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纪元6月5日讯】我在写《“女囚”回忆录》时，曾考虑，是否有选择地写，也就是说，根据“为尊者讳，为自己讳”的写法来写回忆录。这是风靡文坛的写作技巧，也是心照不宣的晋升秘诀。
中国有几千年文化，中国的司马迁有几个？100个文坛，有99个是花瓶文坛；100个文人，有99个是御用文人。至于那些“眼泪”中的余大师。“幸福”中的王兆山，还有桂冠等身的孙东东，是国粹，也是国耻。
我考虑了很久，决定国内向司马迁学习，虽然他不是国务院领津贴的专家；国外向卢梭学习，虽然他没得到“矛盾”文学奖。写回忆录绝不隐瞒，绝不镀金，实事求是地讲述，真实确切地陈述，该忏悔就忏悔，该反思就反思，透明得像一杯水，干净得像婴儿。可能缺乏看点，可能遭到冷落，可能收获鄙视，但是真实，是第一要素。
我如实地写了我在看守所的哭泣，写了我在被逮捕后“弃世”的念头，写了我向牢头狱霸的妥协，甚至写了我曾经有过的“背叛”。
1991年，就在我减刑屡遭挫折，而儿子快留级时，女监有二个写忏悔录的名额（一个给了我），确切地说，只要监狱组稿成功，我的减刑也能成功。就在我徘徊在十字路口时，丈夫来探监知道了我的想法，他坚定地说：不就3个365天嘛？从今天起，每过一天，你在里面，我们在外面，让我们三个人，共同划掉一个黑暗的日子……
一记重拳，把我从失足的深渊里拉出来——我不能因为渴望自由，亵渎了千百个受难者，亵渎了还在奋斗的战友，亵渎了伸出双手的外国友人，亵渎了九泉下的亡灵。
是的，我是在监狱里唱过歌，出过黑板报，应邀投过稿。但这是无奈之举——队长为我减刑做了大量的铺垫，我不能拂了她们一片好意。就是唱歌，我也拒绝唱“党，亲爱的妈妈”之类；就是出黑板报，也是依瓢画葫芦；就是投稿，也是楹联、对联之类的应景词。在关禁闭中，在管教的策反下，我也没有揭发同仁，搞有特色的自相残杀；向牢头狱霸低头，也是曲线，为了保护可怜的“小鼹鼠”。我承认，在迫害“米老鼠”时，保持了可耻的沉默。我坦然，我在痛苦中，有过彷徨，有过心寒；但有一点，在二十年的迫害中，我绝没有超过道德的底线。我的底线，就是不能背叛信仰。
二十年里，有的精英搏击商海，偶尔在纪念会上惊鸿一瞥；有的精英追踪博士帽，在象牙塔里苦苦钻营；有的精英在桃花源里，老婆孩子热炕头；有的精英，沽名钓誉忙的不亦乐乎。忙啊忙，忙的连一年一次的烛光晚会都不参加；忙啊忙，忙的连战友的祭奠都不参加。有的比当年的苏秦还忙，鼓着莲花舌，带着大作，飞遍四大洲、五大洋。她们的羽毛，是当局的旗帜；他们的挂冠，是宣传部的奖状。打着民主的旗号，贩卖着当局的红头文件——这才是真正的挂羊头卖狗肉；这才是投身求荣的奸佞徒。有一个誉满天下的女学者曾经说：对暴徒，该抓则抓，该判则判……好一派豪言壮语。可是一不小心，，露出狼外婆的大尾巴。
最近，我被一则消息惊的灵魂出窍。一个曾经的学运领袖，竟然和当局做器材生意，把器材运到中国，以配合政府的金盾工程。金盾工程是什么？就是把一个活生生的中国人，变成能说话的哑巴，能张望的瞎子，能行走的尸体，能吃饭的植物人。让人“返璞”到生物学上的灵长类上；让人回归到罗马的人兽竞技场。
这个红顶商人，背叛了只身挡坦克的同学，背叛了血泊中的同桌，背叛了抗命的３８军军长，背叛了不执行开枪令的军人。他蹂躏了同胞，迎合了刽子手，他跪在地上，向魔鬼拱手交出自己的灵魂。
昨天，我寄点钱给刚出狱的暴徒。他们没有工作，没有医药费，没有生活来源。我跟他说：抬起您的脊梁骨，我们不是暴徒，我们是钉在十字架上的受难者。我们没有犯罪，我们只是在屠杀前，没有保持高度的沉默。在屠杀前的沉默，是妥协，是默认，是绥靖，是另一种意义上的协同犯罪。有的同胞助纣为虐，那是他们愚昧，他们可怜可悲。我们没有闪耀的文凭，但有祖国的苦难，有民族的脊梁骨。一个真正的民族，不但需要文凭，更需要脊梁骨。在这点上，以色列已经为我们做了最好的榜样。
想起这个红顶商人，我就恶心的想吐。我想起秦桧，想起希特勒，想起犹大，想起撒旦。若撒旦知道，一定拜他为师；若犹大知道，一定以他为耻。这种人活着，已经死了。
2009.5.28于上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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