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的國家安全部是中國政府唯一對外公開承認的情報机關，也是中國情報及治安系統中，政府參与層面最廣的一個單位。國家安全部是在1983年7月，由原中央調查部、公安部兩個主要單位，以及統戰部、國防科工委等部份單位合并而成，是一個針對他國之國家資源做全面性諜報工作的情報組織。
國家安全部的任務角色，主要是執行中國政府對于世界情勢的掌握為重點，除了廣泛收集各國的軍備動態之外，對于各國對于中國政府所采取的態度，以及該國對中國的經貿前景等，均列入情報收集的范圍。因此，一般外界預估整個國家安全部分散在世界各國的諜報人員，人數絕不會低于4万人，其中絕大多數是以新聞工作者、學者、商人，甚至以政治流亡人士做為身份掩護，以進行一國的國家資源搜集工作。不過，國家安全部分散在中國大陸內部的「偵察員」，總人數也在五万餘人，因此國家安全部是中國國家机构中，一個「里外通吃」的超級情治單位。
國家安全部對于他國的軍備動態极為重視，但在執行情報搜集的過程，卻与屬于中國解放軍方總參謀部的第二、第三部所做的工作迥然不同。因為國家安全部所派出去的諜報人員并不具備任何軍事背景，絕大多數也都沒有在解放軍中服過役，因而外界對于這些缺乏軍人气質的人，并不會直覺的加以警覺或防范。
由目前已知的情資研判，國家安全部每一季均會依國際情報人員的「慣例」及「傳統」，將新舊任駐外的情報工作人員名冊傳送至當地國，以做為國際情報市場的「禮貌行為」。不過，列名在這些名冊中的正牌或所謂「合法」（LEGAL）諜報人員，事實上根本就是以駐外使館或少數短期滯留該國的軍事交流人員為主，完全無益于該當地國的反情報工作，只能算是一种國与國之間的情報默契。而且中國方面也時常出于「善意」，凡是「合法」（LEGAL）諜報人員，都統一依照英譯音而改姓「李」。在另一方面，由國家安全部所付与任務的地下諜報人員，卻以各种可能掩護的身份向外積极拓展情報來源，這批學有專精的民間人士多半具備了一個并不起眼的身份，其中尤以學術上具備科技專長的學者的比例最高。
另外對于新聞媒体的相互交流工作，也呈現積极的態度。只不過在我國，由于國內多數新聞工作者并未具備國家高層技術之專業研究，因此由中國國家安全部所指派的傳媒，來台搜集情報多半徒勞無功。此外，國家安全部也培養一批專以至外國做臨時工的勞工，每人付与一項簡單的工作，例如在某重要路口計算政府高層人士的交通習慣等等。
由于國家安全部所派遣至外國的情報人員數目极多，且「流動率」也很大，造成各國對于來自中國的人士，均會相對產生一种避免接触的現象，同時由中國政府所提供的「合法」諜報人員名冊，又是常常虛實不定，使的當地國往往要耗費巨大人力去「盯哨」，但總會發生一位訓練有素的反情報人員，卻長期對一位根本就缺乏警覺的平凡中國人進行追蹤，平白浪費优秀人力。而這也是國家安全部的「人海戰術」之一。
如同中國解放軍總參謀部的情報机构，國家安全部所編制的單位亦极為眾多，由最新的情資顯示，屬于國家安全部管理的下游單位在15個部門左右，主要包括了技術局、外事局、特勤局、港澳局、台灣局、交通局、訓練所、計划局、保衛局、通訊局，以及內政局等。
較值得國人關切的是台灣局以及訓練局。這其中尤以后者更為适于成為對外滲透的管道，因為由國家安全部所直屬的訓練局，是由國際關系學院、國際政治學院以及現代國際關系研究所等三個「學術机构」所組成，而且每一年均參与北京地區普通大學的招生活動，一般外界并不了解這是屬于中國國家安全部的直屬學術机构。這些學術机构并定期發行「現代國際關系」雜志。
由于國際關系學院及國際政治學院對于來自台灣的報考學生有其一套內部的評分標准，因此是否也在同時「甄選」情報員，則是一個無法証實的情況。尤其是諜報工作對于來自台灣這個富欲國度的人民而言，「尋求刺激」以及「好奇」兩大誘因，可說是中國所賴以甄選的法寶。但是，并非所有進入這些學校的學生均是國家安全部的當然情報員，而是只有部份具有「特异」的學生，才會被國家安全部所賞識，至于何謂「特异」，恐怕是除了當事人之外，是沒有人可以証實的。
而台灣局的工作，則是針對台灣內部大小事務的資訊處理為主。每天上午10時，國家安全部便會將台灣各大小媒体的政治、經濟、軍事、民生、社會動態等，匯編成冊，并且立即研判有關政治、軍事及經濟等三大類資訊，以做為每天下午3時30分，由國家安全部總部舉行之內部信息報告的主要內容。事實上，台灣局的主要活動內容，是以收集國內各重點媒体的訊息為主，其原因不外是因台灣的媒体市場不但已面臨飽和，同時政論性文章又比香港來得有看頭，最主要是具備第一現場的真實感，且又沒有香港媒体大篇幅對名人私生活的報導，這對保守的高層，是一項堅持教條的明确象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