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紀元3月21日訊】1月19日，我跟我妻子高瞻博士和我五歲的儿子安德魯.薛訪問中國。我儿子是美國公民，我和我妻子是美國永久居民，正在等待宣誓成為美國公民。
2月11日，在我們返回美國的途中，在北京机場，我們突然被中國國安局拘留。開始，他們用了一個半小時徹底搜查了我們的每一件行李，最后，什么他們想要的東西都沒有發現。但是，他們仍然強行把我們開車帶到离北京机場兩個小時車程的陌生的地方，而沒有對我們做任何解釋。我們三個人被隔离在三個不同的地方，互相沒有音訊達26天，直到我和我儿子在3月8日被釋放。自從2月11日到現在，我一直沒有見到過我的妻子，不知道都有什么事發生到她身上。
在26天的拘留期間，第一個星期，國安局再三地問我几個問題，其后就不再理我了。我被關在一個單人房間里面，不能讀書、看電視、听收音机、打電話等等。他們不停問我的問題是我妻子發表文章（或出版書）的細節和她1995年和1999年的兩次台灣之行，包括她所寫的東西（1997年她拿到了紐約Syracuse大學的社會學博士學位），她研究的資料來源，誰組織和發起的台灣旅行，在台灣她都見了誰。我能想象我妻子直到現在一直會被問同樣的問題。過去海外有那么多的中國人和大陸人訪問過台灣，包括中國高階層的官員，我确實弄不明白她公開發表東西、跟團訪問台灣有什么錯。
當我們被分別拘留的時候，我被告知我儿子被擱在幼稚園。我正式要求他們讓我儿子跟我們兩人中的其中一人呆在一起，或者至少把他送到我父母或岳父母那里，讓他跟他們呆在一起，因為我儿子認識他們。但是他們拒絕了我的反复要求。他們告訴我，見我儿子的唯一方式是告訴他們不利于我妻子的更多的故事。事實上，他們是用我儿子作人質，強迫我說出一些反對我妻子的事情。但是，我從來不相信我妻子會做反對中國政府的任何錯事，我完全相信我妻子是無辜的。
我的另一項要求找律師的正式請求也被國安局拒絕了。他們告訴我他們只是想跟我談談，還沒到我要找律師的時候，但事實上他們在我被拘留的長時間里只是在最初几天跟我談話。
而且，在我們被拘留后，國安局也沒有通知我們在中國的家人，我的美國公司的老板，我妻子工作的學校美國大學。我們的家人和公司至少有兩個星期都不知道我們到底出了什么事，因為我本來應該在到家后給在中國的家人打電話，并且在2月12日，即被拘留的第二天要到公司報到的。因此，我們在中國的家人和在美國的老板都相信我們被綁架了，甚至料想我們可能已經被綁架者殺害了。我的公司成立了一個特別法律咨詢委員會花了几個星期在全中國尋找我們。我們的教堂失去了我們能生還的希望，甚至為我們的全家－當然包括這個五歲的可怜的孩子－在准備一個悼念儀式。大約在2月底，公司終于通過在北京的美國使館發現了事實真相。感謝公司和美國大使館的努力，我和我儿子在3月8日被釋放。國安局只是告訴我，“談話”期已經結束，我必須盡快离開中國。他們不僅沒有對他們對我和我儿子所做的一切道歉，反而迫使我簽署一份書面保証，保証不將這26天拘留中他們做的任何事告訴任何人。他們威脅我，如果我說出被拘押期間他們的所為，將對我仍被拘押著的妻子產生嚴重的消极的后果。我要求在我离開中國之前見見我妻子，至少讓我可怜的儿子見一眼他的媽媽。但是我的這一點起碼的要求也被他們殘忍地拒絕了。
我們被非法拘押之中，有几點要著重突指出：
我妻子一直被拘押，只是由于她進行學術研究活動。她已經被拘押了一個多月，目前仍沒有任何理由和法律手續的被拘押著。
我沒有任何原因和手續的被拘押。作為公司的一個高級電腦系統的經理，自從2月11日，我一直未能工作。這對于我自己的職業和我的公司都是一個巨大的損失。
我的幼小的儿子，一個美國公民，以一种除了那群沒有人性的中國國安局人員沒有人能理解的奇怪的理由被拘押。他的心靈受到嚴重創傷。國安局人員的行為不僅違反了國際人權准則，也違反了中國自己的法律。根据目前中國的法律，國安局人員在他們拘留任何人后，必須立即通知被拘留者的家人或親屬。拘留期不得超過15天。按照國際條約，如果中國政府拘留美國公民，必須知會美國駐華使館。在我被拘押的第一天，我就提醒國安人員就我儿子的處境通知美國大使館，但他們說這不關我的事。然而當我儿子獲釋后，他們卻告訴美國大使館說他們起初并不知道我儿子是美國公民。
我相信，美國是以它的利益來關心中國的人權問題。我們的這個案子，特別關系到旅行、學術研究和交流以及出版的自由問題。
我衷心希望美國政府、美國大學和其它机构盡最大努力來幫助我的妻子，以使她盡快獲釋。鑒于她身体素質差，又有心臟病，我怀疑她是否能度過漫長的拘留期。我也非常擔憂我儿子的精神健康問題，因為他不停地問媽媽在那里。
我強烈要求美國政府、大學和其它机构在跟中國政府進行人權對話時，特別是在中國副總理錢其琛下周訪問華盛頓期間把這件不尋常的殘忍的案件提交給中國政府。我們所要的是旅行自由、學術研究自由和遵照中國法律的合法正當的法律程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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