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纪元7月16日讯】（大纪元记者林淑芬综合报导) “如果你们在座的有与中共持不同政见的人士，你们的家人在中国可能被中国警方监视，而后被拘捕、被判刑、被劳动教养，你们知道他们在中国的生存环境吗？我可以告诉你们，他们没有请律师的权利、没有会见媒体的权利，甚至没有会见亲人的权利。不管你是到澳洲居留或是持有澳洲绿卡，还是到澳洲留学的，你可以给中共提供任何的信息或者情报。但是你知道你提供的这个东西回去之后，这个人会怎么办？他可能永远回不了祖国，没有办法看到他的亲人……我也一样。也许我没有办法再看到我的母亲我的兄长，所以我只能就是……推翻中共以后，……我会回去……”这是原天津市国内安全保卫局、及610办公室官员，一级警司郝凤军在澳洲华联会研讨会上的一番讲话。
中共执政几十年来，通过屡次运动伤害了大多数的中国人。从一九九九年七月二十日开始，中共在全国范围内疯狂迫害法轮功，本文要谈论的是那些曾经帮中共迫害过法轮功的人，他们在认清中共本来面目后，他们是怎样看待中共的。
第一位中国官员出走陈用林
陈用林，浙江省人，前中国驻澳大利亚悉尼总领事馆政治领事，一等秘书。他在2005年5月26日出走，并向澳洲联邦政府申请政治庇护。同年7月8日获发予陈用林及其家人永久居留权，在悉尼郊区定居。
陈用林在1989年六四时正在北京外交学院读书，他与同学参加当时前连串学生运动，六四后陈接受有关当局的再教育。及后分配到外交部北美组，并到了斐济外交领事馆，2001年被派往驻悉尼领事馆。
陈用林透露，中国大陆安排1,000名“特工和线人”在澳大利亚境内工作。其主要任务之一是对民运人士、法轮功学员、台独、藏独及其他中国异见人士在澳大利亚举动之情报收集。
他曾在美国国会、澳大利亚参议院、欧盟议会、英国国会、比利时弗拉芒议会等就中国人权问题作证并受该国议员欢迎，他曾和郝凤军一起在伦敦政治经济学院向学生们作演讲。2005年11月，当中国国家主席胡锦涛访问英国时，他恰好在英国议会就中国人权问题作证。12月10日，他在悉尼“人权日”一个集会上演讲。
2006年2月10日，陈用林回到中国驻悉尼总领馆门前，并与出走至澳洲的另一政治异见人士袁红冰共同发起大洋洲绝食抗议，回应中国大陆人权律师高智晟于2月4日提出的全球维权接力绝食运动。3月6日他为支持高再次参加绝食活动。3月27日，陈用林和30多个澳洲华人在中国总理温家宝访澳之际发表致澳洲总理公开信，敦促澳政府和议员向温提出人权与政治迫害问题。
以下是RFA对陈用林专访
记者：我们想首先问一下，陈先生，您是因为什么样的原因，作出了这样的决定？
陈用林：我在5月26号离开中国驻悉尼总领馆，是向世人表达我对中共政党的这个强烈的不满。主要是我自己的经历，我感到我的良心一直都在遭受迫害，特别是 我父亲在1971年，文化大革命的时候，当时我父亲是一个清华大学的学生，由于我父亲写了一手好字，所以他为当地的村民写了一个大字报，然后当时的当权派 就把我父亲绑架，后来活活打死了。
记者：中国驻澳大利亚的大使说您这次的举动，是为了留在澳大利亚，而不想回到中国去，您怎么解释他们的这种指责？
陈用林：我在中共的这个体制内已经忍受了很多年，我父亲死后，这个阴影笼罩了我很多年，特别是八九年我在NBC实习期间，见证了六四的流血事件，我看到了，中国的政治体制，其实是我父亲死亡的根源。从那时起我一直感到很压抑，同时也很无奈。因为中国只有一个专制政府，也没有反对党，如果表现出任何反对中共政权的倾向，都会受到严重的迫害。当时，我一直是埋藏在心里，到外交部工作，纯粹是为了维持生活。后来被派到斐济，我见证了中共政府不择手段保住和斐济的外交关系，利用中国使用金钱外交等手段。
然后到悉尼，主要是让我监视民运和法轮功人员的活动，向国内汇报，他们好采取措施来对付他们。对于民运，因为我本身在八九民运期间我就参与和支援了，我看到了中国老百姓都是支援的，我……
记者：等一下陈先生，八九年您还是学生，对吗？
陈用林：那时候我还是学生，在外交学院念书。
记者：当时您参加过游行还有别的活动吗？
陈用林：当时我快毕业了，是在实习期间，我在NBC实习，在他们的摄制队当翻译和向导。当时用不着我工作的时候，我就去天安门，参加了很多活动。当时有部分人绝食的时候，我也在场帮过忙。
记者：我想问一下，6月4号凌晨，6月3号晚上，您当时在什么地方？
陈用林：6月3号晚上，因为当时没有工作要我做，我们住的饭店是王府饭店，离天安门很近，所以我就去了天安门广场。参加了天安门民主大学成立的仪式，听了严家其先生的讲话。我觉得他说得太好了，中国一直以来都是封建制度，君主制度，中共实行的就是一个专制制度，中国是一个完全没有民主的社会。
记者：当晚天安门广场清场的时候，您在什么位置？
陈用林：当时我一直待到快十一点半的时候，突然从前门地铁站冒出一批解放军士兵，后来我就跟一批人手拉手阻挡解放军向天安门前进。当时我觉得很紧张，也很害怕，我觉得生命受到威胁，但还是和大家一起手拉手去阻挡。后来解放军停了下来，大概是在等待行动的命令。当时我很慌乱，就跳过一个栏杆，通过一个小胡同跑回饭店去了。
记者：但您知道，解放军在长安街和天安门广场附近开枪，有人被打死的时候，您怎么想？当时的感受是什么？
陈用林：当时在天安门民主大学的时候，远处就已经有枪声在响了。我回到饭店之后，就到楼顶上去看天安门那边。那时已经是半夜了，听到郊区有好多枪声。有其他几个同学也回来了，在解放军行动期间，他们拍了六盘军队血腥镇压的录影带，我们也看了一下整个的情况。一个同学谈到，他在经过王府井附近一个街道的时候，有一个女人拉着孩子，刚好要穿过马路，被埋伏在那里的士兵开枪打死了。我当时很震惊，觉得简直是没有人道。
记者：是不是可以这样说，六四那一段时间，您对共产党的认识就基本上定型了。
陈用林：那是百分之一百的定型了，很压抑。当时我就想，我要能够去别的国家，西方民主国家有多好，但是我那时候没有钱。我很厌恶，我这个人也不是那种很勇敢的人，能够站出来。我很钦佩那些民运人士，包括严家其、方励之那些前辈，但是我没有这种勇气。
记者：您是什么时候到澳大利亚的？
陈用林：我是2001年4月份到澳大利亚的。
记者：那我能不能问一下，您为什么要选择到回国前才站出来？
陈用林：我从事的工作，主要是监察民运活动和法轮功活动。特别是我和法轮功接触，认识到法轮功是一个很特殊的团体，是一个宗教信仰团体，反映出中国没有宗教信仰自由。开始我都是坚决执行党的政策，对法轮功进行监视和汇报。后来他们也要我做一些我不愿意做的事，包括向警察投诉，提交涉，想办法限制法轮功的活动。有些作法很不人道。特别是法轮功学员延期护照，中央的政策，是凡是法轮功学员延期护照，不但不能给延期，还要没收护照。我觉得这个根本就是没有人权。 人家是你中国的国民，他总该是有一个身份证明，让他可以旅行吧。
我做的工作，就像一个木偶一样，他们让我做什么就做什么，如果我不做，他们就给我压力，经常在会上点名批评。因为我比较同情法轮功，比如法轮功要在政府和市议会举办的节日游行啊搞些活动，他们让我去向当地政府官员施压，不让法轮功参加。我认为，法轮功在澳洲是合法团体，他们很多活动只是宣传法轮功而已，根本就不涉及……，但是我们的理由就是说，法轮功是中国政府禁止的邪教，就凭这点，就不应该让他们活动。我觉得很无理，但执行这些政策是身不由己。
包括我自己的生活，我出领馆就要上级批准同意，我才能出去，回来以后我必须向他汇报我出去干什么了，就像个监狱一样……
记者：是所有的官员都是这样，还是只对您这样？
陈用林：对我是特别防范。因为我是政治领事官员，对外接触的人比较多。我几乎是没有朋友。这次我出来，都说华人社区里有好多人认识我，但我不敢去找他们。因为这些人和领馆交往，都有他们自己的目的。
法轮功问题上，我还作了一些事情，包括帮助他们的护照，还有名单问题上。原来法轮功名单有八百多个人，我们叫内控名单，就是黑名单。我把这个名单上的大部分名字都删去了，如果我的继任者来，会发现在执行法轮功政策方面，我有很多问题，意识到这一点，我突然觉得很害怕。我觉得，回去的话，继续给这个政府工作， 我的良心受不了，第二如果他们发现了我的问题就更糟了。
当时我想，我如果脱离中国政府，有良心的中国人会理解我的。以前我没有这样的机会，现在有这样一个机会，我为什么不试一下呢？
记者：您说过，澳洲有一千个间谍特务，有人很怀疑这个数位，您能不能解释一下。
陈用林：我了解的特勤人员和线人，有很大一部分是从华人社区里面招募来的。这些人有好多是和国内作生意的，在生意上得到好处，我们总领馆给他们推荐，他们在生意上得到照顾。这些人和总领馆几乎是无话不谈，我们要打听什么人，几乎马上就可以找到他。
记者：有没有比较专业的间谍，专门监视法轮功或其他异议的团体？
陈用林：专业间谍我们领馆里就有一个。
记者：法轮功说他们被监听，或监视其他行动，会不会有这样的间谍，负责监听的活动？
陈用林：肯定有的。因为每次有重大事件，比如说领导人要来访，就会有国内那边反馈回来到领馆的消息，说据安全部门的情报，民运，法轮功或者其他异议人士，要在领导人来的期间，搞什么什么活动。那个情报连我们都不知道是哪来的，我的印象是，肯定有情报系统在澳洲活动，情况了解得十分详细，包括具体地点，都有什么人参加等等。
记者：除了法轮功以外，您有没有负责其他的异议团体？
陈用林：我主要是负责监视四股力量，包括民运和法轮功，支援台湾独立的人员，支援西藏独立的人员，和支援新疆独立的人员。
第二位中国官员出走郝凤军
郝凤军，原天津市国内安全保卫局、及610办公室官员，一级警司。2005年2月到澳大利亚寻求政治庇护。
以下是大纪元对郝凤军的专访，为什么逃离中国的心路历程。由郝凤军口述，大纪元记者李华记录整理。
1、关于我的成长经历和家庭
我出生在中国“文化大革命”后期，父亲是建筑工人，母亲家庭妇女，我上面还有一个哥哥。在阶级斗争的年代，父亲一个人要挣钱养活全家人，在当时还能活下去。从我记事时起，脑子里就有什么批斗啊，地震啊！只有在和童年伙伴玩泥巴，打水仗时才有过发自内心的笑声。值得庆幸的是我的父母以无限的爱和对未来的美好向往教育着我，让我懂得了许多人生的意义和做人的准则，及战胜困难的勇气和对生活的乐观态度。父母注重对孩子品格的培养，教导我们要诚实正直，公正谦逊，与人为善，不怕困难，勇于接受生活的挑战。我的成长岁月中深受父母影 响。我一直用心读书，成绩也很好。
我憧憬过许多诱人的职业，小的时候我向往当一名警察，为社会、为市民除暴安良，打击犯罪。我也是朝这个目标努力的！我于1985年小学毕业后考入南开中学，全市五所重点高中之一。这一年我选择了文科。
1989年春夏之交，震惊世界的“6.4”事件爆发了。当时我正在就读高二，随着北京学潮传到我校，我们开始关心北京的形势，关心那些大学生的情况。终于有一天我们班主任带领我们走上了街头，去帮助声援那些大学生，当我走在游行队伍中时所接到、看到的传单把我惊呆了。传单中揭露的是中央各级领导人贪污、腐败的丑恶行径：例如邓小平的儿子邓朴芳是残联主席；邓质芳是北方公司董事长（专做军火生意）等等数不胜数！在电视中我看到了时任总理李鹏与大学生的对话，觉得学生们提出的问题确实反映了当时社会的状态。那个年龄，我的人生观虽然还不太明朗，但对社会的腐败、丑恶、贫富差距、官倒势力及社会道德及积习还是看到了许多。我看到在那些大学生的队伍里，有毕业于我们南开中学的学生，他们在关心着国家民族的前途命运。他们的主张恰好表达了我的心声，因而在我内心中产生了要 求民主，反对腐败，同情支援大学生正义行动的情愫。后来中央政府用枪杆子平息了整个事件，这真是迎合了我们在政治书里学到的那句话“枪杆子里面出政权”。
后来听说凡是参加“6.4”游行的大学生，全部将这一事件放入档案，后来连毕业分配国家都不管，只有自己去找，但当时谁都不敢要那批毕业生，他们只有自己去靠打零工养活自己。
2、梦想与现实的冲突
1991年我考入天津市南开大学法学系，1994年毕业后我被招进了天津市公安局。一年灌注的思想教育和法律教育，及一年军事化教学及服从教育，使广大学生头脑中被烙下“公安机关是人民民主专政的国家暴力机器，是为党服务的工具”的烙印，禁锢中我们学会了服从和盲从。1994年年底，我从警察训练基地毕业了。我被分配到天津市公安局和平分局防暴队工作了二年。
开始工作时我向往为社会除暴安良，也曾抓获一些杀人、抢劫、贩毒的犯罪人员。但在工作中也出现许多不和协的事情，令我十分痛苦。那是1996年的事情，我接到报警在“富丽华娱乐中心”有人被捅伤，当时我们赶到“富丽华娱乐中心”时，看到伤者身重4刀浑身是血躺在娱乐中心的大堂地上，周围战着6个身穿黑色西装的保安，当时还没等我说话，这6名保安却先让我把这个被捅伤的受害人带到警局先拘留，我感到莫大的羞辱和困惑。后来我的队长赵绍忠也赶到现场，并命令我带那个受害人到公安医院做包扎，然后拘留。我当时恨不得有个地缝我就钻进去，我哪是什么保护市民安全的警察啊，我这成了什么了！后来我才明白，因为当时我并不了解“富丽华娱乐中心”的背景，原来“富丽华娱乐中心”是我们天津市市委常委兼和平区区委书记刘英的妹妹刘莉开的，众所周知中国是一个社会主义国家，她是坚决不允许开妓院的，而“富丽华娱乐中心”里面竟是明目张胆的开设妓院，就连当时的市委 书记高德占都去光顾过（后来就是因为到“富丽华娱乐中心”嫖宿妓女被免去市委书记调回北京），北京一些高干及中央首脑的公子少爷也经常光顾此处。我不忍心将他拘留就让赵绍忠队长喊来另一个警组接手此案，后来这个受害人真的被拘留了15天，罪名是扰乱公共秩序。
其实这个受害人是到“富丽华娱乐 中心”找他的女儿，他的女儿正在上大学，每到周末他女儿都会回家，可是近半年一直没有回来过，后来他女儿的同学告诉他，他女儿每天下课就去“富丽华娱乐中心”在那卖淫接客，让他到“富丽华娱乐中心”去找他的女儿。这件事对我的打击很大，我对自已的前途感到了迷茫。我不知做好人和做个好警察如何统一起来。
3、无奈被卷入对法轮功的政治斗争中
1999年举世瞩目的“4.25”事件爆发了。事件的导火线，发生在天津，而我，一个人民警察，正是这次事件的亲眼见证人。
4月初开始，我们接到上级领导“秘密注意法轮功动向”的通知。
1999 年4月11日，在北京的南大门城市天津，有一份教育学院发行的面向青年的杂志。当时这份杂志刊出了一篇攻击法轮功及其创始人的文章，作者何柞庥是中国科学院下属研究所的成员。他是中国少数反法轮功反气功的激进份子之一。他们把气功中的所有超常现象如以耳识字，人可以在空中飞行，无需药物而恢复健康，感知另外空间的生命等等一概视为反科学、迷信和骗局。他称炼法轮功致人得精神病，并暗喻法轮功会像义和团一样亡国。何祚庥的言论刺伤了广大法轮大法学员的心，于是一些学员前往天津市教育学院及其它相关机构反映实情。
而此时我们全部接到市局命令，全部赶赴现场实行交通管制，封锁消息，包围法轮功学员。4月23日，300多名防暴警察被调动到这个地区，并殴打、逮捕了45名法轮功学员。部分群众直接去了市政府，市政府领导表示，这个问题他们解决不了，要解决得上北京。学员乃于25日转往北京，向更高层的政府当局上访请求解决问题。
当时我也为执行任务而赶到现场时，眼前的场景让我很茫然，我万万没有想到，聚集的法轮功学员并不是手拿凶器准备冲击教育学院，他们全是一些普通的老百姓、下岗职工，无钱看病的以及年迈的老人，我当时就想不能伤害他们，然而这种场景并没有持续多久，经过二、三天的对峙，警察开始清场，不管年岁多大、身体多么有病一律挟离带走，强行驱散，对重点的几个人被分别带到各个派出所进行审查、登记。后来我才知道只要登记是法轮功练习者的，不管你今后怎样都将记录到你的档案中，这将影响到你的余生和你的所有家庭成员等等一切福利待遇。
我还知道，当天在天津市教育学院周围的大楼上都架好了密录摄像机，把在场的5千多名法轮功学员的形象全都录了下来。
1999年4月25日后，政府加强了资讯收集工作及镇压前的准备工作。这时公安局的职能部门、政保部门、国安局中的宗教事务部门都动起来了。7月份，上级传达7月18日取缔法轮功消息，并通知此消息将在中央电视台播出。后来传因高层意见不一致而没有播。7月20日前单位组织层层级级开会，布署、统一思想。会上传达总书记对法轮功的几句论述，说取缔法轮功不要再等，不要什么依据，否则亡党亡国等之类。7月22日，中央取缔法轮功的新闻终于播出，单位组织全体人员收看。这时我开始注意法轮功。
7月20日夜11点钟，呆在家中的我被BP机急传回派出所开会，传第二天早上有大批法轮功学员要进行上访，上级要求我们连夜在所里待命。凌晨5点钟前，我们就到了执勤地点：市委正门门口。在市委、市政府，我们全局的干警分成两部分，一部分是警装，正面执勤，一部分为便衣，乘机混入集合队伍，起反面宣传作用。同时上级要求，要严守工作纪律和秘密，与法轮功学员划清界限。凌晨5点钟，我们各自进入岗位。8点钟，大批学员来到市委、市政府门前站成双向2排，请愿上访，问为什么取缔法轮功。市委信访办的领导走出来，告诉时任公安局现埸指挥负责人周岚山（市局常委：主抓政治保卫工作）不予对话，对法轮功学员先劝其解散，不走者，强行驱散。这样，周岚山总指挥下令，驱散人群。我没有执行命令，而是进入市委大院和几个被强行带来的上访者交谈，谈论了许多人生、现实、社会、健康方面的问题。这是第一次法轮功给予我的深刻印象。那天出动了几十辆大客车将法轮功学员拉走、驱散，对主要者则予以治安处罚。
“7.20”过后是全市公开秘密相结合的调查登记过程。上级要求各派出所对法轮功学员登记造册、上报（重点收集4.25、7.20、7.22的参与者）。并要求练法轮功的学员写下保证书不再炼功，不写保证书的一律送进街道政府开办的学习班或者予治安拘留处理。凡是被登记造册法轮功学员本人及其亲属都将在升学、就业、子女参军分配、社会养老等方面被剥夺了重重权利，苦不堪言。有的单位只要是被定性为法轮功的人都会命令其下岗。
“7.20” 之后，为确保建国50年大庆时北京的安全与稳定天津市进行了对法轮功人员的大搜捕，此次行动主要由天津市市公安局第一处（政治保卫处）策划行动方案。国庆节前期，全国各地大批法轮功学员自行租车去北京上访，北京进行大范围遣返。当时，由于法轮功学员被抓获后均不讲真实姓名和来自何地，令中央610办公室十 分恼火，就命令公安部610办公室按人数划分。当时给天津市公安局移交有数百名法轮功学员，由市局一处按区划分，再由各区局划分到派出所接回审查。各派出所抽人到分局就像认领牲口一样，分到哪个派出所，哪个派出所就用麻绳将法轮功学员的脖子套上牵到车里，令其跪在车上。带到我们所里的是三个女学员，大约都在四、五十岁的样子。她们三个人全部由所里的刑警组去审问，在这十几天的审讯中，我每到所里去上班都能听到惨绝人寰的喊叫声，我想去制止可是所长有规定， 不是刑警组的人一律不许进入。后来我听刑警组的同事告诉我，他们接到命令要不择手段让法轮功学员张嘴说出姓名和家庭住址。
2000年中国新年，天津市市委市政府为了强化对法轮功学员进行控制，防止其进京上访。规定由单位、街道、公安局三方成立了洗脑小组，由政府办“学习班”，把法轮功学员强制集中在一处洗脑，并且要收取一定的学习费，当时影响极坏。我和部分政府人员对此表达了不满。我们认为取缔法轮功是浪费人力、物力、财力。他们就是想健身，行善，为什么不由他们炼呢？
4、被动成为国保人员，全面接触各种信仰人群
2000年10月，由于中共中央为了加强政治稳定，而将各地的公安局政保处（天津市公安局第一处）提格升为二级局（相当于副局级），即现在的国内安全保卫局，将原政保处和610办公室工作合并起来。滑稽的是虽然它是市局单位，但在从基层往上报名申请调入的却寥寥无几，这时悲剧发生了，市局要求各个分局用电脑抽调，电脑抽中谁，谁就必须到市局国保局报导，否则按辞退处理。不幸的是在这个人人都不愿意去的单位，我被这一台机器抽中了。
为了养家糊口,我来到了这个新组建的天津市公安局国内安全保卫局工作，直至2005年2月我逃出中国前。我主管过法轮功、及各种被中国政府定为邪教的教派工作。
因为各省市公安局国内安全保卫局是为了维护国家和社会稳定而新成立的单位，所以中央和公安部对各地国内安全保卫局调拨的经费非常充足，从而给这些局长政委， 尤其是分管610办公室（国保局反邪处）工作的赵月增副局长经常以办公的名义索取活动经费，大发了一笔财。1999年以前，赵月增原在天津市公安局办公室任副主任（副处级），后来他先后找人在公安部上层活动，打通关系，立下保证到死‘效忠’共产党后，‘荣升’天津市公安局国内安全保卫局副局长兼610办公 室主任（正处级）的位置上。
那是2001年10月3日天津市公安局网路侦查处发现有法轮功学员绕过网路安全遮罩登录境外“明慧网”，他们将这一情况通报给了国保局610办公室的警察，国保局610办公室一队（法轮功现案队）负责侦破此案，他们请求天津市公安局第一处（技术侦查处，原第十四处）协助进行监听、跟踪、秘密搜查、秘密抓捕。年底此“103”专案被公安部列为部级督办案件。
5、目睹无辜母女惨痛遭遇，令我心陷万丈深渊
2002年年初，“103”案件开始抓人了。在这一天里抓住了79个法轮功学员，另有2个人跑掉了（其中一个叫徐子傲的女孩才13岁，她母亲孙缇也在此案中被抓， 一个13岁的孩子就这样流离失所）。2002年2月的一天晚上，我接到单位电话，让我赶回单位陪同一名法轮功学员看病。我赶到单位开车和另外一名女民警前往天津市南开分局看守所，当我们二人到达南开分局看守所（天津市南开区二纬路）后看见法轮功学员孙缇坐在提讯室的凳子上，眼睛被打的成了一条缝，当时审讯她的警察是国保局610办公室二队的队长穆瑞利，当时他的手上还拿着一根带有血迹的螺纹钢棍（直径1.5公分），审讯桌上摆有一个高压电棍。我们进屋后就请穆瑞利出去了，法轮功学员孙缇一下子哭了出来，她要撩开上衣让我们看，因为她是个女人，我就说等我出去，孙缇说不让我出去，就让我看看后背，她转过身去撩开上衣，我被惊呆了，她的后背几乎没有皮肤颜色了，全是黑紫色的并且有两道长约20公分的裂口，鲜血在慢慢的往外渗。
过了一会国保局副局长兼610办公室主任赵月增也来了，但让我没有想到的是，他命令我们不许向任何人讲这件事，让我和那位女民警带她到拘留所医务室上点药。一连一个多月我们每天都要给孙缇上药，在和孙缇接触的这段时间里，我几乎天天都要听到她询问自己孩子的下落，也告诉我们法轮功对做好人的理解。当时我的心都碎了，我知道他们都是好人，我更关心的是她的孩子，一个13岁的孩子没有父母在身边，又不能到亲戚家（因为徐子傲的所有亲戚全部被监控起来了），她在外面吃什么、睡在哪呢？我后悔没能阻止。我内心焦躁不安，泪水夺眶而出。
有关这母女俩的不幸遭遇，明慧网上也有如下报导：
“呼吁紧急求援15岁小女孩及其母亲
http://search.minghui.org/mh/articles/2001/12/3/20808.html
【明慧网2001年12月3日】徐子傲，15岁，家住天津市大港区胜利街前光里18栋1单元1楼3门。今年五一为抵制当地派出所及街道为她一人办的洗脑班从家中流离失所。于2001年11月8日在天安门城楼下被抓，在平谷县被非法关押绝食近5天，于11月13日被释放，明慧网曾有相关报导。其母亲孙提因修炼多次被大港区警察骚扰，抄家，两次在家被抓，两进两出拘留所。明知天津正将她非法通缉，仍坚持讲清真像救度世人。徐子傲与母亲孙提于11月21日晚，在天津大马路上被便衣警察认出遭到绑架。至12月2日已被非法关押11天，不知这些天中小女孩与母亲将要承受怎样的折磨。同时她们租住的房子中的电脑被查抄，房子竟被没收。
在被抓前母女俩曾预感危险将至，但她们没有退却，一往无前讲清真象，坚定在法上相信师父的安排。孙提与徐子傲被抓前都表示，如被抓要像以前被非法关押时一样，绝食抗议。
目前孙提及女儿被非法关押在天津市公安局，直接责任人为天津市公安局610办公室。再度呼吁世界上所有善良的人们，行动起来营救中国大陆小弟子及其母亲，共同清除这场无休止的迫害。
过了大约一个月时间，一天上午，市委副书记兼市委政法委书记宋平顺（原天津市公安局局长）来到局里，对这一事件如何处理对国保局几名领导做了指示：1、对法轮功是一项艰钜政治任务，不怕流血死人；2、做好保密工作，防止出现泄密，造成国际影响；3、各级纪检监察部门对法轮功人员出现的死伤不要介入调查。一切以大局为重。同时他举了天津市双口劳教所把法轮功学员打残后被境外“明慧网”刊登的例子，所造成的国际影响。
天津大法弟子孙提屡遭迫害生死不明
http://search.minghui.org/mh/articles/2002/4/29/29261.html
【明慧网2002年4月29日】大法弟子孙提于2001年11月21日在天津被和平派出所警察绑架，送至大港看守所，在审讯期间警察曾连续几天不让睡觉，后天津市公安局来人，因孙提不配合邪恶，被市局的人用脚踢小腹，手用力砍打脖子，并上背铐，使她一只手的手指几天之内都无知觉。警察威胁说：你在这不说，带到市局有的是刑具等着。还说什么：为了抓你，我们采用了最先进的监控设备，并在你的住处周围布下了五百人。孙提每次早上被提审都到半夜才让回来，虽然这样， 她仍坚持炼功学法，并向周围人讲清真相，当时便有一人提出要学炼。后来市局的人放出风来说要带到市局去，孙提便写下遗书，证明自己决不会自杀，如出现危险 一定是邪恶之徒的迫害造成的。（下附遗书）
此后孙提被送到南开分局，具知情人讲，在南开分局时，孙提曾一度绝食抗议，并遭灌食和背铐折磨。但仍向提审的人洪法，市局的警察由开始的态度蛮横到后来的态度好转，证明了大法弟子正念的作用，每一个接触到她的人，都认为她很温和、善良。接着孙提又被送到天津第一看守所，非法关押至今，无任何结论和消息。据大港区610的刘弘琦讲，孙提被判了十年，扣上一个莫须有的罪名，但至今并未通知家属，希望知情人士能够提供线索。在五个月的非法关押期间，无任何音信，以上材料也是几经周折才得到的，但对孙提现在的情况却无从知道，望见此文的大法弟子齐发正念，铲除天津市的邪恶因素。
遗书：
傲（其女儿小名）：
市局的人要把我带走，说要用刑，如果我在此期间出现任何危险（包括死亡），一定是他们造成的，我决不会自杀，一定要将他们的邪恶行为曝光。
大法弟子：孙提 2001年12月
（英文版：http://www.clearwisdom.net/emh/articles/2002/5/2/21588.html）
俩母女的遭遇和我亲眼目睹的惨状常常在我的梦里出现，令我彻夜难眠，更对中国的前途，和我作为一个警察的前途充满绝望。后来得知孙缇被判刑7～10年，至今生死未明。
6.同情科学家老人，向中央电视台说真话遭打压
2003年中国新年后，天津市公安局国保局接到一项特殊任务，由610办公室一队石何队长带领四、五个警察前往河北省石家庄市办案，等他们回来时我看见在审讯室里用手铐吊铐着一位头发灰白的老人，后来我才听说他是河北省一位副厅级干部叫景占义，后来中央电视台记者来到国保局，听说来采访景占义，给国际社会看看一个副厅级干部是怎样悔过的。
那天采访时是在国保局精心策划下进行的，因为我当时就在门外，我听见国保局副局长赵月增对景占意说一定按照他们提供的台词去说可以给他减刑，否则就再加一条叛国罪，判他无期徒刑或秘密枪决。可怜的这位老人在他们的淫威下答应了他们的要求，上了电视，去无奈的批判法轮功。后来他被判处有期徒刑七年。
就在中央电视台采访的当天，这位记者从采访室出来时正好碰上我，她直接把话筒递到我嘴边，问我对这件事有什么看法，他可能想再编点素材，而让她失望的是，我回答的是“这不是谎言吗！”这个记者听后愣住了，我没理她转身就走了。
谁曾想这个回答给我带来了无比的精神痛苦，这件事过去两天，副局长赵月增找我谈话，问我那天记者采访我，我说的“谎言”是什么意思。我当时就直言不讳的说你为什么要威胁景占义，他拍案而起说我要造反，我深深地知道在那种环境下我是在以卵击石，我就一言不发，他让我想清楚写好检查再工作。
就这样我被关了禁闭，他们把我关在天津市公安局七处看守所（这里有市局禁闭室专门用来禁闭警察的），当我走进禁闭室的那一刻起，我的心彻底绝望了。
那是我第一次被关进禁闭室，也是唯一的一次，那是一件间只有10平方米的小屋，没有窗户，高高的屋顶上有一盏24小时不灭的日光灯，在屋子的角落里有一个马桶一直在泛着臭味，在中国北方的天津2月里是非常寒冷的，而在这间禁闭室里没有任何取暖设施，我就是在这种环境下生活了将近一个月，当我走出这间禁闭室的时候，我的双手双耳都已经被冻坏，手肿得像个馒头耳朵被冻得不停地流脓水。在这30天里我不能给家人打一个电话，我被他们在精神上和肉体上折磨的几近崩溃的边缘。为此我就一言不发，一个认错的字也没写。终于有一天我被稀里糊涂放了出来，后来我才知道，他们是低调处理，怕我将来把以前法轮功学员孙缇被打等等一系列丑事说出去。
自从我出来后，我就被安排到了收发室天天就是送报纸送信，干一些杂活，直到出逃出国前。而我的未婚妻也为此事受到极大的精神打击，当他们把我关进禁闭室后，未婚妻和我的母亲、哥哥打电话或到单位都是找不到我，他们告诉她我去外地执行任务去了。当时我身心皆碎，他们不讲事实，欺骗世人，就连他们自己警察的家属都要欺骗，还有什么他们做不到的呢！！！天理何在！
7.逃出牢笼 向往民主自由
在中国，警察是不允许出国的，要出国得过保密期（在国保部门辞职后需过5年），否则按叛国论处。这样，我办护照成了一个大难题，因为不敢惊动单位。我找到我的朋友把户籍上的工作单位迁到了别的单位，就这样我于2003年1月顺利的到外管处拿到了护照。
2005年2月我终于申请并拿到了澳洲旅游签证，我从签证下来后就开始准备东西，我于2月14日早上九点赶到北京机场，乘当日飞机前往中国深圳机场，晚上6点30分出关前往香港。
在出深圳边防检查时我害怕安检过不去，因为我身上携带的MP3里存有大量关于中央镇压法轮大法的文件，同时打电话告诉家人，如果7点30分我没往家回电话， 就意味着我通不过边检，出事了。在提心吊胆中，我带未婚妻登上香港飞往澳洲的航班，于今年2月15日早晨踏上这块充满美丽自由民主的国家的土地。
现在，单位已发现我失踪了，就已经向我的家人施压，让我回单位，并许诺说回来什么都好办，最恶毒的是他们同样到我未婚妻家中骚扰恐吓。我知道我们不能回去。他们会用极卑劣的手段来对付我们。我给单位的辞职信他们不接受，而是将我开除。他们还威胁我和未婚妻的家人，叫我不要“在海外乱讲话”，否则小心家人。
家里人也不让我往回打电话，因电话被监听了，就连我未婚妻家的电话都被监听了。我只有把电话打到哥哥单位。在电话中，哥哥不谈家中的情况，只是给我报平安。但我知道他们会面临的困难和危险。我为给年迈的母亲、我的全家和未婚妻的全家带来这样的痛苦而内心日夜不安。今天，他们等于失去了亲人，在他们的有生之年，我们还能见面吗？
8.受《九评》、陈用林感召，决定挺身伸张正义
我清楚中国政府不会轻易放过我和我的家人，但到澳洲来以后，特别是看了《九评共产党》后，我感到他深深打动了我，他里面所写到的一些文章和事例，我在国内有看到的也有没看到的，但作为普通中国老百姓是看不到这些文章的。他所讲的中国的一些黑暗面也好，揭露的都是事实。看了九评之后我就想走出来。
几天前，在墨尔本的“退垮中共，勿忘六四”公众集会上，我得知中国驻澳大利亚领事陈用林公开站出来揭露中共渗透海外的黑幕后，深受鼓舞，我认为陈用林作为一名中共的外交官能作出这样的选择，我为他感到自豪和骄傲。遂决定站出来用实际行动声援陈用林。
这里我想说，中国政府在说谎，谎言来自政府，“新闻”是由政府一手炮制的。然而那一幕幕血淋的自杀和杀人的场面，迷惑了世人的头脑和双眼。共产党奉行的是希特勒的“越大的谎言越有人相信，阴谋诡计不会得逞，因为得逞的就不叫阴谋诡计”的逻辑，蒙骗受害的是不知真相的世人。
我庆幸我又找回我的人生座标，我已认定，对正义的追求，是我永远追求的人生目标。感谢我的家人和我未婚妻的家人所给我们的勇气与力量。感谢一切帮助我们救过我们的好心人。
第三位中国官员出走
一名中国国家安全局的高级官员在澳大利亚得到政治庇护。澳大利亚首都地区前总检察长说，这位官员在目睹一名法轮功学员被毒打致死后决定申请庇护。而在他之前，已有一名中国外交人员与一位自称为前国安官员的中国男子诉请留在澳洲。
路透社报导，柯莱尔瑞(Bernard Collaery)律师在澳洲ABC电视台的夜间节目中表示，一名宣称曾在自己服务的警局内目睹国安探员将一名男子殴打致死的中国高级警官，已获澳洲核发庇护护照。
柯莱尔瑞表示，中国从事秘密警察活动的一个特务分支机构，即610办公室，他亲眼目睹了法轮功学员被拷打致死。让他的当事人感到恐惧，决意向澳洲寻求政治庇护。
这名中国官员证实了原中国驻悉尼领事馆高级外交官陈用林和中国安全部门官员郝凤军关于中国向海外遣派秘密工作人员的说法。
据澳联社（AAP）等外电6月9日报导，在堪培拉的著名律师考勒瑞（Bernard Collaery），详细述说了这位匿名人的故事，在他质疑中国安全部门对持不同政见人士的酷刑之后，他出逃到澳洲。
出逃的起因是，他在当地警察局亲眼目睹了法轮功学员被拷打致死。
“在警察局他听见击打声，他上前干涉，但被命令走开，然后他回到楼上自己的办公室，”考勒瑞先生告诉澳大利亚广播公司（ABC）的“最新节目”（Lateline）。
“他的良心被触击， 并回到楼下说：‘这必须停止’。”
“然后他看见这位赤裸的人，头靠在椅子上，腿被戳破，很清楚已经死亡，并且他被惊骇。这是压垮他良心的底线，终于他无法忍受了。”
考勒瑞先生说，这个人是中国安全部门的一位高级官员， 但不太可能向公众去说他的故事，因为他担心在中国亲戚的安全。
“他……是一位相当资深的，勤勉的，诚实的，正式服务的安全官员。”
“他提出了值得考虑的异议，在他的警察任期内，对法轮功学员施行了广泛的酷刑，这一阴险的法西斯盖世太保刑具被移植到遍及中国的国家安全程序中。”
考勒瑞先生说，他通过确认死去的人和他的妻子核实过这个人的故事。
“这已经被非常仔细地鉴定过了。”
第四位中国官员出走韩广生
以下是前沈阳市司法局局长韩广生8月5日在多伦多公开演讲，揭露中共迫害法轮功的罪行
【人民报消息】龙山教养院的干警们：
你们好！
也许你们有的已不再记得我，不过，中共一定还记得，特别是最近，当我站出来揭露中共邪恶本质后，我已成为中共的黑名单上的重要人物了。我离开祖国已经四年了，但许多往事是我永远都不能忘怀的，一切历历在目。我思念我的故乡，思念我的亲朋好友，思念我的一起工作过的同事们。虽然我很想回去看看大家，可是由于大家都知道的原因，只能给你们写信了。
我之所以毅然决然离开中国，坚决辞职退党，就是不愿意再做昧着良心的事。最主要的一个方面，就是不愿意再参与镇压法轮功。在出来的几年中，我对海外的法轮功有了更多的了解，我庆幸选择了一条光明大道。
或许你们还记得，龙山教养院关押法轮功之后，我经常前去视察，直接与很多法轮功学员交谈过。他们的善良言行和遭受的无辜迫害使我良心受到冲击，他们都是社会的最基本的群众，本分守法，都是“良家妇女”（注：当时龙山教养院关押的都是女性法轮功学员）。他们信仰法轮功、遭受迫害而进京上访，并没有违背宪法和法律。但他们却不经任何法律审判程式，就被抓起来，从剥夺了人身自由，到剥夺思想和信仰的自由。我想，你们一定也会有同感。特别是近几年直到现在，迫害还在继续和加剧，你们一定得手下留情。当初我坚决主张不允许虐待法轮功学员。也许你们还记得，在2000年7 月15日，15岁的小女孩韩天子因为不愿意与法轮功“决裂”而被电警棍电击，我得知后非常生气，予以严厉批评，并将当时的主管副院长调离了龙山。可是在我离开中国后，我从海外媒体上看到了不少龙山教养院持续残害法轮功学员的报导，最骇人听闻的就是高蓉蓉被电击毁容直到被虐杀事件，使得沈阳司法局及龙山教养院臭名昭著，在国际上造成了很坏的影响。
出来后才了解到，法轮功在海外是受到政府和民众欢迎的，而西方大多数民主国家对这场迫害是严厉谴责的。也许你们已经知道，加拿大已经把中国的公、检、法、司系统认定为中共迫害人权的帮凶，也有许多参与迫害的中共官员在海外被告上法庭，一些人已经被判定有罪。
同中国的法轮功学员一样，海外的法轮功学员也是一群最善良的人。而最让我感动的是，他们一切为别人着想的境界。他们所做的一切都不是为自己，要是中国人人练法轮功，那我们的司法部门都不需要了，然而不幸的是中共选择了用镇压手段来消灭法轮功，这是违背天理的，虽然中共为了欺骗舆论和民众，制造了很多仇恨宣传，意图让你们放手镇压，这是阴谋。所以中共招徕了人神共愤，退党浪潮已达400 万，看来中共的末日不远了。
作为你们的老局长，请听我一句肺腑之言：做一个有良心的干警，不要为虎作伥，不要虐待善良无辜的人。迫害法轮功是中共继“反右”、“文革”、“六四”之后，又一次大规模的对人民群众的镇压，是中共和江泽民不惜冒天下之大不韪的倒行逆施。中国有句老话：善有善报，恶有恶报；不是不报，时候未到。请你们及早认清中共的一贯邪恶本质，在重大原则问题上一定三思。
江泽民时代已结束，胡锦涛正在十字路口。中共即将被历史淘汰，不要当中共的殉葬品，请赶快退党，停止一切罪恶。
韩广生写于多伦多
2005年8月31日
(http://www.dajiyuan.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