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紀元3月21日電】李安導演的《臥虎藏龍》包含了不同的文化因素，觀眾的核心感情也不盡相同；華人情操則触動了不同人种。
最新一期亞洲周刊報道，李安導演的電影《臥虎藏龍》去年底在美國上演，至今已經打破所有外國影片的賣座紀錄，并且得到今年金像獎的十項提名（包括最佳影片和導演），好評如潮，雅俗共賞，据說甚至連美國婦女也特別喜歡這部「功夫片」（美國人把一切古裝、武俠、拳腳影片都叫作功夫片）。然而，此片在亞洲各地卻賣座平平，在香港首演時，廣告宣傳甚至打入郊區沙田的新城市廣場，近日重演，票房仍不太理想。据該片制片人說，在台灣和大陸賣座不錯，不知情況确否。
這給我一個不大不小的啟示，也使我覺得對于影視文化的分析──作為學術界所謂「文化研究」最重要的一環──确實越來越复雜，特別是「全球化」浪潮席卷商品世界，一部作為商品的電影，和它所生產和消費的地區流動關系，實在值得作「跨科際」和「多元化」的研究。然而，僅是賣弄理論名詞無濟于事，學者在自我建构的理論中可以自鳴得意，但我認為一切理論應從實際開始，所以先談談對于這部電影的實際感受。
去年夏天在香港初看《臥虎藏龍》，記得自己坐在又一城商場的電影院里，觀眾不少，但相當安靜，觀后看到不少學生靜悄悄离場，反應不夠熱烈。与康城影展觀眾在看完飛檐走壁那場戲后全体起立鼓掌的盛況，真是不可同日而語。為甚么？我當時也覺得□异。
也許，對一般習慣于暴烈的動作鏡頭的香港觀眾而言，這根本不是一部武俠片，确實不夠刺激。其實，李安的作風一向以溫柔著稱，從不暴烈，所以此片可能以意境取胜，只不過以武打片的形式表現出來而已，特別是周潤發和章子怡在竹林比劍的一場戲，應該是全片的高潮。我看到此情此景，不禁想到老友胡金銓導演的《俠女》，片中也有一場竹林大戰，遂悟到此片可能是李安向胡金銓致敬之作。香港的几位影評人大多也作此看法。
近日偶閱《紐約時報》周末版，有一篇李安的專訪，美國記者和他同看一部他自己最喜歡的舊片的錄像帶──竟然是李翰祥導演的《梁山伯与祝英台》，凌波和樂蒂主演，大唱黃梅調，在六十年代的确風靡一時。李亦說他小時候在花蓮初看此片，而且和許多觀眾一樣連看數次，而且每看必哭，甚至唬啕大哭，使得座旁悄悄流淚的婦女都覺得奇怪。事隔三十多年，李安在紐約重看此片錄影帶的時候，仍然禁不住淚眼汪汪。他邊哭邊對記者說：「場景鏡頭如何拍并不重要，更重要的是核心感情，一种感動我們的原汁，在于整部片有否從較深的層次上產生效力。你知道，這是一种原始感情，說不出來，也沒有任何字眼可以表達出來。這部影片對我的影響正在于此，此后，我一直想（在自己作品中）重新找到它。」
當然，觀眾或影評家可以不管作者或導演意圖。對我而言，同是這部《梁山伯与祝英台》，我就看不下去。几年前《鐵達尼號》（中國大陸譯《泰坦尼克號》）在香港賣座的情況和《梁祝》十分相似，不少觀眾看了無數遍，而且每看必流淚。也許這兩部片子的賣座成功，都在于李安所說的「核心感情」？但一向感情充沛的我，為甚么觀后竟然無動于衷？
這絕不是一個藝術上高調和低調的問題，而是一种「文化情緒」（culturalsensibilities）──不同的人，在不同的文化環境中，所產生的不同的文化情緒。
先從李安本人談起。《臥虎藏龍》原著小說他讀過，王度廬小說中的情操可能更近于中國古典武俠小說，和金庸的現代武俠小說不盡相同，當然更异于目前在港台极為流行的日本連環畫──其中暴力和科技的成分最濃。非但如此，問題是何為李安所要尋找的「核心」情操？小說主要人物當然是李慕白，但周潤發飾演的這個角色，是否充分發揮了那种傳統社會中被壓抑的儿女之情？
《時代周刊》影評人最推崇的反而是章子怡扮演的小龍女。与李慕白的收斂正相反，她表現的是叛逆和聰明外露。而李安自己更重視的卻是李慕白這條「臥虎」──和臥在他內心深處的核心感情。也許，美國的女性觀眾更能体會到的卻是楊紫瓊和章子怡所扮演的西方獨立的女性角色，至少她們的武功都不差。年輕人或者更會認同章子怡和張震在大漠中的狂熱戀情──非但毫不收斂，而且近乎一种「斯德哥爾摩心理」：被俘者反而對俘虜者生愛，好像最近的一部占士邦（龐德）電影也是以此為主題。
如果這部電影包含了不同的文化因素，各种不同觀眾的核心感情自然也不盡相同。《臥虎藏龍》的成功之處，可能是李安的這股華人情操反而触動了不同人种的反應。這可能也是他始料未及的。
李歐梵，美國哈佛大學教授。著有《西潮的彼岸》、《浪漫之余》和《上海摩登》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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