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纪元4月10日讯】（自由亚洲电台记者何平报导）中国官方媒体报导，因在三鹿毒奶粉事件中负有重要责任而受到中纪委行政处分的数位官员，目前已经异地高升，重新复出。有学者认为，由于公众对于政府官员行政问责没有发言权，问责制实际上已经沦为一种“政治时装秀”。
中国官方的统计数字显示，在去年九月份曝光的国家食品安全重大事故中，三鹿牌婴幼儿奶粉所含三聚氰胺，导致6名婴幼儿死亡，30多万儿童受到不同程 度的伤害。今年3月，中纪委监察部对该事件中负有重大责任的8位政府官员作出处理，其中包括原国家质检总局生产监管司副司长鲍俊凯。但是官方的新华网日前报导，鲍俊凯已经异地高升，现任安徽省出入境检验检疫局局长兼党组书记。
公开资料显示，鲍俊凯并非唯一一名因三鹿毒奶粉事件受到处分后，随即调任异地的官员。三鹿集团所在地河北省的原农业厅厅长刘大群，在今年3月受到省纪委和监察厅的行政处分，但早在三鹿事件引发举国关注的去年11月，刘大群就已调任邢台市担任市委副书记，并于今年1月出任邢台市长，相关的处分并没有使这些官员的官位受到影响。综合国内媒体的报导，“问题官员”异地高升的现象已引起公众舆论的关注。湖北的“民生观察工作室”负责人刘飞跃认为，由于政府官员掌握的绝对权利不受制约，所谓的行政问责只是官方暂时为了平息民愤的一种手段：
“对一些违法乱纪的官员，当局也进行了追究，进行了所谓的问责，但这更多的是为了平息事态，为了把老百姓的嘴给堵住。中国的官员掌握着绝对的权力，不是制约，也谈不上什么问责。”
据报导，所谓问题官员“带病复出”的现象在国内已屡见不鲜。因山西“黑砖窑事件”被撤职的原临汾市洪洞县副县长王振俊，现已复出并长期担任该县县长助理一 职；去年6月，贵州省瓮安县爆发上万民众参与的群体性事件，在事件中被撤销了一切党政职务的原县委书记王勤，目前也已调任黔南州财政局副局长一职。中央党校教授辛鸣日前在媒体中呼吁，当局需要尽快建立明确的官员问责和复出制度。 中国社会科学院法学所的范亚峰博士认为，官员的行政问责制度并不能真正解决中国现阶段的社会矛盾，行政改革必须向民主化和健全法制的方向发展：
“行政改革的方向应该是走向行政法制。所以，从这个角度讲，问题解决的关键在于，真正推动中国法制的建设，以及通过民主的选举制度来监督官员。”
浙江大学的法学院教授章剑生在《法制日报》的相关报导中指出，目前行政问责制出现了合法性危机，民众对于官员问责制的功能、意义以及可信程度感到疑惑。他认为，中国今天的行政问责在很大程度上是为了暂时平息民愤，而不是重在惩罚责任官员，由于现行体制缺乏透明性，民众对此基本上没有发言权，行政问责不可能产生预防性的效果。北京政法大学讲师滕彪表示，现行体制中，普通民众作为相关事件受害者，无权对责任官员的行为进行监督，这也是问责制不能起到威慑腐败官员作用的主要原因：
“民众对官员问责等等都没有发言权。这应该是一个最关键的问题。目前的问责方式是一个官僚体制内部的程序，要想改变这种情况，还是需要对公权力进行有效的监督，从真正的民主选举来着手。”
章剑生教授在报导中还强调，行政问责制如果不能与民主制度相结合，那么它很可能质变为体制内位高权重者“丢卒保车”或官员们“互保”的手段，而在外观上，官员问责制则是行走在法治舞台上的一种“政治时装秀”。(http://www.dajiyuan.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