30多天，中共同样拒绝变革。面临中共拒绝变革的命运，民众祇有选择革命的方式。祇不过这样的革命，不会再是那种需要枪炮的革命，而是一种新的“街头革命”。
实际上，杨佳事件不仅宣判了中共司法体系的死亡，而且也宣判了中共的死刑。1989年，中共对学生的屠杀，就已经宣告其在知识份子心中的死亡。而杨佳事件，让普通民众彻底看穿了中共，宣告了中共在民众心中死亡。
既然在民众心中已经死亡，那就离其真正死亡的时间不远了。历史上，“公车上书”之后，拒绝变革的清廷还苟延残喘了16年，直到1911年才被革命推翻。而今天，中共所面临的社会危机深重程度远远超过清廷，加之还有一个自由民主的外部世界，中共苟延残喘的时间不多了。这样的时间不会超过16年，有可能祇有 4、5年，甚至有可能在明年，即2009年。
（2008年12月6日）
原载于《北京之春》2009年2月号(http://www.dajiyuan.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