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纪元6月2日讯】“北京开枪了！天安门血流成河！”老秦撂下这么一句耸人听闻的话，就风风火火地走了，他要去通知其他中国人。那是1989年，6月4日。我好长时间反应不上来，这是什么意思，意味着什么。
就是从那时起，我才知道，德国很多电台是每小时整点播出新闻。有一个中国学生就是那个时候，去商店里买了一台收音机，每个小时，甚至是每半个小时接收来自家乡的消息。
很快当地的中国学生们决定，到首都波恩去抗议去！消息一传开，当地一家中餐馆的香港老板娘泪眼汪汪地送了很多吃的东西，她说，自己要照顾店，去不了，给学生们送点吃的东西，表示一下心意。而她是学生中有名的 “剥削阶级”，学生们在背后一直没少说她的坏话。
我们学生宿舍的那个意大利小伙子，平时也是一副黑手党少爷的姿态，那天他对我说，“你们去吧，来不及买东西，到我这里来吃饭，我给你准备意大利面。”
很快，在波恩大使馆前的马路上聚满了来自各地的年轻中国人。我们头上都缠了白布条，游行的时候好像还有人带头喊了口号。只记得有德国记者还采访了我们城市的一个推童车的年轻母亲，那时，大家都出国不久，拖家带口的不多，那位女士的丈夫刚好拐了脚，他拄着枴杖一直跟着队伍走。
……
后来我们宿舍楼里，新来了一个北京姑娘，她几天前还在海淀区参加那惊心动魄的和解放军战士的对话。那一阵子，我们常常围着她，听她说北京的事情，他们如何去堵路，如何苦口婆心地劝那些新兵退回去，如何给战士端茶送水……。
渐渐地，北京平息了。有胆大的回国探亲，又平安归来。接着，便有越来越多的学生回国探亲。当初上波恩的时候，根本没想那么多，一腔热血的就去了，事情过去了，才回过味来：不会有什么麻烦事吧？不过，反正大家都去波恩了，别人没事，我也应该没事。
1991年，我也回了一次国。那次却有两件事让我更切身地体会到了六四的真实。
我从小在大妈家长大，回了国，自然要去看她。那天我特意买了两瓶酒带上，因为大爷平时喜欢喝两盅。
大妈看到酒，就哭了。“你大爷走了！六四给乱枪打死了！”
我又一次反应不上来了，不明白，大爷和民运会有什么瓜葛，那个老爷子，打我记事起，就是一个乐天派。他是个裁缝，平时喜欢一边干活，一边哼小调。“春天里那个百花香，郎里格朗里格，郎里格朗”，这首歌我就是最早从大爷的嘴里听到的。他脾气很好，没见跟谁红过脸。大妈说，那天，他的一个徒弟有事不能值班，我大爷专程到城里替徒弟去了。北京小胡同里的民宅是没有厕所的，六四那天凌晨，他去街上的厕所，结果正赶上天安门“清场”，就这么着被乱枪打死了……
后来，和同学们聚会说起六四那天的时候，巨川说，因为枪挺密，他在六部口的桥下蹲了半宿，凡忠当时在读研究生，他被堵在木樨地了，他的同学腿上挨了枪子，后来好不容易找了个借口，才被医院接收。是否因为这个还影响了研究生的前程，我不记得了。
让我感到意外的是见到英涛的时候，上中学时那个羞涩腼腆的大男孩，怎么一眨眼，变成了一个壮汉子了！他挺得意地说，军校毕了业，现在是个转业军人，媳妇身怀六甲，马上就要抱儿子了。大家嘻嘻哈哈，好开心。
不知怎么，提到了38军。我脱口而出，这就是那支开进天安门的部队啊！我大爷就是给38军队乱枪打死的。
英涛一下子低下头，对我拱手作揖，“真对不住啊。唉，你不知道，那些小兵，好多是外地农村来的，根本不懂。上面让开枪，就朝着人群扫射。我对他们说，‘你怎么那么傻，让你开枪就开枪啊！你不会把枪抬高一点吗？……’”
唉，不知道那个小兵是否先前听过北京人的规劝，还是只是机械地服从命令。
我记得，六四血洗天安门之后，中国的一个新闻发言人（袁什么，名字记不清了）红口白牙地宣称：我们没有开枪，没有杀死一个市民。几天后，又改口说，的确死了人，死了四个。（具体数字我不记得了，总之，是一位数字，我大爷应该是四个里面的一个吧。）
五年前，我在一次聚会上，认识了一位民运领袖。他为六四的事情，在德国很积极，而且他其实早在90年，就再次领教了共产党的厉害。那次，他应邀去香港，结果在机场被拒绝入关，他才明白，是受了政府的“照顾”。五年前，他回国探亲，同行的还有他的一位同学。俩人说说笑笑来到海关，他对同学说，你先走一步吧，我随后就到。
果不其然，他被叫到办公室谈话。不过他明人不做暗事，明确地对国安说，“已经过去十五年了，六四这张牌一定要翻过来！”
他对我说，“我知道，现在六四不是重点，重点是法轮功和工潮，所以，我敢回去，有点麻烦，那不算什么。”
去年，外甥女高中毕业来德国玩，偶然说起六四。我告诉她，现在中国依然只是管这场屠城，叫六四，没有什么感情色彩，官方最早是把这个定义为“暴乱”的，在野党则称这是八九民运，可是在德文中，则是很明确的被称为“八九天安门大屠杀”。
外甥女一脸困惑。我就讲给她听我中学同学的那些事，那些叔叔，有的她也认识。
屈指算来，当年血洒天安门的年轻学子，就是如今外甥女的年龄啊。唉，二十年，就这么过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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