甫卸去克林頓政府的美國國家安全會議亞洲部主任李侃如 (Kenneth Lieberthal)于3月1日在布魯金斯研究所 (Brookings Institute) 的電子版刊物上撰文”美國對華政策 (U.S. Policy Toward China)”。
從文章的主導思想來看，李侃如仍然主張對中國采取”接触對話”政策，反對”圍堵”政策，盡可能的迎合北京當局的意愿來制定美國對華政策。
李侃如對布希政府提出六點建議，筆者持不同看法：
李侃如認為，”一個現代化的、改革心態的、一個可以和美國合作，可以在區域及全球事務上有建設性作為的中國的出現對美國和亞洲國家都將受益”；而”一個衰落的中國更具威脅”。這些觀點在理論上和良好愿望上都說得過去。但是，一旦中國真正強大了就一定對美國和亞洲國家有利嗎？不見得。因為中華人民共和國仍然是由中共一党獨裁專政統治，人民對政府無選擇權，人民無權影響最高決策；中國大陸又是在狂熱的民族主義情緒影響下，可能會采取狂熱而意想不到的行動。今后中華人民共和國強大了，如果仍由中共一党獨裁專政，作出違背美國和亞洲國家利益的事，筆者不會感到奇怪。
李侃如主張維持”一個中國”政策，降低台海緊張。這在理論上是對的。但何謂”一個中國”，北京認為”一個中國”是中華人民共和國，台灣認為”一個中國”是中華民國，而周恩來和尼克松簽署的一九七二年《上海公報》也提及”一個中國”，美國并沒有明确指明兩岸誰代表”一個中國”，但到了克林頓政府時代，”一個中國”似乎就是中華人民共和國，台灣几乎快成了中華人民共和國的一個省。這是違背歷史和現實的。如果一味遷就北京的”一個中國”，台海兩岸緊張關系不可能得到緩和。美國對”一個中國”的政策仍應回到1972年《上海公報》的立場，”一個中國”問題應由兩岸政府自行和平協商解決。
李侃如主張，美國對台軍售問題應由布希政府促成北京和台北達成武器裝備協議，以限制兩岸武器裝備競賽，這是一個美好的愿望。但事實上，中國人民解放軍部署攻台的導彈逐年增加，估計到2005年將部署1000枚M9和M11導彈，大批購買和自制SU-27和SU-30戰斗机，估計到2005年這兩种戰斗机將有400架以上，繼續購買和自制先進的水面戰艦和潛水艇，這种發展趨勢必將打破台海兩岸軍力平衡。在未達成兩岸軍武器備協議之前，美國協助台灣安全的最好辦法是出售先進武器給台灣，以維持台海兩岸軍力平衡。防止台海戰爭的主要因素之一是軍力平衡。
筆者認為，美國對華政策應該是”對話和圍堵并用”。對話的目的是華盛頓給北京一定的經濟、技術和資金利益，以換取中國大陸市場的開放，并在各种觀念、法規、管理等等方面將中國大陸引向國際社會，并在國際范圍內對區域安全、生態環保、反毒和反愛滋病等利益与共的問題合作。華盛頓和北京遇到利益衝突的重大事件盡可能高層協商，但如果高層協商不通時，就應用”圍堵”的手段。”圍堵”的手段應包括政治、經濟、軍事和外交，其最終目的是把中國引向民主社會發展，遵守《世界人權公約》，國際環境保護條約，及國際社會公認的准則。一旦中華人民共和國真正走上了民主大道，和美國真誠合作，則也無”圍堵”之必要了。
李侃如之所以仍堅持他的”美國對華政策”的思路，其根本原因是他沒有深刻体會或沒有真正認識到中國共產党的本質。中國共產党的本質是极少數人專政，甚至在特定時期是一人專政，并且帶有狂熱的民族主義和大國沙文主義的色彩，要在亞洲稱霸。面對這批迷信武力打天下的狂人，僅僅靠對話就可以讓世界太平了嗎？不可能的。最新的例子，北京和莫斯科將要簽訂合作條約，其目的是對付美國，北京協助伊拉克提高軍力，北京放任北韓發展遠程導彈，其目的仍然是對付美國，2001年人民解放軍軍費增加17.2%，其目的是對付台灣，而專家們估計人民解放軍的實際軍費要高出兩三倍之多。既然現實如此，為什么不可以在”對話”的同時運”圍堵”的手段？
筆者高興地看到布希政府正在調整華盛頓對北京的政策，這個方向是正确的。不能讓北京當局為所欲為，僅靠良好的愿望世界是不可能太平的。
2001年3月9日 洛杉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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