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纪元5月29日讯】就贵州习水嫖妓案、湖南高考冒名案和巴东邓玉娇案，我实在难以有大部分网民的惊恐和愤怒，它所揭示的官民对立、权力失范、道德堕落和社会分裂不过是恶劣的乡村社会文化生态的冰山一角。感谢网络，把乡村真实的生活悲剧带入城市语境，让更有话语权的城市人用科学与民主的眼光审视并呼吁，从而有望敦促制度改良，这是事情的积极面。
说乡村文化生态之恶劣，多数人不赞同。我和大多数有城乡两种生活体验的人们一样，在效率和契约的城市夹缝中时常思念乡村中纯朴得透亮的小芳。但是，它不过是在过度现代化中的一种心理代偿机制，是西方新近传过来的一种思潮而已，因为纯粹意义上的乡村在工业化初期就已经被瓦解。西方工业产品和规模农业带来的廉价农产品的流入，中国乡村从上个世纪初开始经济凋敝，小农经营作为财富生产方式被资本抛弃。随后，乡村人口及其他一切优势生产要素开始向城市流动。革命，前前后后的打土豪分田地，到解放初期，地主作为一个阶级被整体取缔。地主死亡，是作为农业生产资料所有者的一个权贵阶层的消失，但它影响的绝不仅是社会财富的分配，而是乡村宗族领袖、乡村公共生活和精神生活的组织者消失了。现在我们在农村仍然能看到很多桥、路，上百年了没有新修的痕迹，过去很多公益事业都是地主出钱农民出力，政府介入的力度很小，传统社会由乡绅治理，黄发垂髫井然有序。
所以，地主没了，宗族生活自动消失，乡村自治的传统自动断裂，村民精神生活因为失去组织者而归零。说到乡村精神生活，我们空谈一个所谓的传统，但传统绝不是什么云里雾里的文化基因和集体记忆。乡村精神的秩序，其实首先是日常生活的组织，这是物质决定意识的唯物主义。这样，缺乏精神内核的乡村难以形成凝聚力，其公共治理的公权就很容易遭窃取，成为各种力量巧取豪夺的试验场，农民成为无以复加的贫弱者。同时，从农民群体分化出来的利益既得者本身就是斗争的临时赢家，抱着有权不过期作废的逻辑拚命兑现。乡绅尚有由家族荣誉感延伸出的公共关怀，到了现代基层官吏，都变成了行为艺术家，其行为的荒诞，足以让人瞠目结舌。
在只有利益而无信仰的世界，抢夺是唯一的生存原则，这样的抢夺逐渐演化成抱团抢夺的高级形式。比如，邓玉娇案中，明白得不能再明白的事实，却在巴东公安局三次公报中越来越对施暴者有利，以及湖南高考冒名案中所有权贵当事人接受采访时令人吃惊地冷漠。刘峥嵘对罗彩霞说，我认识你是你的荣幸，他的逻辑是：你有幸靠拢权贵阶层，成为抢夺集团的利益沾边者。
我和许多即便是找不到工作仍然愿意滞留城市的大学生一样，从城市中看到了希望。因为乡村治理的传统毕竟滞重难行，只能寄希望于一个普适的替代方案。在五四隆重纪念的今年，我在这个公共财政过于偏重而有完善公共设施和完善社会保障的城市，申述并主张，“在城管日夜驱逐小贩的绚烂景象中”，仍然津津乐道公民社会的雏形。
──转自《网路文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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